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

记荻帆

作者:曾卓

荻帆在送给我的他的两本诗选集(《布谷鸟和紫丁香》和《邹荻帆抒情诗选》)的扉页上,分别写了两句话:“这里面有我们友谊的回顾。”“它将唤起你青春的回忆”。当我翻读这两本诗集时,的确感到了亲切和温暖,回想起许多往事。1940年,我在重庆南岸一所中学读书。放暑假了,无家可归,生活成了问题。老朋友朱文尧告诉我,田一文和邹荻帆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小镇上租了一间小屋,可以去找他们。田一文是我在武汉的老熟人。邹荻帆则不认识,但知道他是一位有名气的诗人。当时我正在诗坛上起步不久,能够结识他当然是很高兴的。复旦大学在北碚。我身上的钱不够买一张从重庆到北碚的轮船票,也出于一种浪漫的情绪,我决心沿着嘉陵江步行去。顶着烈日,太热了就跳到江中游游水,当天走了六十里,到了土砣镇,已经疲累不堪。还剩下三十里,我不能继续走了。

我在搬迁到土砣的求精中学找到了一个过去的同学朱朝升(他现在是有名的电影剪辑师),他招待我吃了晚餐,留我在他宿舍里挤住了一夜。第二天,天朦朦亮,他送我去搭木船,当天早晨到了北碚,在一间只有两张窄床和一张破桌的小小的土屋里,找到了田一文。还有一个穿着已经泛白的黑衬衫的青年正埋头在破桌前写什么,我猜到那就是邹荻帆。田一文为我们作了介绍。邹荻帆走过来和我热情地握手。当他得知我还空着肚子时,立刻邀我到一家小店去吃油条、豆浆,掏空了他身上所有的钱。

我们一见面就熟悉了起来,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我就在他们的小土屋里用木板搭地铺。伙食则是在复旦大学的食堂里顶着暑假离校的同学的名额混饭吃。当时我们是那样穷困,而那又是怎样令人难忘的快乐的日子啊。

一些爱好文学的复旦大学的学生常来找荻帆、一文谈天,渐渐熟悉了起来。在那间小土屋里的小油灯的晕黄的微光下,举行过一次小型的诗歌朗诵会。十多个人将那间小房挤得满满的。荻帆用他那带着浓重天门腔的普通话(他一生都没有能改变他的乡音),朗诵了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会者中间有几位女同学,其中有一位使荻帆倾心,后来终于成了他终身的伴侣。我、荻帆和他的女友“小丝”常常在一起,在大石桥上,在通向北温泉的一片桑树林中,在嘉陵江边,我们谈诗、谈生活、谈自己的经历、谈理想……。荻帆高兴起来就在石阶上大跳自编的黑人舞,我有时就高唱自编的“骑士歌”。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些美丽的时光。

抗战前,我在当时著名的刊物《文学》和《中流》上,就读到过他的诗。那时他还不满二十岁。由于知道他也是湖北人,所以另有一番感情。我特别喜欢他抗战初期发表在《七月》创刊号上的一首小诗《江边》,充溢在那里面的对祖国深挚的感情使我感动。我认识他时,巴金先生已为他出版了三本诗集:《在天门》、《木厂》、《尘土集》,同时还有不少诗作在报刊上发表,是当时很活跃的青年诗人之一。《在天门》和《木厂》由于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一出版就受到反动派的查禁。他家乡的黑帮人物还扬言,他再返回天门就要打断他的腿。抗战开始后不久,他就参加了以臧克家为首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出入于烽火战地。后来又转到金山、王莹领导的第二演剧队。他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青年,我简直怀疑他的天门腔的普通话,观众怎么能够听得懂。不过,他人概更多扮演的是日本鬼子和群众甲乙之类,那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1940年,他辗转来到了重庆,想奔赴延安,和我多次商量过这个问题,也找过一些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没有能够如愿。为了找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他考进了复旦大学。

东北籍的诗人姚奔原就在复旦大学念书,冀汸、绿原、冯白鲁后来也先后进了这所学校。我则在这所大学当过几个月的小职员,被迫离开后,又在北碚一家小剧团里当过一阵子演员。这群年轻人都是流亡的学生,主要的收入就是靠一点微薄的稿费,但穷困丝毫没有损害他们欢乐的心情。他们经常相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们也常严肃地谈论时局,热烈地讨论诗。他们对诗的追求是在对理想的追求的光照下面。他们渴望有一片自己的园地,这样就靠募捐的方式筹集到了很少数一点经费,创办了《诗垦地》丛刊。后来,靳以先生又在他编的《文群》副刊上为《诗垦地》定期出专页。《诗垦地》当然是以荻帆为核心的,因为他的年纪较长,而且在诗坛上是已有一定影响的。但每一期以致每一篇稿件,都通过了大家七嘴八舌的、有时是面红耳赤的争论,荻帆并不滥用他作为主编的权威,而是以他亲切、公正的态度和他的美学眼光来说服众人的。他也非常注意发现和团结更多的作者。这就使《诗垦地》不止是一个同人性质的刊物,而且扩大了队伍。《诗垦地》的创刊是在皖南事变后不久,进步文艺受到极大的摧残,由于它的政治倾向,也由于它具有一定的艺术风格上的特色,所以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可惜只出了六期,就被迫停刊了。1943年的春天,我在重庆已无法立足,不得不远走贵州,在一个荒凉的小城中生活了一段时期。临行前,几个熟识的朋友都有诗送我,在《诗垦地》上出了一个专辑。荻帆写的是《给c·t》。在最后一段,他写道:……

这边

将有旌旗举起

将有时代的声音澎湃

你将卷土重来

后来我的确又“卷土重去”了重庆,我与荻帆又长谈过几次。当时,他已不复有几年前的那种单纯的欢乐的心情,严峻的现实使他更加成熟了起来,他说我们都应该踏踏实实地生活,认真做一点事。不久,他就去了成都。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们先后回到武汉,这才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当时荃麟和他的夫人葛琴,肩负着党的使命,在武汉开辟工作。荻帆常邀我去看望他们,1946年的10月19日晚上,在荻帆工作单位的地下室里,秘密地进行了一个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到会的人数不多,大都是可信任的文艺青年,而会议的气氛严肃,荃麟和荻帆都讲了话。在武汉,以荻帆为核心,又先后创办了《北辰诗丛》第一辑《沙漠的喧哗》和《荆棘文丛》第一辑《大江日夜流》。团结了不少本地的进步作者,并在荒凉的武汉文艺界吹起了一阵清新的风,这两个丛刊都只出了一期,就被反动派查禁了。

1948的春天,荻帆被迫离开武汉,到了香港。从他来信中,知道他一直在为生计奔波。后来在一家飞机修理工厂做工,生活才比较安定,然而工作是够繁重的。但他一直没有放下他的笔。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自费印的诗集《恶梦备忘录》,都是时事讽刺诗。同时我也在报刊上读到了不少他抨击反动派黑暗的统治,歌颂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诗。

我和他再次见面,已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了。他在外事部门,工作异常繁忙。他说,现在应该认真写一点东西了。但我也感到了他在写作中的某种苦闷的心情。他觉得应该唱出这个时代的壮丽的歌。

1953年,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我们几个老朋友又得以聚会了。那与当年我们在北碚时相聚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这是我们所向往的新的中国。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工作岗位。而且,我们已都不复年轻了。但是,没有想到,在两年以后,我们都在一阵突起的巨大的波涛中沉没,彼此都失去了联系。只有荻帆,在经过了一年多单独隔离反省后,侥幸地得以恢复了工作的权利。我注意收辑阅读他的作品,但无法写信给他,不了解他的具体的情况。1962年的夏天,意外地,他出现在我面前。原来,他是陪外宾来武汉,打听到我的住所,抽空来看我的,并约我一道到了两处公开的场合。在我当时的处境下,他这样做是容易惹是非的,他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他一如既往那样亲切地对待我,只简单地问了问我这几年的生活状况,要我乘机多读一点书,也不要放下笔。他回北京后,又寄来了他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大风歌》。几年以后,就是那一场搅乱了全国的“大革命”。我在“牛棚”中,几次有人来向我调查他的材料。从外调者的严厉的态度和偶而吐露出的几句话中,我知道荻帆的日子也不好过……阳光终于又照到祖国大地,1979年9月,我到北京去。这是我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又到北京。在荻帆家中,几个老朋友又得以聚在一起了。荻帆拿出了即将发表在《诗刊》上的我的几首诗的清样,那是他不久前来信要我寄他的。我拿着那一份清样,有着比几十年前第一次发表作品时更激动的心情,那是我在艰难的岁月中唱给自己听的歌,决没有想到会有发表的可能的。而且,当时我的问题还没有处理,现在却将以一个“人”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

那以后不久,荻帆在一封来信中告诉我,他刚发表的一首长诗中,有我的影子。我将那首诗找来看了,那写的是另一个形象,但我深感到他的友情。后来我又读到他的三首《致诗友》的诗,是分别写给冀汸、绿原和我的。给我的那一首的题目是《拒绝》,那后两段是:想江边不复是那样月色,思念之树常青——

你还是那少年的影子?

我知道波浪已卷上你的头额,浪花已溅上你的发丝。

但是波浪并没有吞没你,胜利者的笑是把悲哀拒绝于门槛外,江水有情,明月有意,为我们歌难忘的真理之曲!

这里有怀念,也有期望。这几年来,每次见面时,荻帆总是劝我少搞一些杂务,多写一点东西,他总是以亲切的,有时是轻描淡写的语气谈的,唯恐伤害了我。我不仅感觉到故人的殷殷之情,也感到那含蓄的责备的份量。他本人的表现就是对我的最有力的批评。他一直担任着具体的工作(前年一场大病后才离休),写作都是业余进行的,他每天四时就起床写作。这十年来,大江南北,戈壁大海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歌声。他随身总是带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听到的、看到的和想到的,随时都记下来。这十年,也就是他进入老年以后,是他发表作品最多的时期。

两年多以前,我得到他患心脏病的消息。这使我很难过。几封从北京的来信都说他的情况不佳。1984年12月,我去北京开作协四次代表会。与会的许多朋友都想去看他,但唯恐有碍他的健康,被辞谢了。只有几个老朋友在1985年的元旦到他家又一次聚会。我们约好不在他面前谈他的病,只稍坐一会就出来。但获帜不让我们走。他已过了危险期,只是还很虚弱,脸瘦削,说话的声音极其低微。我们要他到隔壁房去休息,他坚持要坐在那里听我们谈话,并提出要和我们一道照相,说是:“再……再留一个纪念吧……”。

但奇迹的是,他几个月后就恢复了健康,到武汉参加了“黄鹤楼笔会”。日程安排得很紧,他还是黎明即起,埋头疾书,创作了许多作品,而且,他不听劝阻,不让人搀扶,去攀爬峭壁陡坡。那以后,他又多次在外奔跑。由于已经离休,他的写作时间更充裕了。除了写诗以外,他有一长篇小说已经完成了初稿。而今年,他已年届七十了。

荻帆是我青年时代的友人,是我的兄长,在诗歌道路上,有好长一段时期是他携着我的手帮助我前进的。当我回顾这几十年来的生活时,都会想到他,感觉到他友情的温暖。我没有敢展开我的记述,那将会太长了。但我还必须提到一点,就是他为人的朴质和真诚,他在大城市里生活了很久,又多次出国访问,但他的身上始终有着乡土的气息。不仅对老朋友,就是对一般的熟人,对年轻者,他都热情诚恳地相待。凡是接近过他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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