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

我与《大江》

作者:曾卓

《大江》是解放前汉口《大刚报》的文艺副刊。创刊于1946年3月,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时,出了400多期(每周二、四、六出刊)。它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主编是女作家葛琴(鲁迅先生曾为她的小说集《总退却》写过序言)。其后接替过这一位置的有端木蕻良、王采、天风和我,以我任职的时间最长。曾经协助过编务的是青年诗人牧星。在这个副刊上写过稿的作者有茅盾、雪峰、荃麟、艾芜、吕荧、邹荻帆、阿垅、路翎、绿原、冀汸等著名的作家、诗人,也有许多青年作者。它为荒芜的武汉文坛带来了生机,显示了希望。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激烈地进行的时期,这个副刊以它明显的倾向配合和响应了这一伟大的斗争,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所以,它受到了反动派的监视以至迫害,而受到了进步读者的关注和欢迎。在武汉的新文艺运动史上,它应该占有一定的篇幅。牧星应《新文学史料》杂志之邀,拟写评介这一副刊的专文。去年春天,他从长沙专程来武汉,查阅旧报,访问有关人士。他一再要我也就《大江》写一点什么。我也确有这一义务。但是,我保存的《大江》和一些有关的资料,早已丧失殆尽。现在,我只能凭记忆写一点短文。

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的7月离开武汉到重庆的。于1946年的6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故乡。当时我在一所大学念书,学校由重庆复员到南京,一时无法开学,所以我可以在武汉停留一段时间。当时,友人邹荻帆、陈枫已先期到了这里,他们告诉我,荃麟、葛琴夫妇也在武汉。这两位文坛前辈,我都认识,前几年,荃麟在桂林编《文化杂志》,葛琴编《青年文艺》时,我都写过稿。后他们到了重庆,住在张家花园全国文协机关里,我们多次见过面。他们是著名的进步作家。抗战胜利后,没有去上海(抗战前他们在那里),而来到从未有工作关系的武汉,我暗暗估计,一定是负有党的某种使命的。几位与他们接近的朋友们也大都意识到这一点,而反动派也肯定会注意他们。记不清是荻帆还是陈枫,在我回武汉后不久,陪我去看他们。他们住在积庆里一栋古旧房子的二楼。只有一间房。房子不算太小,但摆着一张大床,一张小床,还有书桌、饭桌和一些杂物,就显得很拥挤。荃麟还是那样瘦弱,经常头晕,所以戴着健脑器,但谈锋依然很健。他向我们谈到时局和文艺界的一些情况,葛琴进进出出的忙着照料两个都不到五岁的小孩,还操持着家务活,也抽空过来坐下与我们谈她编辑《大江》的情况。看来她是很爱惜这个副刊,并倾注了不少心血的。她约我写稿。我当然允诺,而且,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面对阴霾弥漫的现实,我是有相当多急于一吐的情感和愤懑的。

我先后交了两篇散文:《归来》和《战栗的城》。不久后,大约是在七月中旬,葛琴向我提出,想将《大江》转交给我编。她说家务较忙,实在难以兼顾,荃麟也在一旁鼓励我接下。我有点意外,也很犹豫,恐怕自己无力挑此重担。但想到这是他们经过考虑和商量才这样安排的,我不应该推辞,就作为接受一个任务,答应了。我先代她编了几期。后来,她带我到报社见了社长刘人熙,经他同意后,就正式代替了葛琴的位置。两个月后,荃麟、葛琴夫妇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汉口,去了香港,在新的岗位上战斗了。

我虽正式成了报社的一员,却很少去报社。事实上,报社也没有供我使用的办公桌。报社的人员不多,编辑、记者一共只有十来个人。但只有一间二十平方米大小的房子作为编辑部,就显得狭小而拥挤。我在家编稿。有时将编好的稿子送到报社去交给牧星,有时由他来我家取稿。有什么事就由我们两人商量。审稿、与作者读者写信联系,画版及一些杂事,都由我们两人承担。在具体事务方面,牧星做得更多一些,工作是相当繁重的。到了11月初,因为学校即将开学(由于初复员到南京,学校开学较平时晚了两个月),我辞去了《大江》的编务,我最后一次发稿恰好是《大江》100期。我以编者的名义写了一篇《百期的话》,表达了我的心情并声明了我的离去,接替我的编务的是前辈作家端木蕻良。他当时和演剧四队生活在一起。演剧四队的队址就在新市场(现在改名民众乐园)旁边的南洋大楼里。

1947年6月,那正是震动全国的南京“5·20”学生运动后不久,由于受到特务的监视,我曾到上海暂避。毕业考试前夕回到了南京,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当夜就搭船回到了武汉。想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临*锛究保沤悠傅揭患宜搅⒅醒*教。当时《大江》的编者又换了王采。当报社的负责人得知我回来后,由副总编辑黄邦和约我谈话,他表示还是欢迎我回去编《大江》。我同意了。这样,我一面教书,一面兼编《大江》。一直到1948年的10月,几位老朋友约我一同去鸡公山一所中学教书。那里邻近解放区,而学校负责人的态度比较开明,我们去了可以做一些工作。这样,我又将《大江》的编务交给了在报社工作的诗人天风。我在山上只呆了三个月,由于受到特务追踪而逃回武汉。《大江》的编务又转回给了我。那正是解放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巨大胜利的时期。在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升起红旗以后,武汉也临近解放。从可靠的方面得到消息,特务将逮捕我。于是,我通过组织的联系,于5月1日由一交通员带路,化装成一商人到了孝感——当时那里已经解放。离开武汉前,我没有通知报社。只是留下了一些选用的稿子,交给了《大江》的经常撰稿者蒲汀,请他代我到报社发稿。5月16日武汉解放,我于5月20日连夜赶回武汉。从此,《大江》扩充了篇幅,增加了许多新的作者,以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抗战以前,我也曾编过汉口《时代日报》的杂文副刊《偶语》。和我同编的还有蒋文高。我们都是初中学生,十分幼稚。副刊的稿子大都是我们自己和朋友写的。而那家报纸的发行量也少得可怜,谈不上什么影响。我们编了一个短时期以后就罢手了。而《大江》是一家有声誉的大报的副刊。当我接手的时候,葛琴已为这一副刊建立了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质量,在读者中享有信誉。这使我不得不慎重从事,至少希望使这一副刊保持已有的风格和水平。同时,那正是解放战争进行的时期。我意识到这一副刊所应担负的任务和自己所应尽的责任。我是怀着战斗的心情来从事编辑工作的。一如我在解放初期所写的一篇纪念性的短文所说:《大江》自然只是一个渺小的存在,然而它却是立足在一个伟大的基础上——即争取那个人们在以血肉换取的战斗的目标。在反动政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芜的武汉文坛中间,作为争取一个据点,团结一批友人,这存在本身就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无论如何,《大江》是与这个时代的命运相结合的,是与兄弟们的进军相呼应的。

当然,我们的工作会受到限制。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传达人民的呼声,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到实际的政治环境,在选稿时不能不采取有所克制的态度。但即使这样,也还是受到反动派的注意,好几次报社负责人转达了警告。而另一面,又遭受少数在政治上比较单纯的读者和作者的误解。譬如,有一位名叫周澄的作者写了一首抨击黑暗现实的诗来,因为过于显露,我只好退回了。作者因而写信来愤怒地质问:“你有没有良心?”并要求公开答复。我理解他的心情,而且知道可能还有别的读者和作者也会有类似的不满,于是我就公开答复了:

热心的友人出于爱护本刊的心,投寄来的壮烈的呼喊,血泪的控诉,却有些没有能够刊出。为什么?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能不考虑到现实情况。赤膊上阵有时是必要的,但也要看一看代价,“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大江》的不足之处,我愿承担一切责备。

……我们是在夹缝中匍匐着爬行。有时候,在异常悲愤的心情中,我想,那么倒不如沉默好吧:“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还写过这样的话:

文字的效用是有限的,当人们在以生命写史诗的时候,文字就更显得无力……好几次,我都想推开这劳什子副刊不编了。

事实上,这也是对反动统治的一种暴露和抗议。这些答复也是过于直露了。但当时我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懑和渴求的。

以上所引的这些话,都是发表在“编辑地位”的栏目内。这个栏目经常保持。有时配合发表的作品写一点读后感,对作品进行分析;有时谈一些文艺观点;有时是与作者的通信。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在编者、作者、读者中形成了亲切的交流。现已60多岁的周代,回忆解放前他在武汉大学念书时,就很喜爱《大江》。他特别提到:“人们还常常注意一块比豆腐干还小的‘编辑地位’。”我在《大江》上发表过长诗《母亲》的第一部,那是署名曾卓。而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为了抒发在生活中的一些感受,我还在《大江》上发表过不少杂文和散文,那就用的是各种笔名了,如柳江、方亮、方洛、林薇、马莱等等。解放初期,我曾从中选编了一部分,编了一个小集子《痛苦与欢乐》出版。通过几次“浩劫”,我已丧失了这本小书,多方寻觅也没有能够找到。那些短文倒是很能反映我在那一段时期的心情,也多少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侧影,所以我是感到一些惋惜的。

在《大江》创刊的时候,葛琴在“发刊词”中就着重提出了发现和培养新作者的任务。在她担任主编的那一时期,她很注意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在副刊上,出现过不少新作者的名字。当我接手以后,她好几次对我说过,一个副刊,需要知名作家的支持,这样可以保证副刊的质量,建立副刊的信誉;但更要注意从自由来稿中发现新的作者,即使作者还不是那样成熟,但只要看出还有发展的苗头,就应该与他们多联系,给予鼓励。这样既可以培养新生力量,扩大作者的队伍;同时副刊也会显得更有生气,能更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我记住了她的话,在这方面作过一些努力。我认真阅读来稿,只要是真正从生活中来,有着真情实感的作品,虽然在表达能力上还不是那样熟练,也大都给予发表的机会。有时还在“编辑地位”的栏目内,对作品给予推荐,并适当指出其不足之处。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投稿者,后来都成了《大江》的基本作者,而且明显地可以感觉到他们在逐渐进步和成熟。譬如周代、犁夫、彭勃、李致远、葛苓……现在,他们还没有和我失去联系。前几天,我收到葛苓一封信,他在署名前写着“一个《大江》的老作者”,使我这个老编辑感到亲切,并得到安慰和温暖。

荃麟、葛琴夫妇于1946年春来到武汉,当然是肩负着党的使命的。《大江》的创刊,可以看作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离开以后,虽然换过了几个编辑,《大江》一直坚持着他们创刊时的宗旨,保持着原有的风格。还应该指出,当时《大刚报》的几个负责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有时还为我们承担了一些压力。他们是大致了解荃麟、葛琴的身分的,也知道后来的几位编辑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在武汉解放前的那半年中,他们可能已怀疑我地下党员的身分,但是对《大江》的编辑工作依然是放手的。另外,《大江》也得到了不少友人的支持和帮助,它才得以在黑暗、险恶的处境中艰难地跋涉,终于欢乐地看到,红旗在这座大城飘扬!

现在,四十多年的岁月已随着长江流走了,当我回顾编辑《大江》的那一段日子,有些激动也有一些感慨。当时,曾有读者来信说:“《大江》是武汉的一点光。”我在一篇短文中答复说:“这对我们不仅是值得欣慰的赞语,而是沉重的鞭策。光么?那是只有在‘有一分热’的解释下,我们才敢承担的。”是的,正是凭着这一分“热”,才得以经受黑暗统治的煎熬,才能具有对胜利的渴望。当我赶写这一篇小文时,在我眼前,还时时浮现出当年并肩战斗过的友人们的身影。其中有的已去世,如蒲汀;有的已不知下落;即使还健在者,也大都垂垂老矣。让我在这里向他们表达我的怀念和问候。我相信,他们也记得并珍惜那一段岁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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