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诗论》

往事与未来

作者:曾卓

(在《文汇月刊》上连载时,题名是《胡风传》)。写的是1965年夏到1966年春节这大半年的时光。时间不长。但那连接着过去的十年:胡风和梅志是1955年夏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的,他们被分别关押着,各不知对方的命运。1961年,梅志因母亲病逝停尸在医院的太平间,才被放出来料理后事。而她仍得不到胡风的消息。曾经向公安部门请求见面,送东西,都遭到回绝。那期间,他们的老朋友聂绀弩冒着风险悄悄约梅志见面,向她转达了另一位老朋友,全国人大代表熊子民的意见,要她再向公安部提出要求。熊子民气愤地说:旧社会我们为革命坐牢,还准许探监送东西呢。友人们的态度激励了梅志,在再次向公安部门坚决地提出要求后,几经周折,终于得到了应允。她得到了几次探监的机会。1965年冬季,胡风被正式判刑后,假释出来,在北京生活了一个多月。1966年春节刚过便得到公安部的通知,要他们迁居成都。他们很不愿意离开祖国的心脏北京,但不能不遵守命令。在去成都的火车上,当车轮在长鸣的汽笛中碾动时,他们哭了。他们哭,是因为对北京的感情,是因为认定这是被终身流放,是因为离开了孩子——其中一个还在中学念书,今后不得不到学校寄宿;他们哭,可能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情绪:多年郁积的痛苦、委屈、悲愤……而且前路茫茫。但是,他们即使从最坏的方面预测,大概也不会想到,今后的命运是那样险恶、悲惨,那是更值得一哭的。——这一部分回忆又是后一个更大的苦难的十年的引子。

这部回忆录在《文汇月刊》上连载时受到了读者普遍的关注。因为胡风在新文学史上留下了他的业绩,在过去的那些年中,他受到了许多人的热情的赞扬和敬爱,也曾受到不少人的严厉批评和责难。而对于不太了解过去的年轻人,历史的反复使这个名字在他们心中蒙上了一团迷雾。

1955年那场骇人的风暴中,胡风是“祸首”,并因此牵涉到难以统计的人。那是一个震动了全国的事件,并吸引了全世界的注视。对于他被捕后的遭遇,他的心情和他的表现,当然是人们所希望知道的。

梅志说:胡风在监狱中度过的前十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他没有受过严刑拷打,也没有受过车轮大战,只是关在独身牢房整整过了十年,并受到了几百次的审问。”所以关于那十年的情况她没有写,只是记述了胡风在假释出狱后对她简单说到的这样一点情况:“老是要我交代交代,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是你们应该明确地为我们做结论的时候了。但没有人理我,于是我开始了绝食。当然,他们是不能让我死的,一些细节就不谈了……这门牙就是为了灌我食物而被敲掉的。”——单独被监禁十年,绝食而被敲掉牙齿……如果这些都只需一笔带过,那么,梅志所写的有关1965年夏到1966年春节这半年间的回忆,更说不上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她终于获得了探监的权利,能够和胡风见面,送书,送东西,后来在判刑后胡风还假释回家,在北京参观……这些情况比起那十年已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为了让他们迁居成都,也在各方面作了比较妥善的安排。作者朴实地讲述看这一切,一直没有提高语调,没有放纵感情。但是,在平静的下面是激荡着心潮,在平淡的下面是渗和着血泪。我们读着,不能不感到心的沉重,不能不感叹。

让我们从梅志的眼中,从她的叙述中,来看看当时胡风的形象。

分别十年后,他们第一次得以见面:“一直被全家尊敬的一家之主,现在被人押着站在我面前,我真想抱着他痛哭一场。”胡风很平静地走向她,用劲地握了她的手,之后用闪着光(是泪光么)的眼睛望着她。“是他,仍旧是过去的他,他的手仍然那么有力,他的眼光仍那么坚定。”而当他被带走时,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向她摇了摇手,脸上带着笑容。“这一笑使我感到很大的安慰,这完全像过去他对我的微笑。”那么,毁灭性的打击和十年的磨难并没有能将他从精神上摧毁。

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呢?他对他的遭遇,对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他不会不感到困惑、不感到冤屈的。关于他的被斥责为“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他的回答是,“……这个死结不是我所能解开的!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就算是文艺思想有错,那也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而,他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何尝不知道这大帽子底下过来的秘诀,但那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我能这样做吗?我没有做过的事我不能承认。做了的是否全错也不是一句话能谈得清的。我还得用大量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实践,才能得出结论。”

不是为了求得“过关”,求得“宽大”,将一切罪名包下来,而是要求实事求是,采取对党对人民、也对自己负责的态度。

对于他将来的命运,他作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愿意接受党给我最后的裁决。希望你也这样,不存任何幻想,相信党相信群众。对我的结论可能我看不到了,但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历史会对我做出公正的结论的。”

当他被正式判刑14年后,他说他是“心安理不得”。他难以承认加在他头上的罪行,但他不上诉,也不愿辩解,原因是“为了维护党的威信”。

——从这些简单的记述中,是反映了极其复杂、矛盾的心情。以前,胡风在什么文章里曾说过: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和共产党,我这二十多年来是没有安身立命之地的。即使在遭难以后,他也是坚定地相信党。但却又正是以党的名义将不实之辞和严厉的处分加在他的头上的。他无法说服自己,因为“理不得”。但他承担起了这一切,以求“心安”——令人心酸的“心安”。

他说,使他心情不安的是那些年华正茂的朋友们也因为他而受磨难。“我情愿自己一个人上绞架,而不愿他们为我陪斩。”他也为80岁的岳母在他和梅志都在狱中时凄然去世而泪下。他也挂念着孩子们。当他假释出来,在十年的阔别后和孩子们共度春节时,他让女儿念了鲁迅先生翻译的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中的一段,而后他用沉重的语调说:“这就是我的心情,我愿意将我的全身心交给你们,你们像幼狮一样吧,你们能够壮健地奋然地离开我,我就安然了。”

他还想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在狱中大量地阅读了这方面的经典著作。他还要深入实践,当他参观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英雄纪念碑……后,所写的感想是全然的赤诚和信仰。他甚至还梦想着能够再从事文艺工作,他在狱中写了大量的旧诗以抒怀;他还关心着文艺现状,阅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他自己也可能感到这只是梦想,但这梦想是支撑他的一种力量。

所以,当他被迫离开北京,认为因而丧失了这一可能时,他是那样痛苦,那样沮丧。临行的前一天晚上,他为现身居显要的几位老朋友各写了一封告别信。他称他们为“足下”,而自称是“阶下之人”、“面壁之人”,诉说了“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他常常瞻望他们的“红旗所向”,“遥望高旗飘扬,朝阳吐采”,而自己则感到“往事历历,前途渺渺”,“即日远戌,后会无期”。心情是悲痛的,词句是凄楚的,因为他究竟具有“不能太上忘情的血肉之身”。

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梅志当然也会写到自己的情况和自己的心情。虽然十分简略,但从中也多少反映出了她自己的身影。

她整整坐了70个月监狱,因办理母亲的丧事才得以出狱。虽然后来“免予起诉”,但“帽子”还戴着。这个也是在30年代参加了“左联”的,曾协助胡风做了大量工作的作家,要与别的“五类分子”一道学习,要尽量表现得好一些以争取“摘帽”。

家破人亡,陪伴她的只有一个还在中学念书的小儿子。她惦念还在狱中的人,不知道他的生死。她没有可以谈谈心的人。没有人与她来往,她也不愿与人来往。因为她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意识到自己的住所是受到注意的“是非之地”。当她在街上遇到熟人时总是有意地回避,偶尔在僻处与熟人讲几句话,心里就感到不安。很难想象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和凭着怎样的精神力量熬过了那几年的。当她得到探监的机会后,她的生活才找到了一个支撑点,她忙碌着准备了亲人所喜爱的吃食,终夜难寐,赶最早的车去到监狱,辛苦的旅程在她是希望之路。

她不能不对亲人说一些要“加强思想改造”之类的话,因为要她帮助做好胡风的思想工作是交给她的任务;但她又唯恐伤害了亲人,因为她知道他是无罪的,而他又有着“火烈的性格”。她的要求很单纯:“我所要的仅仅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所要求的,让我们一家团聚!”但是,她也认定,“家破人亡的十年都过去了,还有什么好怕的?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今后我们的生活困难重重,但我能忍受。”掷地有声的这几句话,要能付诸实现,需要多强的毅力,而且后来的情况比她可能设想的要艰难、险恶得多,而她的确忍受,不,承担下来了。

胡风在当时曾说过,他已为“人神共弃”。当时除了讨伐、批判外,也的确难以听到别样的声音。但是,也并非没有仗义之士。如前面所提到的熊子民。再如聂绀弩和周颖夫妇。在30年代留日时,因从事进步的文化活动,聂绀弩和胡风一同被日本警方监禁过。被驱逐回到祖国后,他们又在“左联”共同战斗过。55年的那一场大风暴,绀弩自然无法幸免,他被关押审查了一年,虽没有被算作是“分子”,却被开除了党籍。57年他们夫妇都被打成“右派”,罪名之一就是为胡风鸣冤叫屈。聂绀弩被流放到北大荒。劳动了好几年后回到北京。而他居然敢于又一次插手胡风问题,敢于又闯进胡风的家——那是非之地。而且,当胡风将去成都时,他还敢于亲笔书写条幅,以诗相赠:“武乡涕泪双雄志,杜甫乾坤一腐儒,尔去成都兼两述,为携三十万言书。”至于具有北国妇女的豪爽精神的周颖,虽然自己也蒙受过沉重的打击,依然没有泯灭憨厚、正直的心,没有去适应那千变万化的情况。她自己的处境不佳,但多次去梅志家,有时和她彻夜长谈,分担她的痛苦,为她出主意,想办法,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和鼓舞。——原来,即使是那么严密的禁锢,也难以一一扑灭星星之火——正义之火的。

梅志还在继续写有关胡风的回忆,前不久,为了搜集材料,她曾到过胡风的家乡湖北蕲春县。她也是74岁的老人了。

还在勤劳地工作,不远千里地奔波。

如果说,那一年他们迁家到成都时,她不可能想到等待他们的是那样险恶的命运;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胡风又被改判为无期判刑,而且受尽了折磨,使这样一个坚强的人也得了恐惧症,她自己也备受磨难;那么,她当然更不可能想到在“四人帮”覆灭后的第四年,在新的政治情势下面,他们的问题终于得到了适当的处理。胡风得以享受一个平安的晚年,并继续从事文艺工作,从他所写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个衰弱老人还依然有着一颗健旺的心,豪气不减当年。在1979年10月25日,他在写给一个友人的信中这样说:“关于文艺见解,基本上如前,只因生活经历,也许多少还比以前更固执一点。借用一位英雄的话:‘观点不变’。”而在胡风去世以后,梅志也能够从容地写她的回忆录。

历史可以是一个严厉的审判者,也可以是一个公正善良的长者。他是无情而又有情的。归根结底,要看你怎样以生命来表达自己,看你心中有着怎样的光和热,看你追求的目的和朝向。

从梅志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胡风和她,是付出了多少血和泪,是付出了多少沉重的代价,是经历了怎样惨烈的斗争(包括自我斗争),在无望中又满怀希望,一步一步,一天一天,走过了那漫长的道路,熬过了那漫长的岁月,最后从烈火中飞腾而出。而从那中间,我们也看到了时代的艰难的步伐,听到了未来的嘹亮的呼唤。

呵,如烟的往事!

呵,累人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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