《曾卓散文》

迟来的悼念

作者:曾卓

从一位友人寄来的羊城晚报的副刊《花地》上,读到了在《诗人伍禾十五周年祭》的标题下刊登着的绀弩前几年写的追念伍禾的三言诗,和贺苏、周敏新写的悼诗。我的心感到沉重。真是岁月如流,伍禾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五年了。我早已应该写下我的悼念,却一直拖延着没有动笔。这些年来,如果要写哀悼的文字,那是不止两篇、三篇的。我都没有写。不是对于战友的忘情,而是我想逃避,不愿让自己又一次沉入哀痛的心情中。但我也并不能得到心的安宁,每一念及他们,就感到愧疚和不安。特别是对于伍禾,以我们的友谊,不应该默无一言,而且他是在那样悲惨的情况下去世的,身后又是那样地寂寞。友人将关于伍禾的悼诗寄来,当是好意。我却从中感到了无言的责备:“难道你不应该写点什么吗?”是的,我应该写一点什么,虽然,只能是简短的……抗战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刚刚开始在报纸的副刊上投稿的时候,已经知道伍禾的名字,他当时在武汉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诗人了。我没有机会结识他。抗战期间,他在桂林为一家文艺刊物编诗。我在重庆。他写信来约稿,这样我们开始了通信。我们见面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在国民党军队的湘桂大撤退中,他和妻子聂碧莲带着一个不足一岁的婴儿,在极其艰困、危险的情况下,到了重庆(他在《抗战文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逃难途中的情况),在一家从桂林迁来的出版社工作,名义上是经理。但那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就只有他一个,除了编辑之外的一切事务:校对、跑印刷厂、发行……以至勤杂,他都必需担当起来。我当时住在重庆郊区,每当进城时,就去看他。出版社在一个小小的木板楼上,而那里也就是他的家了。在堆满书、纸型和杂物的空隙中,有一张床和一张破旧的三斗桌。他热情地接待我,但难得安静地坐下来,往往是一面和我谈天,一面处理着出版社的工作或是家务。他的工作繁重,做每一件事又都极其认真,因而就异常忙碌。而生活是清苦的,他没有时间写稿,靠一点微薄的工资负担一个家。有几个友人认为他得到的待遇不大公平而愤愤。我却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怨言。他说:“一切为了事业……”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将他们出的书给我看,赞扬着那些作品。我们交往密切起来是在武汉。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夏初,他脱离了那家出版社,回到了武汉。我不久也回到了武汉。他主编一家报纸的副刊《长江》。我则从葛琴手中接编大刚报的副刊《大江》。我们都住在武昌,经常见面,谈天、谈大局,也交换一些工作上的意见。有时,两人一道过江到汉口发稿。

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进步的文艺运动已经被反动派扼制得近乎窒息状态。在武汉,更是一片荒凉。而伍禾所在的那家报纸是国民党的省报。他是在“虎穴”里工作,处境就更为险恶。

然而,在他所编的副刊上刊登的作品,大都是反映了现实生活、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的。当然,他常常受到警告,友人们有时也劝他不要“赤膊上阵”。有一次,他对我说:“是的,应该注意策略。但退让只能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否则,编这个副刊还有什么意义呢?冒一点风险,也是必要的。现在做什么工作能不担当一点风险呢?除非躺下来睡大觉。”他在一则编后记中写道:当千军万马奔腾在几乎是一整个亚洲大陆的时候,当壮健的骑者在冒死犯难用生命创造历史的时候,我们却伏在一个静如死水的斗室中,吮笔编写。

……

壮健的读者无需祝福,更何况“北风吹断马嘶声”。我的亲爱的友人,能发光么?一点萤火,一支烛光,一把炬火,都好都好,请把这个瑰奇的时代照得通明!

他工作的那间小厢房,是名副其实的斗室,用他自己的话说:“像棺材那样狭长,而且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斗室。他坐在纸窗前,埋头在破旧的条桌上,他的心和“壮健的骑者”的心一同跳动。而且,他呼唤友人们做萤火,做烛光,做炬火,来照明这个瑰奇的时代。——我们应该想到,他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在刀枪剑戟丛中,这样来公开宣告自己的心情和希望的。

而同时,他也注意在文学创作上抵制那些不良的倾向。当时泛滥成灾的黄色文化当然是为他所厌恶的,而他也不满意于那些主观公式主义的作品,那些顾影自怜的感伤主义的作品,那些浅薄的乐观主义的空洞的叫喊……。而对于真正从生活中来的,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真实的作品,虽然在技巧上比较差,他却乐于推荐给读者。他坚持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

伍禾不止一次地对我谈到雪峰同志的一句话:做任何工作,即使看来是小小的工作,都应该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精神,伍禾正是以这样的精神来做副刊编辑工作的。他认真阅读来稿,发现了一篇较好的作品就异常高兴,他用毛笔一丝不苟地和分散在各地的作者们写信。他联系了一些知名的作家,如聂绀弩、骆宾基、邹荻帆等,而更多的是年轻的作者,如田野、苏汜、何钟辛、葛珍……。他对他们进行了具体的帮助,为他们的成长付出了心血。在当时当地,《长江》受到许多倾向进步、要求进步的读者的关注和爱护也正是必然的。伍禾正是从读者中,从“声气相投”的作者中汲取了力量,从对自己工作意义的认识,从对人民、对时代的责任感中汲取力量的。他在艰危的处境中,在清贫的生活中,勤劳地而且是乐观地工作着。诚然,《长江》上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作,即使从当时整个斗争的形势看,《长江》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是有限的。然而,它曾经团结了一批作者,它曾经照亮了黑暗的一角,它曾经温暖和鼓舞了许多读者的心……武汉终于解放了,全国终于解放了。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能够畅谈的机会不多。偶尔见面,感到他心情健旺,身体也比过去好了。而且,在生活上也开始摆脱了贫困。

没有想到,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们都被卷入了一阵突然而来的旋风中。我们完全被隔绝了。两年后,我才知道原来和他在一起工作的郑思已离开了人间,那么,伍禾的命运呢?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呢?我无从打听。

一九五七年的秋天,我们偶然相遇了,那是在一家医院的门诊部里。分手两年,却恍如隔世。有多少话要倾吐,却只是简单地交换了一点彼此的情况。他告诉我,他现在一家出版社当普通的编辑,即将下乡去劳动。那以后不久,我却偶然听说,在乡下,他又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那时“反右”的gāo cháo早已过去,他是“补划”的。

我们再见面已经是一九六二年了。他已从乡下调回武汉,工作关系转到了省图书馆。他原就有肺病,一九五五年受审查期间,房间当西晒,又不通风,他就只有睡在泼过水的水泥地上,这样度过了酷暑,却因而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在乡下劳动,使病加重了。现在不能上班,就在家里整理关于鲁迅的资料。他还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工作着。

他的问题并未解决,所以来看他的朋友很少。我的处境当然不会比他好,只能偶尔到他家去坐坐。虽然我们在态度上还是亲切的,但却又可以感到某种无形的距离,我们不能也不愿深谈,只是一般地聊聊天,从中得到一点温暖。这也是“相濡以沫”吧。他当时开始研究围棋。当我们相对无言时,他就要我和他对弈。我完全是外行,而且对此道并无兴趣,但为了不让他扫兴,有时就陪他下一盘。同时我感到了他内心的深深的寂寞……

后来,就是那动荡混乱的时期。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已病得很严重了,不能出门走动。我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和一些见闻。他流露出对现状的某种困惑和迷茫,后来激动起来了,说:“看来,我要戴着‘帽子’去见马克思了。哈哈!……”我打断了他的话,提议来下一盘棋。他同意了。但一反常例,下棋时心不在焉,一下子谈到解放前的某些遭遇,一下子谈到对某个友人的不满。后来,他突然说:“你看需不需要我再为你写一点材料?那对你或者有点好处的……”他的话使我感到意外,而且,老实说,我不相信材料可以决定或改变我的命运,因为,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

所以我含含糊糊地答复了他,而且立即转变了话题。两三年后,我在“牛棚”中,从一个审讯我的“小将”口中得知了他的死讯。又过了几年,我才从一位友人那里得知他死的详情:他不但心脏病严重,而且由于受到各种摧残,死前已经精神失常了……

在一九八○年,他的问题得到了平反。我参加了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哀乐声中,在他的遗像前,过去交往的种种情景都浮上了心头。我从他的亲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他的欣慰:他曾经以他的生命的热发出他的光,就算那只是“一点萤火,一支烛光”吧,但已融合在时代的光华中。此外何所求呢?我也从他亲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他对我——一个老朋友的期望:为了珍惜幸存的生命,要让它更旺地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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