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诗论》

一个人和他的海

作者:曾卓

我面前放着两本散文集:《海行记》和《挂在树梢上的风筝》。作者田野,也是一位诗人。——我想来谈谈这两本书,也谈谈这个人。

在一本前不久出版的当代抒情诗选中,选了田野的诗。在作者简介中说他是“台湾诗人”。这里有一点误会。田野是四川人,在台湾呆过,那时也写诗。但那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

他已于1955年返回大陆。引起误会的原因可能是,他回来后写了不少有关台湾的诗和散文。上面说到的那两本散文集,就大都是有关台湾的。

1955年他从台湾返回大陆已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1949年的5月。两次都经历了风险。第一次,解放战争正激烈地进行。他搭乘一条运煤的船,回到烽火硝烟的大陆。经广州,到长沙,穿越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刚解放的武汉。当时,在海峡那边的台湾还是比较平静的。他原在海轮上当水手,后转到一所中学教书,生活还算稳定。他却冒着风险,在硝烟中奔向了革命的怀抱,在激动、欣喜的心情中等待分配工作。他没有想到,是让他——重返台湾。他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向我坦露过他的苦恼:他不正是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怀着向往,才千辛万苦地回来的么?但是,他还是悄悄地走了。当时解放军正在向南推进,广州还未解放。他必须又一次冒着硝烟,穿越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我怀着祝福的心和不久将再见的希望同他握别。那以后,就完全不知道他的消息。他平安地到达了么?在那边,能不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地?……六年过去了。

1955年的元月,我突然收到一封他的来信。很简短,语气急迫,只说他已到香港,留下了一个转信的地址,要我在指定的日子前复他一封信,并说明过期就不要去信了。其时我刚从上海出差回来,已过了他约定复信的日期。他为什么到了香港?

他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现在他还在香港还是返回了台湾或是另去了什么地方?……面对那一封短信,我茫然,我焦虑。只有期待并希望再能收到他一封信。没有想到,三月中的一天,我下班回家时,发现有一个客人正等着我。那是他。他微笑着说:“我终于逃过来了。”我因为完全意外而感到惊喜。安排他在我家住下,当晚作了一次长谈。他一向是比较温和的,那夜却那样激动,兴奋,谈到了他这些年的情况和他这次冒险归来的经历。当年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担当着风险,在友人的帮助下回到了台湾。改换过几次职业,最后在一家轮船公司当一名小职员。他思念家乡,那是一种难以言喻而又难以排遣的痛苦的思念和思念的痛苦。他怀想在大陆上的友人。同时,他多年就有的对理想的向往愈来愈强烈。难得这一次被派到香港出差,他决心乘这个机会返回大陆。他认真负责地办完了事,就搬进一家小旅店里。他为我们写了信,在焦灼地期待中却没有得到回音。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相当猖獗,他随时有可能遭到不测。而身上所带的一点钱也将花光了。还是再回台湾么?

不!他决定冒一次风险。如果失败,他肯定会被关进香港监狱,甚至会被押解回台湾。但一个强烈的愿望压倒了一切顾虑和担忧。他坐上了从九龙开往罗湖的火车。在罗湖的前两站,他被迫下了车,因为那前面就是封闭区,需要特别通行证。他硬着头皮走进了那边的一个警察署,说他是一个从新加坡来的商人,要到罗湖去看望一个朋友。他讲的是英语,对那位英国警长显然起了作用,他得到了一张“当天往返”罗湖的临时通行证,使他顺利地到了罗湖。而最大的困难还在前面。罗湖是一个小镇,只隔着一条不太宽的河与深圳相望。河上架着一道大约五六米宽的木板桥,从那上面就可以走向他日夜向往的土地。但是,桥的正中横着两具用木条钉成的“马扎”,中间有一条窄窄的过道。桥的这边,站立着身穿黄呢制服的港英警察;桥的那头,站立着身穿绿色军装的中国边防战士。双方相距不到十步。怎样才能跨越这十步呢?田野坐在马路边的一家冷饮小店中望向彼岸。咫尺天涯。那一座小桥可以使他通向圣土,稍有差池也可以使他坠入深渊。他一支又一支地抽着烟。他不愿回头也不能回头:他身上连回九龙的车费都不够了。他想起了为要混过昭关一夜白了头的伍子胥。伍子胥在困境中还有朋友相助,而此刻他是孤身一人。时间在烟雾中过得很慢也很快。附近车站的挂钟当当地敲了四下。几乎同时,对岸响起了一种特殊的乐曲(那是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工间操”的乐曲),似乎是亲切的呼唤,是嘹亮的进军的号角。在乐曲的旋律中,他毅然地站了起来,从容地走向桥头,将那张临时通行证交给了惊疑地望着他走近的两个港英警察。当港英警察认真地审看那张毫无作用的纸张时,他闪身往桥的那一头跑去。两个受骗的港英警察怒声高喊并伸出手来想抓住他时,他已经穿过了桥正中那条窄窄的过道,向一直注视着这一不寻常状况的两名边防战士跑去,大声喊:“我是同志!我是同志!”他终于平安地站在了他向往的土地上……

我激动地听着他的叙述。望着在灯光下的他的苍白瘦削的脸。我认识他已上十年了。他一向是温和、谦让、文质彬彬的。看来他不是一个刚强的人。但是,在必要的时刻,却有一种内在的力量。1947年,我们都在南京念大学,但不在同一个学校。他是他所在的那所管制极严的大学中唯一参加了“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学生大游行的人。他加入到我们学校的行列中,走在我的身边。后来因此受到了惩罚。这一次他冒着风险从香港闯回国内,也表现了非凡的精神力量。

而此外他还有着沉重的精神负担。他在台湾已成了家,有妻子和两个男孩。他没有将出走的决定告知妻子。出于对他的了解,妻子可能隐约感觉到了他的打算,所以她在为他收拾行装时,放进了一件薄呢大衣,那是在热带气候的香港所不必要的。那两个男孩,五岁的那一个高兴地嚷着要他从香港带一双皮鞋来;小男孩还只一岁半,也跟着嚷嚷。他们决不会想到将很多年见不到爸爸了。

田野自己也没有想到一分手就是这么多年。他原相信祖国很快会统一的,他难以想象妻子独自抚养两个幼儿的艰辛,难以想象由于他的出走为妻子和孩子带来的麻烦和磨难。他像当年在海峡那边思念这边的家乡一样,又在海峡这边深深思念海峡那边的亲人。更使他内疚的是,他不知道妻和孩子能不能谅解他。他无法得知他们的音讯。七年前,我曾和他一道到过厦门。在日光岩上,我们眺望海峡那边。我不时侧过眼去看他,他长久默默地凝望彼岸,我也难以想象他此刻的心情。

一直到1982年,他才收到妻子的来信和两个儿子的照片。信很简短,略报平安。两个儿子已长大成人,他完全不认识了。——信是花了两个月时间绕了半个地球辗转寄到的。

他感到喜悦和安慰,同时使他回想起许多往事,回想起离家前夜的情景。看着那封简短的信和儿子的照片,他泪眼模糊了。

一直到1984年,他才有机会与妻子和小儿子见面。妻子和小儿子参加了由台北去泰国观光的旅游团,从曼谷返台途中,将在香港停留三天。他在得到通知后,如期赶了去。分别30年,相见只有短暂的三天,而且会见是在另一块土地上——香港。田野说这是悲欢离合的三天。说是欢乐,其中也渗透着浓厚的辛酸吧。他们一家也还不能说是真正的团聚:大儿子没有能来;还有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两位媳妇和两个孙女没有来。当年一岁半的小儿子现在已是31岁,正是当年田野离家出走的年龄。儿子的母亲两鬓已斑,表明了她在30年岁月中的哀愁和艰辛。但她没有流露一点怨意,小儿子也表示了对他的理解。而且他知道两个儿子都很争气,生活可以过得去。他因而稍为心安。他买了两双皮鞋送给两个儿子,实现了他30年前离家时的诺言。三天很快就过去了。临上飞机前,小儿子在他面前跪下告别,他压在心底三天的眼泪终于控制不住了。什么时候再能见面呢?难道还要再等30年么?!

或者,比起分散在海峡两岸的千万人家来说,田野一家还算是幸运的吧。因为他们总算取得了联系(虽然每一次通信都要经过长久的辗转),而且其中的几个成员总还算见过一面。

以上的这些情景:他在台湾时对家乡的思念;离家出走,经历风险返回大陆;回来后对家人的牵挂;与家人的短暂的相聚……他都写成了散文,是这两本集子中最感人的篇章。他还怀着诚挚的感情写了一些散文记述他所认识的台湾作家、诗人,从而使我们对这些作家、诗人进一步有所了解,也侧面了解到台湾文艺界的一些情况。

在这两本散文集中,还有一些篇章是写他40年代初到台湾,在远航轮上当见习水手时的生活情景。当时他很年轻,初到大海上飘航,到过一些异国的港口。他接触过一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他自己也受到过欺侮、嘲弄,这使他看到了在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中黑暗腐朽的一面。同时他也从劳动人民和那些善良的小人物当中得到过温暖,帮助。他所写的种种戏剧性的小故事,具有浪漫色彩,而又血泪斑斑。这一段生活经历对他的性格形成应该很有关系。那以后,田野从大自然的海洋中又驰向了人生的海洋,经历过更多更大的风浪。1955年他返回大陆后也有过不平凡的遭遇。他没有在文章中写到这些。田野说:“我曾经是个海员,我在海上生活过。我知道,我懂得,一个真正的爱海者,决不会因为风暴,因为波涛,而和海绝交了的。”历史老人将严肃地记下那些教训,而且,他终将作出公正的评判。1984年,田野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写道:

为了这一天,我曾经走过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从台湾到大陆。

即使是,在苦难的历程中,我也没有停止过跋涉。虽然我的身上有着伤痕,我的脚也在流血。

他的独特的生命历程就是一本大书,那当中同时反映了也是在动荡和苦难中行进的伟大的时代。我曾多次劝他将这一切更详尽地写出来。他总是笑着说:“呵,我没有这个能力。”

这当然不容易,而他也是过于谦慎了。

单是读这两本散文集,也还是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种满足。

他的那些写海员生活和异国风光的作品,故事新颖生动,语言明快俏皮,具有浪漫主义的情调。他写在海峡两岸的思念之情和与之有关的自己的经历的作品,文风则较朴质,其中《偷渡者》《照片》《悲欢离合的三天》《这一天》等篇章,读来很亲切,很感人,因为那些事情本身就含着血泪,而他写时又是出于至情的。

田野也是一位老人了。在自然的海洋和生活的海洋中,他都多次经历过大风大浪。他经受了锻炼,而又依然保持爱海的心。我们有理由期望,他还将写出新的《海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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