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诗论》

生命的足印

作者:曾卓

他是我的至交中的一个。

1943年,他和荒弩同志在昆明编《枫林文艺》,来信约稿——不是泛泛的几句客气话,信写得很诚恳、热情。这样开始了我们的交往。1944年夏,他从昆明来重庆,我当时正在迁移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念书,我们有了见面的机会。由于已有一段通信所奠定的感情的基础,而且,他的为人也是诚恳、热情的,我们很快就成为亲密的朋友。

他落脚在重庆一家旅馆中,为昆明一家布店在重庆进货。

身份是商人,他当然不得不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职业需要上。但他内心更热衷的是文学事业,这是他和我交谈的主要话题。

当时《枫林文艺》已经停刊,他决定另创办《诗文学》。由于要办正式的杂志不可能得到国民党的批准,就只有采用丛刊的形式,不定期出版。同时,他还要推出一套《诗文学丛书》。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当时,荒弩同志还在昆明,只能在通信中为他提供一些主意并组织一些稿件,主要的工作都得由他独自担当起来。

他是初来重庆,当时在重庆的著名诗人,他几乎都一一走访了,并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诗文学》第一辑的稿件很快就集齐并出版了,后来又出了第二辑。《诗文学丛书》也接连推出了力扬的《我底竖琴》、汪铭竹的《纪德与蝶》(去年,汪铭竹的家属将此书在台湾重印出版,仍保留了《诗文学丛书》和主编邱晓崧、魏荒弩的名义),何其方的《夜歌》、袁水拍的《诗和诗论译丛》和我的《门》,在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在读者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响。——丛刊和丛书的组稿、审秘、编排,以至以印刷、校对、发行,主要都由他独自承担,可以想见他的辛劳。我,还有燕郊等友人,也审阅和处理过一些稿件,提过一些意见,只能算是敲敲边鼓。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租了一间小房,以陈放出版的书刊,《诗文学社》算是有一个地方挂出招牌,并请了诗人张大旗协助他处理日常工作。

当时纸张、印刷费用不断上涨、出版事业极其困难。他从商,经济状况较一般公务员要好一些,但究竟不过是一个雇员,收入还是有限。他自奉俭约,还要担负家人的生活费,却将省下来的钱全部投入了“诗文学社”。当时发国难财的人很多,他却甘心在文学事业上赔钱。而且,他主编的丛刊和丛书,在政治倾向上是明显的,在反动派的统治下面,这只会给他带来一些风险。

在我们的交谈中,他吐露过早在20年代在昆明参加过革命活动,抗战开始后到过延安,因病经组织上同意返回后方。

那么,他是隐于市、隐于商的进步人士,这才是他真正的身份。

抗战胜利后,他返回昆明。《诗文学》第三辑已编好,而未能出版。我于1946年夏复员到南京。他也又从昆明到了上海,还是为那家布店进货。1947年南京“五·二○”学生运动后,我因受到反动当局的追捕曾到上海暂避过一些日子,食宿都是由他安排的。那年7月我们分手,以后就天各一方了。1955年5月,我被卷进胡风问题的风暴中,二十多年来和他完全断绝了联系。1980年,我的问题得到解决。第二年因写作任务到过昆明,我知道他在个旧教书,很想去看他,但因工作一时走不开,后又病倒了,未能成行。1986年夏,他旅游到武汉,适逢我出差在外,也未能见面。

过去我们交谈时,他只简单地提到过一点他的经历。我从魏荒弩同志发表在1992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上的《枫林似火》一文中,和云南个旧电视台记者荣翔同志的《邱晓崧访问记》的录音中,才比较详细地了解到他的历史。他于1927年就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转为正式中共党员。后虽因故两次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一直还是热爱党,跟着党走的。解放后,凭着他的斗争经历和一些老战友的关系,凭着他的学识和才能,他原是不难据有一个较显要的职位的。但他却宁愿当一名中学教员,在教学中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年来,在每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挨过批斗,下放到农场劳改过,他也都默默地承担过来了。一直到70岁时,才从教学位置上退了下来。——他为革命事业的奉献精神和对于名利的淡泊态度,使我深为感动。

他在20年代从事革命活动的初期,同时也开始了诗歌创作,那以后发表过不少作品。关心他的亲友们很希望他能将诗作整理出版。可惜在动乱流离中,他原保留的剪贴本均已丧失。现在由他的学生四处搜集,从旧报刊上查找到了十来首,加上他近年所写的一些诗,编成了这一本《雪之家》。虽然数量不多,但大致还是可以看出他的生命脚印,可以看出他在人生中的执着的追求,可以看出那青春时期的火焰还在他老年的心中燃烧……

晓崧兄长我10岁,已是80高龄。人生的旅途上多风雨,有不少朋友已先后离去,因而我更珍惜还健在的少数故人之间的情谊。当我捧读这本《雪之家》时,深感到它的份量,并回忆起一些往事。我很感激当年他对我的许多帮助。我想说,更为动人的诗,是他正直的为人态度,是他在时代的波涛和真理的感召中默默奉献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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