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诗论》

《仙·鬼·妖·人》序

作者:曾卓

俞汝捷先生的《仙·鬼·妖·人——志怪传奇新论》是一本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著作。

志怪传奇无疑是中国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只因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是将经世致用的功利性放在首位,这两种文体虽拥有众多的读者,却从未进入正统文学殿堂,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以鲁迅先生所著《中国小说史略》和所编《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以及汪辟疆先生校录的《唐人小说》为标志,探讨的空气始日益展开。一般的研究者包括一些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在论及志怪、传奇时,大都强调的是作品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并据此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从文体角度来研究其审美特征的,汝捷这一著作还是开创。

从文体上看,从志怪、传奇直到《聊斋志异》,自有一条日臻成熟的发展轨迹。志怪作为初创期小说最重要的文体样式,虽然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学的认识意义,但还显得粗陋。

传奇则如鲁迅所说,是我们的祖先“有意为小说”的开端。它曾与律诗并称为“一代之奇”;即用现代的“小说”概念去衡量,也已大致相符。志怪和传奇各有其兴盛时期,而后又相继走向衰微。清初出现的《聊斋志异》乃将两种文体的优长熔为一炉,创造了文言小说的又一个高峰。用著者的话说:“《聊斋志异》正如一道灿烂的回光,照亮了志怪传奇暮色苍茫的原野。”

在这一著作中,著者明晰有序地理出了一条文体演进的脉络,说明了其兴衰嬗递的过程与原因。譬如,对志怪被传奇所取代这一现象,他就结合唐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唐人的精神需求和审美心理,分析了志怪对主体的种种不适应:人们在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下,追求今生现世的幸福,不再像志怪那样,把希望寄托于仙境、来世,寄托于因果报应。

人们要求小说具有更丰富的内容、更曲折的情节,不再满足于志怪的“粗陈梗概”(鲁迅语),只是作为简单雷同的宗教例证。

人们对诗美的要求空前高涨,而志怪则缺乏诗情……所以,传奇这一生机勃勃的新文体也就自然地“以对现实生活的拥抱、对艺术形式的讲究和对诗情画意的追求”,取代了自魏晋以来志怪在小说领域的主流地位。当然,传奇也吸取了志怪中于它有用的主题、题材、技巧手段。如著名的《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樱桃青衣》,便都明显地取材于志怪作品《焦湖庙祝》,只是各自作了极大的再创造,形成了三部杰出的传奇小说。

以上只是聊举一例。本书对文体嬗变的各个环节都有所阐释,诸如志怪如何弥补神话的不足,又如何实现正统外的繁兴,传奇如何受到古文、诗歌的滋润,其作者的审美自觉如何在竞争的空气中得到培养,后来又如何受到词的冲击,受到来自话本的强烈挑战,如何试图复振,等等问题,著者都作出了周密而清晰的回答。

著者指出:“文体的生命决定于它对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适应力。”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一立论所包含的主要意思:一、一种文体的审美特质系由创造主体的思想意识、审美情趣

所决定;二、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三、主体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并非凭空产生,不仅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息息相关,而且受到一时的社会风尚和其它文艺体裁的影响;四、文体的嬗递不是简单的抛弃,新旧之间总有某种继承、发展的关系。著者正是立论在这样的基点上,探讨文体的演变过程的。

在引导读者沿着文体的轨迹跋涉的同时,著者又让我们在志怪、传奇的作者们的精神世界遨游。这是本书更主要的部分。

他分析了志怪、传奇、《聊斋志异》文体形式的不同和内容重点的差异,但是他说:

作为独立发展的体系,从志怪到传奇再到《聊斋志异》,又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一以贯之的审美特征。最突出的,就是不以写实、再现为唯一目标或主要目标;作品显示的不是或不仅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而是或更是作者真实的内心生活,是主体人格、情操、信仰的表现,是一个幻想和寄托的国度。

著者认为这一小说体系与重写意、重抒情、重表现的传统诗画的审美意境颇为相通。在上引他那段话中,虽然对志怪、传奇的写实功能、再现机制留有余地;分析具体作品时他也或多或少地谈到志怪、传奇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呈示;但他主要的立足点和着力点则在强调作品所表现、所流露的主体的内心生活。从这一新的视角的切入,就为志怪、传奇的研究拓宽了领域,并与再现说互为补充。

志怪、传奇、《聊斋志异》的作者通过作品所表达的幻想和寄托,也只能是一个时代社会思潮的投影,受到历史的限制,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汝捷通过对具体作品的感受和分析,窥视作者的意识、下意识或潜意识,探察其内心世界,同时也注意到了由此折射出的时代人文心理。从他的阐述中,我们看到了古代人渴望幸福的种种表现:或向往长生不老,或仰视神仙境界,或梦想世外桃园,或歌颂坚贞的爱情,或赞扬侠义的壮举……。我们也领会了他们对所认定的善的热爱,对所认定的恶的憎恨。幻想任意翱翔,起飞点还是现实的基地。寄托难免虚诞,反映的却是压抑的人性。人们正是通过幻想和寄托使感情得以宣泄,精神得到安慰。

著者给《聊斋志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宋明以来,白话通俗小说的蓬勃发展使一切志怪传奇均无法与之抗衡,《聊斋志异》乃以伟大的成就与《儒林外史》、《红楼梦》鼎足而三,毫无逊色地站在了清初小说的领袖位置上。”但他对那伟大的成就的评述,也不是重复人们常说的作品如何反映、揭露官场的黑暗、科举的弊端、婚姻制度的不合理;而是透过故事表面的恢诡荒诞,结合蒲松龄的身世,剖视作家的内心。他强调《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其中相当多的作品是对作者自身价值的肯定,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肯定;有的作品特别是爱情题材的作品则是一种自我慰藉。当然,蒲氏的内心生活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烙印。他的悲哀,他的不平,他的自负,他的梦想,实际上也是那个时代许多如他一般潦倒落拓的书生的共同心理。

正是从重表现的审美观出发,著者还就西方现代派小说与中国志怪传奇小说的相近、相趋之处作了六点比较和阐述,即主体的顽强表现、主题的哲理意蕴、色彩的怪诞离奇、接受的间离效果、梦境的明喻暗示、文风的简洁朴实。这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当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不过,这恐怕也是一个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这本书中的立论基础,是对中国艺术精神和文论的把握。

著者具有多方面的艺术素养,富有审美能力;又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阅读了大量材料。他接受了不少前人研究的成果,又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由于是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切入志怪、传奇的研讨,因而就有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其中不少是睿智的,但或许有的论点也会引起异议。在开创性的研讨中,这是难免的,勇于说出一得之见总比墨守成规要好。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文风却如此亲切。论述大问题时举重若轻,明晰清畅;探讨具体作品时又举轻若重,擘肌析理。笔墨则是一派清新洒脱,有如好的散文,读来毫无枯涩之感。

汝捷先前从事小说美学和风格学的研究。他在《青年文学》杂志上开辟的“小说之美”专栏(后结集为《小说二十四美》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台湾淑馨出版社分别出版简、繁体字本),以其新颖独特而受到文艺界广泛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近几年来,他又从事小说史文体范畴的研究,这本“新论”

是其成果之一。我读后写了如上一点感想,权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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