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诗集》

从诗想起的……

作者:曾卓

其实,关于诗我能有多少话可说呢。我只是写过一些(就我写诗的年数来说,那是太少了,而且大都是不好的)诗而已。我选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只是想通过关于我的写诗的经历来反映我的几个阶段的生活的侧影,也附带说明一下我是通过怎样长久的探索,才懂得了一点诗的道理,而这些道理原是极其平凡的。

我写出第一首像是诗的东西是在一九三六年。当时我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参加了由几个也是中学生(其中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别校的)组织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规定每星期六聚会一次,而且每人要带一篇自己的创作去。我们认识一个销路少得可怜的报纸的副刊编辑,有稍稍像样的作品,就可以在那副刊上发表。我欢喜文艺,也热心于学习写作,但过去只是在一家报纸的儿童副刊上发表过两三篇作文。当我看到那几个只比我大一两岁、两三岁的刚认识不久的同伴,大都有一本自己已发表过的作品的厚厚的剪贴簿时,我是带着敬佩、羡慕的心情的。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冲击,使我更加积极地练习写作。当时我读到了臧克家的两本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也还读过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诗。主要是在臧克家的影响下,我写出了第一首诗。当我羞怯地将它在读书会上交出时,没有得到好评,但受到了鼓励。第二次我交出的诗,终于在与我们有关系的那家报纸副刊上发表了。诗是这样的:

忧郁像一只小虫,静静地蹲在我的心峰。

不愿说也不愿笑,

脸上挂着一片生之烦恼。

生活像一只小船,

航行在漫长的黑河,

没有桨也没有舵,

命运贴着大的旋涡。

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小足球场上消耗的时间比花费在课业上的时间要多,还没有真正走向生活,对将来有无数幻想,却写出一些这样低沉的语句来,现在看来真是可笑的。这是一个坏的开始:不是出自衷心的感受,而是为了——仅仅是为了要写作,而且是装模作样地摹仿别人的腔调写作,“为赋新词强说愁”。

但无论如何,我是从这里开始了我的文艺的道路。在这以后,我大胆得多,也更提高了写作的兴趣。不过后来主要是转向杂文了。这是由于鲁迅的影响。他当时用“晓角”的笔名(我们从笔调上认出了是他),以《立此存照》为题在《中流》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精悍的杂文,我的杂文的总题目就用了《恐口无凭》。此外我写过两篇短短的小说和几篇速写,也还继续写过几篇诗。可以说,也是从这里开始了我的生活道路。读书会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它主要是靠友谊结合起来的,人数不确定,成为核心的是五、六个人,多的时候到十多人。不仅仅是讨论文艺创作,也讨论时事和哲学,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就漫谈,扯闲天,甚至玩玩笑笑地打闹起来了。这是一群自命为进步的青少年,我们不仅阅读一些进步的文艺书刊,也还硬啃着《新哲学大纲》、《政治经济学教程》一类厚厚的社会科学书籍。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正从北方向南方开展,后来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我们中的几个核心人物参与了武汉市救亡活动的组织工作,我们这一群人大都投入到了这一浪潮中,而且是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其中有几个被国民党逮捕,我也被学校开除,不得不转学到外县的一个中学去。这究竟是一群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在当时的进步的书刊的影响下面,也由于目睹了旧社会的一些黑暗和不平,有向上的要求,有爱国的热情,但都还有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烙印和习性。我们就在时代的风浪中成长,经受着锻炼和考验,后来有的随波逐流,有的落荒,有的更是堕落了,但更多的人则还是坚持着他们的道路,不断地在前进。我所结识的这一群友人和我参加的这一段活动,对我以后的道路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应该说我是有着一个较好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曾生长过一代革命者。后来在无论是怎样的情况下面,我都没有背离开始的方向。但由于始终没有能够克服自己的一些致命的弱点,我走得很慢,很艰难。如今回顾时,我发觉,在漫长的四十年后,我离我的起点并不远……

一九三八年,当武汉沦陷前几个月,我流亡到重庆继续上学念书。我广泛地阅读着一些文艺报刊,并未想到投稿,我认为自己还远没有达到向一些比较知名的报刊投稿的水平。我终于投寄出的第一篇稿件,的确是在“情不自禁”的情况下写出的。

在这里,我只能简单地谈一谈这一段故事:一九三九年的年初,一个和我同班的女同学突然提出要我和她一道到延安去。我立即就同意了。延安,这是当时一般倾向进步的青年所向往的革命圣地,我是动过好多次念头想去的。但当时我对她允诺的原因主要还是在她本身。我们共同参加校内校外的救亡活动,同台演过几次戏,有过一次长谈。从最初起,我对她就怀着一种隐蔽的感情,在当时的年龄,我是决不会向她倾吐什么的。然而,她大约也能够感受到。她是湖南人,有着爽朗、热烈的性格。她的提议使我感到意外而又惊喜。于是我们悄悄地着手一些准备工作。我去找一些关系,而她以生病为借口请假离校住在外面。事机不密,这件事被一个三青团员向校方告发。训育主任找我去盘问。我矢口否认一切,但还是受到了申斥,而且被看管了起来,不准离开校门一步。我立刻设法通知了她,她躲藏了起来。我们还想继续贯彻我们的计划。由于我不能离校,一切很难进行,而她要再返校也不大合适。她让人带来一个便条,告知她决定和一个女伴一道先去成都,在那里等我,希望我寒假去。而为了逃避学校和她家里的寻找,她们将不坐长途汽车,而是搭一条运货的木船沿长江到乐山转成都。我得到她的通知正是期终考试的前一天。我心情不安,终于冒着被开除的危险从学校溜了出来,在长江边上找到了她所要搭乘的那只木船。她和她的女伴已经在船上了。船第二天就要开行。她希望和期待着我会来送她,但又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她见到我时是异常惊喜。我们在冬日的河滩上来回走着,谈着,说的都是一些很一般的话,却又似乎都有着含意,我感到甜蜜又哀伤。几小时一闪就过去了。我必须在晚自习前回校,我们不得不分手了。她送我爬上高高的江坡。我知道我不可能去成都,这会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会面。我头也不回地走了,为了不看到她的眼泪也不让她看到我的眼泪。我刚好赶上晚自习,学校没有发觉我的溜走,这一点没有使我感到高兴。有什么呢,开除就开除吧。我面对着明天就要考试的功课,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心情沉重、痛苦、感伤,突然拿起了笔,写下了一首诗,题目是:《别》。诗第二天就投寄到靳以编的《文群》副刊去了。天知道我是怎样对付了那几天的期终考试的。这首诗是有着真实感情的,但一首送人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的诗,竟是如此伤感,一片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就连我自己,在不久后就对它感到不满了。但几天之后诗就刊登出来了,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二月,而且还有人称赞。这将我写诗的热情引到了一个gāo cháo,成了《文群》的经常的投稿者。同时我也留意读一些别人的诗。有一次,我买到了艾青的诗集《北方》(他抗战前出版的诗集《大堰河》我是后来才读到的),那是一本薄薄的六十四开的小册子,给予我很大的感动,而且在诗的形式方面,为我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三年,那三、四年间是我写诗最多的时期,投稿的范围也渐渐扩大了。我真想好好记述一下在一九四○年夏我是怎样先后结识了几个写诗的友人和我们的那一段生活,不过那应该是另一篇回忆的题目。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提一下,除了c(他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抗战前就在知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了)以外,都是刚刚写诗的年轻人,流亡的穷学生。他们有才华,有抱负,也有所追求。但并没有真正走进生活和接近人民,他们的歌声美丽,但有些飘渺;他们的激愤的喊声是真挚的,但并不深沉。这是几棵刚出土的新苗。对于当时老一辈的知名的诗人,他们尊重的是其中的几个。对于当时的诗坛,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认识以后不久,就决定办一个诗刊,经费问题依靠在熟人间募捐解决了。诗刊的名称是《诗垦地》,断断续续一共出了六期,后来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查禁。对于几个青年人办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刊物,他们也是不能放心的。

我的诗有几个赞美者,却受到了一个长者的责难,说那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使我很愤愤不满,内心暗暗地发誓一定要写出一些好的诗来。——但终于没有能够写出,反而写得更少,在一九四四年以后,几乎不写诗了。我不必掩饰我在二十岁前后的种种缺点:骄傲、虚浮、锋芒毕露,生活上的吊儿郎当,思想上在进步的外衣下掩盖着的小资产阶级情怀。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在抗日战争的浪潮中,在反动派的黑暗的统治下面,我却浮游在自得其乐的小天地中——这是指生活情况,也是指精神状态。我自以为反抗着什么,追求着什么,多次的政治迫害增加了我骄傲的资本。不能说我没有做一点工作,但我只是这个大时代的一个可笑的“骑士”而已。当时一位友人曾称我为“马克”(这是冈察洛夫长篇小说《悬岩》中的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是善意地、亲热地就好的一面这样来比拟的,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无意的、然而辛辣的嘲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写得出好的诗呢。当时的作品已经全部丢失了,现在留存下来的少数一些,都是凭记忆抄出的。我且举出两首短诗做例子来说明一下我的创作倾向。门

——写给老朋友们看

莫正视一眼,

对那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曾经用前进的姿态来吸引我们的,是她;

曾经用美丽的谎言来欺骗我们的,是她。

而她

在并不汹涌的波涛中,就投进了

残害我们的兄弟的人的怀抱。

今天,她又要走进

我们友谊的圈子,

她说,她现在才知道

只有我们

才是善良的灵魂。

让她在门外哭泣,

我们的门

不为叛逆者开!

(1940年)

另一首诗是:

青春

让我寂寞地

踱到寂静的河岸去。

不问是玫瑰生了刺,

还是荆棘中却开出了美丽的花,——我折一枝,为你。被刺伤的手指滴下的血珠揩上衣襟,

让玫瑰装饰你的青春,血渍装饰我的青春。

(1941年)

前一首诗《门》是针对武汉时期读书会中的一个女朋友的,她当时已经嫁给了一个在武汉曾迫害过我们的国民党党棍,却又渴望着我们的友谊。写这首诗,我当然自以为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的。情绪是真实的,诗又很短,所以还不大容易看出问题。后一首诗《青春》虽然也很短,却明显地暴露了我。“让血渍装饰我的青春”,这是炫耀自己的进步,但全诗却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为基调的。我那段时期所写的诗,大都也就是如此。我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认识这一点,虽然那认识是有一定限度的。我也渴望写出表达人民感情的诗。但仅仅靠主观愿望是不够的,我不能拿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如果一定勉强写下一些豪言壮语,那就不过是虚伪。而我厌恶虚伪。我也写过人民的苦难,如《乞丐窟》、《熟睡的兵》、《市外》等等,但那只是出于一个旁观者的浅薄的人道主义,而不是感同身受的血泪的控诉。当我真诚地写出一点什么时,那当中当然也有我的追求、我的搏击,但也暴露出我思想上、感情上的疮疤。我不必矫情地说自己缺乏写诗的才能,但在诗中——在一切艺术作品里,特别是在诗中,比起技巧来,思想感情是更主要的,是决定性的。只有至善至强的人才能有至善至强的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应该说,我才逐渐体会到了这一点,因为那道理我是很早就知道的。我感到苦恼,我有过挣扎,进行过探索。我写过少数几首还算健康的诗,如《铁栏与火》等。如果我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一步,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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