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诗论》

《新时期的副刊》序

作者:曾卓

这本书所收辑的,是国内一些报纸副刊编辑所写的文章,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阐发了对文艺副刊的看法、要求;对如何提高副刊的质量,更好地发挥副刊的作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作者有老报人,也有年轻的编辑。这里面融合着宝贵的经验,也有认真的探讨。就我所知,我国还没有专门研究和讨论副刊的理论专集。现在的这一本虽然篇幅不大,但可以算是很有意义的第一步。

大约在一百多年以前,即清朝光绪年间,我国的报纸开始有了副刊的雏形。在报纸的最后版面上,刊登一些騒人墨客的诗词歌赋和轶闻掌故之类,大都是风花雪月、陈腔滥调,格调低劣。据记载,作者不但得不到稿酬,反而要支付刊登费。到1897年,英商创办的《字林沪报》出版附张《消闲报》,算是我国最早的副刊。以后其他各报也陆续增设了副刊。但内容格调上并无多大改进。人们给予一个不雅的称号:“报屁股”。辛亥革命前后,情况有所变化和发展,有些报纸上出现了鼓吹革命的诗文。到“五四运动”时期,有的报纸成为提倡和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的有力的阵地。如孙伏园编的《晨报副刊》(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上面连载的),宗白华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郭沫若的《女神》集中不少诗是在那上面发表的),还有《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京报副刊》等。后来,在三十年代,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沈从文、肖乾、杨刚先后主编的《大公报》副刊《文艺》,以及聂绀驽主编的《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等,都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影响。各家报纸都把办好副刊作为吸引读者、提高报纸声誉的一种手段。也就因此,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有许多报纸,政治倾向不好,甚至国民党的党报和政府的机关报,也不得不延请一些进步的作家和诗人来当副刊编辑。除上面所提到的以外,还有章靳以、谢六逸、艾青、葛琴、端木蕻良、郁风、吴祖光、夏衍、凤子、彭燕郊等,也都从事过副刊编辑工作,如果深入了解一下,当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所以,从三十年代一直到解放以前,国统区的不少报纸,副刊的调子与正版的新闻、言论并不一致,甚至是唱的反腔。在那上面多多少少、曲曲折折地反映了真正的现实和人民的呼声、意愿。是滚滚向前的时代大潮中的浪花。由于国民党的严密的新闻审查制度,一些副刊,有时被开天窗,有时因刊登了被认为是“违碍”的文章,编者、作者因而受到追查、迫害。那是艰苦的斗争,其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当然,在那样的社会中,也还有许多报纸副刊或迎合小市民的口味,格调低劣;或强调“为艺术而艺术”,不愿也不敢正视现实;或听从指挥刀的调动,大放獗词……。情况是复杂的。

一部近代副刊史,应该成为近代文化史的组成部分。

解放以后,副刊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的作用也被简单和狭隘地理解了,主要是配合中心。可以说,除了1956年前后一个短暂的时期外,我们的副刊大都缺乏生气,水平不高,虽然相形之下,也有少数的例外。这种情况到十年浩劫中就发展得更为严重。一直到粉粹“四人帮”以后,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随着整个新时期的变化,这才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更为明显。从中央到省、市级的报纸,除在新闻、评论方面改进的同时,各报副刊也争奇斗妍,以新的面目出现,成为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不错,我们的报纸副刊比起过去已大大提高了一步。但这并不是说已经很理想。如何编好副刊,其中大有学问。副刊是通过报纸与读者见面的,报纸的读者面广,因而影响较大,但读者的层次、兴趣各异。如何满足多方面的需要,是一个大的问题。副刊要求可读性,如果不能吸引读者,那一切作用都谈不上了。如何理解可读性,如何将可读性与信息性,知识性,思想性结合起来,能寓教于乐,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副刊篇幅有限,文章必须短小精悍,如何搭配得当,色彩各异,而又要统一和谐,这又是一个大问题。而且各种副刊又要求有各自的个性,副刊的类别中又包括各种专刊,因而又都有各自的要求。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这本文集的作者们,通过各自的经验,通过不同的角度,而且是通过新的观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对于如何提高副刊的质量,发挥副刊的作用,将起到有益的影响。

我也当过副刊编辑(不过那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所以略知其中甘苦。在我读初中时,是《申报》副刊《自由谈》和《大公报》副刊《文艺》的热心读者,现在也还经常注意阅读报纸的副刊。而且,我开始练习写作,是在汉口《时代日报》的副刊《时代前》上迈出最初的步子的;我正式发表第一篇作品是在章靳以先生主编的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文群》上。现在也还经常为报纸副刊写稿。——我和报纸副刊算是有缘的。所以,我乐于在这本文集前写几句话,这只是一个副刊的读者和作者的简单的意见,请不要认为是班门弄斧。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曾卓诗论》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