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

迎接生命中又一个黎明

作者:曾卓

武汉是我的故乡。

我在这里出生,成长,度过了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光。

我现在的寓所离我出生的地方很近。我常常走过我童年时游戏的大街,经过我的故家和启蒙的小学——那里已经是新的建筑和新的人家。有一天黄昏,我从那条街上走过时,突然一个什么东西向我的头上飞来……呵,原来是一个小足球。我气恼地向还在滚动着的球跑过去,想将球拾起扣压住,再和那个恶作剧者理论。但当我刚弯下身时,两支污黑的小手迅速地将球抢过去了。我的面前站着一个八、九岁的背着书包的小男孩,脸上流着黑汗,瞪大了流露着歉意和惶恐的眼看着我。我还来不及说话,他就转身跑掉了。我生气地望着他的背影,后来却忍不住微笑了,因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童年时的自己。而他的飞跑的脚步使我想到了时间的脚步,所以我笑得有一点凄凉。

前几天,收到了上海一位友人为我从一九四一年的《文艺杂志》上抄寄来的一篇题名《邂逅》的散文,那是我当年的习作,记述着我在重庆与武汉时的一个女友的偶遇。文章当然是很幼稚的,但那里所提到的几个友人和记述的当年在武汉的一些情况,却引起了我对遥远的青少年时期的很多回忆。而且看看自己十九岁时是怎样追述着更年轻时的那些岁月,也是很有意味的。我进入初中时,几个高年级的同学给了我很多启发,让我看到了残破的古国和新涌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从那以后,我的世界已不再仅仅是所熟悉的那几条街,我热情关注的也不再是明天一场小足球赛的胜负了。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后来又成为一个秘密的救亡组织的成员。在深夜悄悄地聚会,读一些被禁的书刊,骑着自行车在风雪中送信,唱着歌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中……浪漫的气息和朦胧的理想,这一切使我兴奋而快乐。受到大人的申斥,受到特务的警告和威胁,被学校开除,在几个友人被捕后不得不转移,转学到外县,……,这一切打击更使我骄傲地感到自己有点像剧本《夜未央》中的革命者了。

“七·七”抗战一周年的那个晚上,我只身登上了到重庆去的轮船。我怅怅于朋友们没有一人来送行,他们已在白天与我话别,现在都去参加火炬大游行了。第二天黎明,船开动了。大江滔滔,汽笛声声。我倚站在栏杆边,望着飘移着的曙光中的城市。童年、家、母亲、友人……都渐渐与我远离,我忍不住哭了。

就在那一年的十月,武汉沦陷的第二天,我在课堂上和语文教师大闹了一场,因为他像不知亡国恨的商女一样,还有闲情大声地对我们吟哦“落花人独立……”这是一个可以说明我当年的幼稚和狂放的例子,而且还并不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它也表明了我对家乡的感情。作为一个流亡学生(有两年,是作为失学和失业的青年),我在重庆度过了八年。我常常怀念和梦想着武汉。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我终于在东下的轮船上欣喜若狂地看到了江汉关的大钟。一挤上岸,我就急急地在大街小巷中穿行。但仅仅几天以后,我就消失了兴奋、喜悦的心情。我的故家是一片废墟,我的母亲,还有祖母、三叔、几个弟妹,都已死在异乡。而且,我发觉,这个城市不仅好像变小了,它也并不像记忆中的那样美丽,不,勿宁说它是丑恶的。我当时在一篇短文中是这样写的:我在风吹雨打中成长而又回来了,回到了这座孕育了我的童年的城市,回到了这座我用少年的手高举着火炬照耀过、保卫过的城市,却像一个流放的囚徒,在黑色眼光交织成的十字架下,连寻找一片遮雨的屋檐都是如此艰难。我巡礼过这曾是我梦中的城池,我痛苦地发觉,八年的流血都是白废,一切还停留在原来的状况上面,甚至还要更坏。百万人的尸骨上,高叠着少数骄子的繁华,在我们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被敌人烧毁了的房屋的废墟上,建立了别人的高楼……。

那后面,我还激愤地写着:战争就在百里外进行。我凝望着这座站在黑夜中的危城。我在幽灵们对我的期待中有所期待。

我期待,我渴望一次大火:一次曾经照耀过古罗马的大火,一次建造一个广阔的废墟的大火,一次愤怒的爆烈,一次残酷的破坏。

我期待,我渴望这座大城的为了新生的毁灭。

(引自《战栗的城》)

回来后,那几年中,我除了以教书为职业外,大多时间是在编《大刚报》的文艺副刊《大江》。我是从葛琴同志的手中接过这个副刊的。先后编过这个副刊的还有端木蕻良、天风、王采,年轻的诗人牧星一直协助我们。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它被说成是一个“反革命的据点”。我只有苦笑。解放初期我在一篇纪念性的短文中谈到过:“《大江》自然只是一个渺小的存在,然而它却是立足在一个伟大的基础上。在反动政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芜的武汉文坛中间,作为一个据点,团结一批友人,这存在本身就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无论如何,《大江》是与这个时代的命运相结合的,是与英勇的兄弟们的进军相呼应的。”最近,我把那些旧报翻阅了一下,老实说,我惊异的是在那样严酷的政治情势下《大江》还能够吐露出那样一些大胆的呼喊和追求。记得时常受到一些警告和压力,所以我在一则编后记中写着:热心的友人出于爱护本刊的心,投寄来的壮烈的呼喊、血泪的控诉,却有些没有能够刊出。为什么?

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能不考虑到现实情况。赤膀上阵有时是必要的,但也要看一看代价。“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大江》的不足之处,我愿意承担一切责备。……我们是在夹缝中匍匐着爬行。有时候,在异常悲愤的心情中,我想,那末倒不如沉默好吧:“于无声处听惊雷”!

在另一则《编后记》中我写着:有读者来信说《大江》是武汉的一点光。这在我们,不是值得欢喜的赞语,而是沉重的鞭策。一点光么?那是因为我们还有一分热。……当年热心地支持了《大江》的大批青年作者,有的已不幸去世,有的不知下落,还有的分散在不同的岗位上,已经是党的骨干力量了。

我不必在这里详细地谈到那几年中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前面所引的《战栗的城》那篇短文的片断中,已经简略地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在痛苦的煎熬中期待着,在艰苦的工作中追求着,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武汉晴朗的天空中飘扬着解放的红旗!

在新时代的阳光的照耀下,我身上的疤痕就特别明显。我知道我距离时代的要求还有多么远,但还是满怀信心地望着前面。我没有想到——决没有想到,我将在一种寂寞的心情中度过漫长的二十五年。

打击是突然来到的。我痛苦、惊疑地望向四周。接着努力使自己渐渐镇定下来,紧紧按住受伤的胸口,在无望中却还是充满了渴望,在荆棘和坎坷中探求着道路,终于穿越过了我生命的深谷。啊,好辉煌的阳光,她照耀着我的满头白发,我的困顿虚弱的身子,和我的含泪的笑容……回顾我和武汉的关系几乎就是回顾我的一生。美国作家马尔兹将他的一部长篇小说题名为:《短促生命中漫长的一天》。我的感觉倒是相反的:每一天过得太快了。而生命是漫长的。我凝望往昔,有如读一本我熟悉的但淡忘了的书。我有着深深的感动。而且深切地体会到:自由的劳动是多么幸福,生命是多么美丽!

现在这本大书又揭开了一页,新的一章开始了,我想说,在我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的开始。

在一首小诗中我写过:怦怦跳动着,我的心在测量时间的脚步。

夜像风溶化在我的怀抱我张开双臂

迎接生命中的又一个黎明。

是的,我张开了双臂,我永远张开着双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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