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

克拉特博士

作者:曾卓

一般地说,人进入老年后,是不大容易和新结识的人产生深厚的友谊的,何况是异邦人。但我对克拉特博士却有着一种亲切的感情。

是他邀请我到联邦德国观光的。1988年4月,他到中国访问时,我才认识他。在这以前,我从我的在杜伊斯堡大学进修的儿子的口中,也从几个到过杜伊斯堡的中国专家和留学生口中,听到过一些他的情况,他们都很喜欢他。我和他虽是初见,而且需要通过翻译(我们有时也用英语对话。他的英语不错,而我的口语很差),却交谈得很愉快。不久就消失了那种生疏和矜持感。他是一个很容易亲近的人。有一次,在餐桌上举杯祝酒时,他说:“我要邀请你到我们国家访问,并到我家作客。”我说:“谢谢。”我只当那是一句客气话,但他回国后不久,就寄来了正式邀请信。他是认真的,并信守他的诺言。我于1988年12月中旬到达杜伊斯堡——他住在这座城市。这里靠近北方,冬季寒冷,气温经常在零度以下(但这一年比较温暖,没有下过雪)。天空总是灰蒙蒙的,难得有几个晴朗的日子,有阳光也往往是淡淡的,这不是适宜于旅游的季节。他邀请我这个时间来,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可以在这里和他们共度圣诞节——这是他们隆重和欢乐的节日,共度元旦;而且,他希望我参加他和他夫人的生日,那分别在这一段时期内。

我清晨八点半钟在杜塞尔多夫城下的飞机。他到机场接我,自己驾车送我去杜伊斯堡。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在一条幽静的小街上的一座漂亮的两层楼房前,他停下了车,微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家。希望你喜欢它。”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

经过了一间小小的茶色玻璃和钢筋筑成的外间,才是大门。一位妇人打开门,满面笑容地迎接我。我立即猜到,这是克拉特夫人。我原听说她身体不好,有心脏病。但从外表看来,她很健壮,脸色红润,精神也很好。这是冬天,因为室内有暖气,她穿着一件薄薄的短袖的毛衣。我一走进室内,一种愉悦的心情就产生了。我来不及细看,只是感到宽敞、幽雅,触眼所见,是油画、中国画、挂毯、鲜花、盆树、各种小摆设、各式的灯具,还有长列的高高的书架……当我表示赞赏时,克拉特有些得意地微笑了。他又引我走进与书房、餐厅毗连着的玻璃温室,那里有更多的鲜花和盆景。而更引我注意的是一把高大的中国式的黄油纸伞,那是插在一个小圆桌的中心的。他让我在纸伞下、小桌边坐下。虽然天已大亮了,克拉特夫人为我送咖啡来时,点燃了桌上的两支红蜡烛。透过玻璃,我朝室外望去,一片在严寒中也还是保持着绿色的草坪,过去就是深蓝色的湖,湖上几支白色的天鹅,湖边几株只有秃秃的枝丫的高大的柳树……这种宁静、美丽的境界,在城市中是很难享有的。

克拉特告诉我,这间玻璃温室是三年前才建成的。他的住房原来是他工作的单位——一家炼铜厂的宿舍,后来他买了下来,自己设计并参予动手,加以扩建、修整,现在是有五间大房的舒适的住宅了。这是他勤劳的果实,并付出过自己的心血。所以,他对之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在这里度过他幸福的晚年。

果然如他所说的,我欢喜他的家,当我将离开时,有了一种依恋的心情。那不仅是由于生活的舒适和方便——事实上,在这一方面,不久我就习以为常了;主要是由于他们夫妇对我的那种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到达的当天中午,他们就催促我在他家里为我的老伴打一个电话,告知我的平安到达,以免她担心。那是我已想到,但不好意思提出来的,因为那需要他们付出费用。我有些激动地拿起了电话筒,五分钟内就听到了老伴惊喜的声音……他们仔细地观察我的饮食习惯和嗜好,发现我欢喜吃甜食,就经常为我做了各种点心、糖果。他们关心我的健康,问寒问暖。他们唯恐我感到拘束,常常与我亲切地谈话,克拉特还不时地与我开开玩笑。克拉特细心地为我安排了每天的日程,自己开车送我到各地去参观,有时一天行程三四百公里,陪我到许多人家作客……在我住在那里的一个月间,耗费了他们许多精力。

克拉特这样地对待我,使我感动而又有些不安。但我知道,他对所认识的在杜伊斯堡的中国留学生和专家也都非常热情。他们也常到他家做客。有的人回国后还和他保持着联系。我看到,他和他的夫人过生日时,就收到不少从我国奇去的祝贺卡。在杜伊斯堡市长接见我的会上,市长克灵斯表扬了他为促进中德两国人民友谊所做出的努力,并赠送了他几件礼物,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很高兴。他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表现了出来。他的大门的后面,挂有一个赭色的小木牌,上面刻着童稚体的白色中文字:“克拉特博士”。他的餐厅好像是一个小型的中国展览馆:从杭州运去的红木餐桌和八把宽大的红木椅,四壁挂着几幅中国画,壁毯,长橱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工艺品,其中有两个一米高的景泰蓝花瓶。这些都是他三次来中国访问时搜集的。他还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的幻灯片,常放给朋友们看,并加以讲解。他有一个大书橱,放满了有关中国的外文书籍,有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更多的是西方作家写的,其中有关于中国的旅游指南和游记,也有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书籍,其中还有一本德国出版的中国漫画家的漫画集。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对中国这样有兴趣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我到过世界许多国家,我原先对法国入迷,每年都要去旅游一次。至于中国,在我年轻时,那在我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那么古老、神秘,离我们那样遥远,所以我很想去看看。我终于有机会去了。有一个德国作家到中国去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我在中国感到陌生》。而我在中国一点也没有感到陌生。相反地,正像我当初对法国入迷一样,我又对中国入迷了。”停顿了一会,他又加了一句说:“我想,我再也不会迷恋别的国家,因为我年龄已经太大了。”

是的,他的年龄不算小,已76岁,整整大我十岁。但他看上去并不显得比我老,如果说不是显得比我年轻的话。头发灰白,还没有怎么脱落。长型的脸上并没有很多皱纹。中等个子,身体不胖,肚子微凸。走起路来很有精神,头脑反应也很灵敏。他是博士,懂三种外语:英语、法语、俄语。当过教员,他的夫人就是他在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当过化工厂的厂长,后来长期在杜伊斯堡的炼铜厂负责“专利”工作。十年前退休。他只有一个女儿,是画家,已结婚,住在另一个城市里。平时在他那宽大的房屋里只有他和夫人相依为命。他当然有一些积蓄,还享有退休金。有自己的房屋,自己的汽车。已不担负任何工作,应该是很清闲的,但他总还是忙忙碌碌。每年都要外出旅游。在家则担任采购,打电话和朋友联系,参加某些社会活动。他有一个作坊,存放着各种工具,修理和制作一些小型的家庭用具。他的木工活做得不错,我看见了他送给小外孙女的两尺高的木制的房屋模型,里面还摆设着各种家具。每天要抽出相当多的时间读书报。知识面很广,也喜欢文学艺术。所以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虽然已退休了,他的生活是充实的。他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很满足。他的书房中,有一幅他很欢喜的静物油画,画的是一杯酒、一块面包、一本书。他说:“有了这三者,余愿足矣!当然,还要加上爱情。”他笑着向他夫人挤了挤眼。

他热情、健谈、富有风趣,常常说一些幽默、甚至是带有童趣的话。譬如,有一次,在火车上,他仔细地研究那种可以灵活地翻倒的烟灰盒。他说:“发明这种烟灰盒的人是聪明的,否则,为了倒烟灰,就必须把整个火车倒过来了。”他的这种性格就更使他显得年轻。但是,办起事来又是十分认真,一丝不苟的。关于我的活动日程表,他就仔细地画了几次。当埋头坐在书桌前,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而一站起来,他就是一个谈笑风生的人了。不过,究竟年事已高,容易忘事。出门时,已发动汽车,他往往又要下车回屋取应该携带的物件。有时,他怕要带出门的东西忘了,就时常提醒自己。有一次,他将一张他夫人开的购物单不时从衣袋中取出来看看,而当他到了商店时,才发觉终于被他看丢了。

特别难忘的是要离开他家的前一夜。平时,我们大家都是在晚上九点多钟就互道晚安各自回房看书写东西了。这一天却谈得很晚。主要是他谈他的经历。他曾有好几年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而且不知道妻子和女儿的下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和刻苦地工作,也随着德国逐渐富强,他才得以站住脚跟,为自己的家带来了温暖和安乐。他有些感慨,也有一种自豪和自慰。谈话的中途,他突然急匆匆地走出去了。好一会,在门外大声喊:“你们看吧!”我和他的夫人望向门口,他一进来,我们就忍不住大笑了。原来他换了一身当年在劳动时穿过的服装:棉帽和棉衣棉裤。他还表演了劳动的样子。后来,他又出去了,先后换了阿拉伯的服装、非洲的服装、美国西部的牛仔服装……接连换了五六次,每一次都带表演,维妙维肖,显示了演员的天才,而且显示了他内心的青春。我在大笑中又深深感动。一时忘了他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一位知名的博士了。至于那些服装,是他旅游的纪念品,有的是友人送他的。

我也问过他对中国的看法。他告诉我,他曾应武汉政协之邀作过一次报告:《一个德国人看中国》。可惜我没有听到。他对我谈过这样两点:他说,中国有一种活动扳手,可以拧各种不同型号的螺丝钉。而德国对各种不同型号的螺丝钉都有不同的专用扳手。中国人显得很灵活,但活动扳手对每一种螺丝钉都不可能拧得那么紧;德国人似乎笨拙些,但专用扳手拧得更精密。还有一次,他说:“德国多的东西,中国少。而中国多的东西,德国少。”他没有进行具体的解释,这样倒反引起了我多方面的揣度深思。

相处短短的一个月,我们已像是老朋友了。我很高兴,在我老年时,能够结交这样一个长者,一个对中国入迷的异邦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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