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诗集》

关于《门》

作者:曾卓

《门》写于1939年冬。最初发表在靳以先生编的重庆《国民公报》的副刊《文群》上。当时曾得到一些好评。后来我出版第一本诗集时,就以《门》作了书名。近十年来,评论家们在谈到我早期的作品时,大都提到了这首小诗。这首小诗当初发表时,曾有一个副题:“写给老朋友们看”。当时我未满18岁。所谓“老朋友”,也都只是比我大一两岁、两三岁的几位年轻人。抗战前,在武汉,我们曾组织一个读书会,主要是靠友谊的结合,而又带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在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下,这批青少年都自认为是革命者。这个读书会的成员并不固定,多时十来个人,作为核心的只有五、六个人。这些人后来都是武汉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门》一诗中所说的“那个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也是我们读书会的参与者,她是我们之中一个人的亲戚。很美丽,很活跃。喜欢文艺,对政治则不是那样关心。当我们就一些政治问题热烈地讨论时,她往往只是睁着大眼睛,微笑着在一旁静听。不过,她随着我们一道参加了救亡活动,也参加了“民先”。我们曾期望她成为苏菲亚——我们很崇敬的一位俄罗斯女革命家。她的父亲曾是一个官僚,宦场浮沉,后来沦落成为一个小职员,对女儿很宠爱,将她当作了一笔财富。抗战发生,武汉危急时,他将女儿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曾经结过婚的国民党官员,从而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聘金。她肯定受到了父母的威逼和哀求。但她终于应允过这一婚事,也表明了她的软弱的性格,可能还由于虚荣心。如果她坚强一点,朋友们是可以帮助她从家庭出走的。当时的出路很多。但当我们得知消息时,一切已无可挽回,所以,朋友们对她很感失望,并愤怒了,认为受到了欺骗,都不愿原谅她。武汉沦陷后,我们当中一位姓朱的朋友在重庆街头碰到她,她穿着华丽,情绪却相当沮丧,而且流露出一种愧疚。她对那位朋友谈到,由于家中准备逃难,急需一笔钱,她被迫变相地出卖了自己。她希望得到谅解,能和读书会的朋友们保持友谊,并表示,朋友们如果生活困难,她是可以给予一点帮助的。那位朋友当即断然拒绝了。那位朋友随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我——当时我也已流亡到重庆。我在激愤的心情中写了《门》那首小诗,决绝地表示:“我们的门,不为叛逆者开!”这也表达了朋友们共同的心情。

这首小诗是直接抒发胸臆。由于表达的是真实的激愤的感情,所以形成了内在的韵律,节奏感比较强烈。诗虽然是以一个特定的人为对象,但充溢在诗中的对叛逆者的愤恨,是容易激发读者们的同感的。好几位评论家都谈到了《门》这一形象用得很好,使抽象的概念得到了具体的展现。其实,我是受了屠格涅夫的《门槛》的影响的。在少年时读过巴金译的这篇散文诗,使我很激动。写这首小诗时,几乎是不自觉地用了“门”这一形象。“我们的门,不为叛逆者开!”是与开首的“莫正视一眼,对那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相呼应的,并使全诗的情绪推向了一个gāo cháo,然后戛然而止,显得比较生动、有力。

当然,这首小诗显得比较直白、浅露。那时年轻的诗作者们,很少单纯地追求和玩弄技巧,注重的是真情实感和对生活的积极的态度。我对这首小诗有所偏爱,主要的是由于那当中所表达的有所追求的激情,现在整整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意气风发不免使我怀念和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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