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

雨果的沉思

作者:曾卓

《九三年》中有一节的题目是:《沉思中的郭文》。事实上,那也是作者雨果自己在沉思。在他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中,雨果提出了一个问题:人道主义(他所理解的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他自己作出了回答。

他所提的问题是有着某种重要性的,而且他是通过比较丰富的艺术形象和生动的情节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因而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也引起了读者的沉思。由于读者不同的立场、态度和看问题的不同的方法,关于这本书一直有着一些争论。

《九三年》是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这次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它不仅使法国的封建社会彻底崩溃,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整个欧洲封建体系,开辟了一个资本主义更加广泛发展的时期。《九三年》指的是一七九三年。从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经历着复杂尖锐的斗争,在这一年达到了gāo cháo。在这一年的一月,挣脱了封建枷锁的法国人民,愤怒地将路易十六的头颅像手套一样抛掷在全欧洲君主的脚下,向专制政体和贵族政治挑战。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封建王朝结成了反法同盟,派出几路大军向法国逼近,想将不满一岁的共和国淹没在血泊里。在国内,反动分子与国外的敌人相呼应、相勾结,阴谋活动日益猖獗。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纷争和矛盾也更加深化。在这种情势下,共和国确立了雅各宾专政,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无情的镇压。这是著名的“恐怖时期”。

旺岱地区是共和国不得不带着忧心注视的地区。它在海边,交通闭塞,城镇很少。在广漠的大地上散布着贫穷的村庄和大大小小的森林、丛林。它像是一个孤岛——一个阴沉、险恶的孤岛,法国各地澎湃的革命浪潮只能在它的岸边激荡。当地最有权势的人物依然是贵族和神甫。长期在封建思想和宗教影响下的农民,保卫着压迫、剥削他们的主子,而与要解放他们的共和国军血战。——在反革命分子眼中,这是一个最好的基地;对共和国来说,这是藏在肚子里的一条毒蛇。

《九三年》反映了当时法兰西的整个形势,而以旺岱地区惊心动魄的斗争作为情节的中心。

有三个主要人物:共和国联队指挥官兼远征军司令郭文,政治委员西穆尔登,叛军领袖朗德纳克。这三个人物都是非凡的。

先来看朗德纳克。他是一个随着皇族流亡在英国的侯爵,现在受命潜回旺岱领导叛乱。他从前是一个好色之徒,沉溺在花天酒地之中,而今老了,但身体健壮。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保王党,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叛军领袖所肩负的重任。他坚毅、沉着、勇敢,而且富有军事才能,反动集团挑选他担当这一重任是有眼光的。而且,他还有着一个叛军领袖所必需具备的两个因素:他的领地在旺岱,在当地有着巨大的声望和号召力。当他冒险从海上登陆的当天,就有七千人投奔,在一星期内就有三百个教区揭竿而起。他又是冷酷、残暴的。他下令焚烧村庄,杀死伤兵,屠杀俘虏。他的残暴不仅是由于他的本性,也由于他对革命的刻骨的仇恨。他是共和国的最凶恶的敌人。

他的对手,共和军年轻的司令官郭文,也出身贵族,而且是他的侄孙。郭文在一个有着共和思想的家庭教师的教育和熏陶下,成了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无比纯洁、善良,而又勇敢。现在,这两个贵族:祖父和侄孙,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各自为了自己的信念,在战场上兵刃相见。两个人都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不过,在惨烈的斗争中,几乎总是郭文占上风。

但公安委员会对郭文还是不太信任,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贵族,又与叛军领袖有着这样的亲属关系,而且,他是过于温情、手软的。在公安委员会的领袖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对敌人的宽大将造成革命的损失,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损失。因而,指派了西穆尔登作为他的政治委员,帮助他同时也监视他。

公安委员会的这一指派是正确的。西穆尔登早年当过乡间的本堂神甫,后来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属于激进派。他生活俭朴,工作勤奋,全心全意献身于理想的事业。他理解革命暴力的意义和作用,以惊人的慈爱关心受难的人民,对共和国的敌人则是绝不容情的。

但公安委员会不知道西穆尔登是郭文幼年时的家庭教师。他没有家庭,将全部爱情倾注在他的学生郭文身上,将郭文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儿子。他和他的学生的分离曾使他异常痛苦。他没有想到革命的浪潮会又将他们涌在一起。他以十分喜悦的心情看到自己教育的学生成了共和军的一个杰出的军事领袖,同时也满怀忧心地注意到郭文对敌人过分的、有时甚至是无原则的宽大。他明确地对郭文指出过这一点,而且郑重地提出过警告:“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

这是三个强烈的性格的对比。这是三种强大力量的较量。在它们相互猛烈地撞击、斗争中,迸出耀眼的火花,那当中又飞溅着血和泪。

使他们之间的纠葛和矛盾深化的原因中,关系着三个天真可爱的小孩。《九三年》是以描写这三个小孩作为序曲的。

一个纯良而又几乎是愚昧无知的农妇带着三个小孩在森林中流浪。她的丈夫是一个已阵亡的叛军。她的家园毁于炮火。共和军的一支联队在发现他们时,他们由于饥饿已濒于死亡。联队出于同情收留了他们。后来,在一次叛军的袭击中,农妇连同三个小孩与一些士兵一齐被俘。朗德纳克下令枪决俘虏,农妇也包括在内。三个小孩则被当作人质带走了。通过几次大的战斗,溃不成军的叛军只剩下朗德纳克和十九个人被围困在他自己的城堡中,进行绝望的顽抗。一个意外的机会使朗德纳克和残存的几个叛军得以通过一条秘密的地道逃走,那三个小孩却被留在叛军放火焚烧的城堡里面。那个曾被枪决的农妇侥幸只是受了重伤,死里逃生。当她能够走动时,她疯狂地到处寻找小孩。她来到城堡跟前,看到了在烈火包围中的孩子,发出了撕裂人心的惨叫,而孩子们也用弱小的声音在呼唤妈妈。在场的共和军用尽了他们当时能够用的方法和力量。但城堡是坚固的,铁门是紧锁的,眼望着三个无辜的幼儿,三个可爱的天使就要被烈火吞噬了。在这紧急、绝望的关头,出现了奇迹:已经逃向旷野的侯爵,那个叛军领袖,竟又从地道中折返,出人意外地在共和军的面前,用钥匙打开了铁门,并且奋不顾身地穿过烈火,将三个小孩救了出来。他自己因而被俘。

当夜,郭文因朗德纳克的行为而陷入了沉思。他面临着一个使他不胜苦恼的问题:是处决朗德纳克,还是救他?

他的沉思是那样的深沉。从良心来说,他认为应该放走舍身救那三个小孩的老人。他在这个老人身上看到了“神圣的光辉”。如果处死这个老人就是“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一种慷慨的行为。……这是革命的弱点,这对共和国是一个贬值”。从革命的责任来说,他认为应该处决那个叛军的首领,因为他曾经犯下了那么多的罪行,今后也还将是共和国的凶恶的敌人。——在激动、痛苦的心情中,他反复深入地思考、衡量。每一面都有强大的、不可辩驳的理由;每一面都有它的严重的缺点和后果。每一个选择都似乎是对的,而每一个选择对他都是深渊。人道主义的良心和革命的责任感在交战。最后,他终于服从了人道主义的良心。像那个老人救那三个小孩一样,去救那个老人;像那个老人毫未考虑后果一样,他决定坦然地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深夜走进了土牢,让朗德纳克披上自己的斗篷混了出去,而他自己来代替那个敌人坐牢。

第二天早晨,西穆尔登十分震惊地发现了这件事,当即由革命法庭对郭文进行审判。西穆尔登投了决定性的一票,判了郭文的死刑。作为政治委员,他亲自监斩。在晨光中,郭文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最后高呼:“共和国万岁!”正当郭文的头颅滚进篮子的时候,一声枪响,西穆尔登也用一顾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郭文的沉思就是雨果的沉思。雨果年轻时,由于母亲的影响,曾是一个保王主义者,后来才转变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他参与过一八三○年的七月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虽然他从一八六二年就开始搜集《九三年》的资料,动手写作却是在一八七二年,即在巴黎公社成立和失败以后。他所亲见和参与的革命斗争,引起了他的沉思。通过沉思,他虚构了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故事,在这中间寄托和表达了他对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关系的看法。故事曲折动人,又充满着激情,我们深深地被吸引了,在紧张的地方几乎要屏住呼吸来阅读,在感动之余,也引起了我们的沉思。

但是,我们沉思的结果与雨果的沉思的结果却是不同的。

当我们放下书本来冷静地考虑,首先对小说的艺术真实性发生了怀疑。

朗德纳克去救那三个小孩的行为是感人的。而且,他对西穆尔登说的那句话也是庄严的:“我允许你逮捕我。”他可以骄傲地说这句话。但是,在我们的感受上,他的这一行为太出人意外了。这种感觉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向残暴、毫无怜悯之心的朗德纳克,怎么会由于那母亲的一声惨叫(那母亲还是他曾经下令枪决的),就去援救那三个小孩(也是他下令要把他们烧死的)呢?这样一个思想十分顽固、反动,而且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的叛军首领,怎么会为了三个小孩而背叛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职责呢?

我们不否认,一个恶人有时也会发出一点善心,一个坏人也可能会转变。然而,那应该合乎人物性格的发展,应该有内在的根据。在朗德纳克由一个“魔鬼”变成一个“上帝”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发展和根据。雨果对于朗德纳克为什么会去救那三个小孩丝毫没有作一点心理描写,他回避了一个困难的课题。

那么,是朗德纳克的一时冲动么?但我们从作者对他的各种行为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就算他是一时的冲动吧,那也太偶然了。艺术创作中当然可以有偶然性,但那种偶然性是为了表现必然性,应该提高到必然性的水平上来。

雨果只是作过一点简单的说明:恶人的内心也会残留有一点慈悲心。雨果在这一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上虚构了这一情节,而且在本书中是关键性的情节,以证明他的观点(“一个枪炮不能征服的魔鬼被摇篮征服了”),宣扬了所谓人道主义精神的胜利;同时,也是为了通过这一情节去引起郭文的沉思,以表达他要表达的主题(革命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种使人物的性格屈从作者的主观意图,使故事情节简单地迁就主题需要的做法,在艺术创作上是致命的弱点。在这里,说得婉转一点,至少也是一处败笔。

同样,西穆尔登的自杀也使读者感到意外。雨果对他的人物的这一行为也未作一点心理刻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投票决定郭文死刑时的痛苦,可以想象得到他望着自己亲爱的人站在断头台上时的悲哀。但我们想象不出他是在怎样的心情下作出决定和在怎样的心情下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是因为失去了唯一亲爱的人,自己就无法生活下去了么?是因为感到郭文是圣洁、高贵的,判处了他的死刑,自己良心上不安么?是郭文临死前和他的一次长谈中将他打动了,甚至说服了么?我们很难揣测。而在我们的感受上,像西穆尔登这样一个有原则性的坚毅的革命者,是不容易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就动摇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职责的。

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主题,雨果却不能不让西穆尔登自杀。因为如果西穆尔登在判处了郭文死刑后还活着,那就削弱了郭文牺牲的重大意义,郭文的牺牲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悲剧。

西穆尔登的殉葬,却会大大显示出郭文的胜利。

雨果钦佩西穆尔登,却更喜爱郭文,对他充满了同情和爱抚,在他身上赋予了各种各样好的品质。他既是一个勇敢的英雄,又是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一个年轻的圣人。他既能英勇地献身革命,又能维护人道主义的原则。雨果再三强调了他的仁慈和宽大:他释放那些反动的修女,因为她们是女人;他不肯将一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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