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

“天国”和“圣殿”

作者:曾卓

斯蒂芬·茨威格在一个题名《走向天国》的短剧中,赋予了自己一个奇特的、也是艰难的任务:为列夫·托尔斯泰一个未完成的剧本《在黑暗中发光》写一个尾声。从艺术观点看,在托尔斯泰的剧作中,它不是很出色的。但从研究托尔斯泰晚年思想来说,它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为那是一个自传性的剧本,剧中的主人公尼古拉·米杰拉耶维奇·萨雷左夫可以看作是托尔斯泰本人的化身。萨雷左夫的生活十分优裕,但内心极端痛苦。经过了长期的思考、反省,他深刻地批判了自己过去的生活,想重新作人,以适应他所创建的信仰。他认为自己的财富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从老百姓手中掠夺过来的,应该分给周围的穷人。然而,他的思想不为他的亲属所理解,从而引起了家庭矛盾。——这与晚年托尔斯泰的状况极其相似。通过萨雷左夫,他表达了对生活和宗教道德的观点,而且,他想探求剧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探求自己生活的结局。但是,如茨威格所指出的:“不论是在这部作品中,还是真实生活中,不论是在1890年(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还是在十年后的1900年,托尔斯泰都没有找到下定最后决心结束这一切的勇气和方式。正是由于这种意志不坚的将就态度,使这个剧本的创作中途搁笔,成为残稿。最后的那个片断中,主人公完全无能为力了,只是哀求着,双手伸向苍天,祈求上帝帮助他结束这自相矛盾的生活。”

但是,托尔斯泰终于以他的实际行动为这个未完成的剧本,也就是为他自己的生命,写出了一个悲壮的结束:在经过长期的思考、犹豫、自我斗争后,在1910年的10月,毅然离开了他生活了多年的、心爱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仓惶地弃家出走了。几天后死在一个小火车站里,一个陌生人的床上。

托尔斯泰的出走已成为人们多次探讨过的课题:从事实真相到他晚年的思想状况,家庭状况,特别是他和妻子的关系——茨威格则以一个独特的方式接触到这个课题。托尔斯泰为《在黑暗中发光》这个未完成的剧本最后两幕留下了一个提纲。他多次想完成终于没有做到。茨威格并不是依照这个提纲去补写这个剧本,而是直接以托尔斯泰作为主人公,描写了他的出走到他的死,作为这个剧本的“尾声”。他说:“我在这里所做的,不能看成是对剧本的完成,而应当看成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和一个未解决的冲突的独立的尾声,仅仅是要使那个未完成的悲剧有一个庄严的收尾。”他的确是以严肃的态度,力图忠实地表达托尔斯泰当时所面临的矛盾,他的苦恼和追求。

这个“尾声”的第一场,写到了两个大学生对托尔斯泰的访问,这两个大学生都是由于受托尔斯泰著作的影响而认识了现实的不合理,并促使他们投入反对黑暗势力的战斗的。但是,他们现在对托尔斯泰不满,由于他宣扬“勿抗恶”,宣扬“为着一种信念去忍受苦难,要比为了一种信念去杀人要好上一百倍”。其中一个大学生激愤地反驳他:“假如受苦受难是这么美好,这么有益,那么为什么您不身体力行呢?……为什么您总是喋喋不休地宣讲,而不能亲自去实践您的学说呢?为什么您不做出榜样呢?”这一质问深深刺伤了托尔斯泰的心。他痛苦地说:“我应当完全照您所说的,像一个朝圣者那样走到大街上去。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才好。我在灵魂的最深处感到羞愧,我为自己的卑劣深深内疚……也许我还是受苦的……由于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诚实当众实践自己的主张,我也一样备受折磨。也许因此我在良心上所受到的折磨要超过肉体上的苦楚,也许主给我铸造的恰恰就是这个十字架,还有使我遭受无穷痛苦的府邱,我好像是被禁锢在监狱中,戴着沉重的镣铐……”

这两个去拜会托尔斯泰并与他争论的大学生当然是虚构的,但他们的确代表了当时某些激进的青年,他们曾是托尔斯泰艺术的热爱者,从中受益,激发了他们向黑暗势力作战的激情。现在又不满于托尔斯泰所倡立的教义,也不满于他的态度。托尔斯泰对于他们责难的回答也是完全合乎实际的,从中暴露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接触到了托尔斯泰出走的真正的核心原因。他与妻子和家人之间的关于对于他的书藉的版权的争执和其他的一些隔膜和纠纷只是在这一矛盾中派生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托尔斯泰果然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放弃了自己的财产,那结果又将如何呢?那完全不可能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只是会使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生活陷于难堪的困境。在那样的社会里,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家庭是难以生存下去的。我们也很难想象,托尔斯泰自己去种地,修炉灶,做皮靴,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心的安宁。——他的教义是不现实的,是谬误的。他的毅然弃家出走似乎使他实践了自己的教义,其实并没有解决任何矛盾,虽然他自以为是得到了解脱。结果,他死在一个小火车站里,一个陌生人的床上。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但我读到茨威格的这个“尾声”时,还是感到了心的震撼。我不仅为托尔斯泰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所感动,而且,对于这样一个82岁的老人,已经有着崇高声望的艺术家,却依然怀着对生活的激情和探求生活真理的精神,不惜放弃一切,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使我不能不在他伟大的人格前低下头来。他是一个真正的“殉道者”。

如果说,他虽然有着对生活的激情和探求生活真理的精神,但在对人生的认识上,在社会学的领域中,却只是误入了歧途的话,他的这种激情和精神却是使他创造出伟大的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他的教义也曾在他的作品中投下了阴影,留下了裂痕。

他的作品能够那样深刻地反映现实,具有那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当然是与他精湛的艺术素养和他的生活经验分不开的。而同样重要的是,跳动在其中的作者伟大、仁厚的心,和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爱憎。他自己说过:“在艺术作品中主要的是作者的灵魂。”“作者对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各种描写,对读者来说至为重要,最有价值,极有说服力。”罗曼·罗兰在比较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创作态度时说:“福楼拜竭力要不爱他书中的人物,故无论这种态度如何伟大,它总缺乏光明的存在!太阳的光明全然不够,必须要有心的光明。”他指出正是由于爱,托尔斯泰才能够参透生命的根源。同时,托尔斯泰对生活的探求精神一直贯穿在他主要的作品中。他说:“思想家和艺术家并不总是像我们习惯想象的那样安详地端坐在奥林匹斯山巅,思想家和艺术家应该同人们一起受苦受难,以便找到解救和得到慰藉。”他指出:“为了影响别人,艺术家是个探索者,他的作品便是探索。倘若一切真理都被他发现干净,倘若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从而教训人或者故意安抚人,那么他就无力去影响别人了。唯有当他在探索之中的时候,观众、听众、读者才会跟他在探索之中心心相印,携手共进。”这种探索精神包括他在作品中无情地解剖自己。以他三部著名的长篇为例,《战争与和平》中,在彼埃尔身上;《安娜·卡列尼娜》中,在列文身上;《复活》中,在聂赫留道夫身上,都可以看出托尔斯泰的身影,他和他们一道在生活的激流中经受锻炼,和他们一道在困惑中思考,承担烦恼、痛苦、疑虑,一道探求人生的意义。那些篇章读来是如此亲切,而且激发读者的思考。

我无意在这里去研究托尔斯泰的艺术观点和艺术实践,那是一个浩瀚的海洋。我只是在读了茨威格的《走向天国》这个短剧后感到在这个老人悲剧性的行为中,还是可以看到他的仁厚的心,他的对生活的激情、对人生的执着,他的真诚,他的探求真理的精神——一句话,他的伟大的人格力量。作为自己的教义和信念的“殉道者”,他并没有能走向“天国”,但是,凭着这样的人格力量,在文学的道路上,他却通向了“圣殿”。他在这方面所留下的许多宝贵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

意大利作家皮奥维尼曾经谈到过,当代西方的批评家和活跃的艺术家们,在十九世纪的俄国灿烂的小说家星群中,基本上只提出了两个名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大部分西方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譬如从卡夫卡到贝尔纳诺斯。而要在新一代的小说家中找到托尔斯泰的文学传人,就不那么容易了。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数不清的支流,乃是我们的现实,而托尔斯泰却是理想。对我们来说,按照托尔斯泰的方式,如果不是形似,写满一张纸,要困难得多。而要做到在我们身上也具备足以容许我们真诚地写下这张纸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力量,那就更难了。”——这谈的是西方的情况,但恐怕也是值得我们的作家想一想的。

托尔斯泰的出走和他的死,当时是震动了俄罗斯大地的一件大事,也使全世界瞩目。茨威格通过戏剧的形式,在浓缩的篇幅内,再现了这一历史事实。因为究竟是文学作品,这里面有一点虚构。但从总体看,它是真实的。对于托尔斯泰,茨威格当然是崇敬的,而他并没有“拔高”他。这种严肃、认真、力求符合真实的态度,也值得我们传记文学的作者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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