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诗论》

坚持现实主义道路

作者:曾卓

今天我只想谈一谈自己对文艺的一些感受,一些零碎的意见。恐怕未必能使大家有兴趣,更谈不上对大家有所教益。

事先声明,免得大家失望。

先谈一谈对三年多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文艺现状的一点观感。我长期脱离文艺界,情况不太了解,对于新出版的文艺创作和杂志,看得不多,也看得不仔细,只是对于有些同志推荐的作品,或是引起争论的作品,这才比较认真地看一看。我感觉到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文艺理论,目前的成绩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这个估计并不是我一个人有的,许多文艺界的同志,包括一些文艺界的领导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创作的繁荣表现在:开始是涌现了许多揭露“四人帮”的罪恶的作品,写出了多种多样的人的不幸的遭遇和命运,这样的作品现在也还陆续在出现。后来,对五七年以来某些人的遭遇和命运,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也有一些作品接触到了,像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另外,这两年来也出现了不少反映当前现实的作品,表现了人民奔向四化,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也揭示了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作品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有的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

在理论批评上也很活跃。对于在“四人帮”统治下面被冷落在一边的有些问题,如现实主义,进行了再探讨。这好像只是对老问题的重复,事实上,是根据这些年来的经验教训,讨论远较过去深入。另外,对于过去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某些原则,也产生了怀疑,进行了讨论,如“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从属于政治”等等。也是根据这些年来的经验教训,对这些原则进行了重新的审查,要它们辩明存在的理由。——为了进一步繁荣文艺创作,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有益的。

在创作上,面向生活,大胆干预生活,开拓新的题材和新的主题,提出激动人心的问题。在理论上,敢于打破框框,进行自由的讨论。这都是很可喜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在“四人帮”统治时期不可能出现,在过去的十七年中也是很少见的。

产生这种可喜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在那十年浩劫中,除了寥寥可数的几个“幸运儿”

外,一般作家都受到了压抑和迫害。在那以前,特别是由于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为数不少的作家也都被迫沉默了。

现在这些作家都拿起了笔,回到了文坛。同时也涌现出了大批新的作家。文艺杂志也空前的多,扩大了可以发表作品的地盘。

第二、这些年来,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许多人都有他终

生难忘的经历,亲历过、看见过和听见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有着很多的感受,很大的痛苦,因而有着很多困惑、苦恼,从这中间引起了心灵的激荡和探求。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有强烈的创作慾望,会产生出作品,甚至是好的作品。

第三,是目前有比较好的气候,比较肥沃的土壤。我所指的是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双百方针”的贯彻。没有这个前提,创作上的繁荣和理论批评的活跃都是不可能的。

但也要承认,目前无论在创作上还是理论上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些偏向,甚至一些混乱的现象。在前进中,在活跃的情况下,往往是如此的,这并不足怪。更不能以此作为理由对“解放思想”这一原则产生怀疑和动摇。

我认为,中心点和落脚点,还是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的道路问题。

现实主义,当然就要求“写真实”。这一命题是现实主义基本的要求,但长久以来却受到了批判,被加上了罪名,以至于人们都不敢提到它。现在,展开现实主义的讨论,就不得不首先触及这个问题。

对这个命题本身,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出来公开反对了。

但一联系到创作实践,看法就出现了分歧:当然,应该描绘社会主义光明面,但是不是也可以反映生活中的阴暗面,暴露我们社会主义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可以,那分寸应该如何掌握?在前不久举行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如何理解“写真实”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在我看到的一些发言记录中(其中有一些已见诸报刊),我以为有许多意见都是很可取的。在这里,我只简单地提几点看法。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在我们的社会中,在先进的事物存在的同时,也还有落后的事物;与美好事物存在的同时,也还有丑恶的事物;有光明面也还有消极面以至黑暗面。矛盾斗争也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中。对于这些落后的、丑恶的、消极的以至黑暗的事物,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回避。否则怎么可能写出真实来呢?我们歌颂先进的、美好的事物,是为了教育读者,是出于对于社会主义的热爱;我们批判、鞭挞那些丑恶的、腐朽的事物,也是为了教育读者,也是出于对于社会主义的热爱。但对于“真实”的含意应该有正确的理解。

“真实”与真正发生的事,并不是同一个意思。我们不能仅仅记录一些事实,罗列一些生活现象,就以为是写出了真实。从生活现象到艺术的真实,还有一个认识、提炼、典型化的过程,即既要立足于现实,又要站得比现实更高。这原也是常识,但从某些作品中可以看出,有的作者对这一点还没有能真正的理解。而在批判、暴露我们生活中的消极面和黑暗面时,还存在着一个作者的感情评价和理想问题,这一点我们后面将谈到。

在这里,我还想谈到作品的真实感问题。有一个朋友对我说,看某些小说、电影或戏剧,有一种虚假的感觉,很明显地可以感觉到作者是在编造故事;人物看来有个性,却总像是被作者摆弄的木偶。老实说,我往往也有同感。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容易走到作者所创造的天地中去,更谈不上受到感染。这里,关键在于作者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的。作者不是认真地去挖掘生活,反映生活,而只是想编造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个道理。目前这样的概念化的作品还是有一些的。

我翻看了一下最近出版的一些杂志,有些同志又着重提出了文学是“人学”。我觉得这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的,要真正反映生活,就必然要写出生活中作主宰的人,写人、人的遭遇、命运,写人与人的关系。任何一部作品——人们喜爱的作品,里面都塑造出了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比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等等,《阿q正传》中的阿q,《祝福》中的祥林嫂。我们对作品中的事物感觉兴趣,只是因为它们同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举《鲁滨逊漂流记》为例。几粒种子,几支破枪,几颗钉子,在平常我们是不会注意的。但由于在这里它们和鲁滨逊在孤岛上能不能活下去这个问题联系起来了,就引起了我们的关心。至于作品的情节,高尔基说过,那是人物性格的历史,是为了表现人物的性格和性格的发展的。

我读过一本书,那中间谈到有两部著名的作品都写到了赛马。

一部是左拉的《娜娜》,一部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娜娜》中写赛马的场面非常细致,从赛马的准备工作,赛马进行中骑士们的情况到观众的情绪,都详尽地写到了。孤立地看,这一章节是写得相当精彩的,但对于整个作品的构成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没有与作品中的主人娜娜的命运联系起来。

仅仅只是一点,参加比赛的有一匹马的名字也叫娜娜,如此而已。如果将这一章节删掉,对作品没有什么影响,对娜娜的命运没有什么影响。但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情况就不同了。从赛马前的一次谈话中,渥伦斯基知道安娜已经怀孕了。

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情绪,他在紧张的赛马的中途被马摔了下来。在观众台上看赛马的安娜,虽然当着自己丈夫的面,却毫没有掩饰——事实上,由于情绪的激动,她也无法掩饰——她对渥伦斯基的关切,她一直注视着他,当渥伦斯是从马上摔下来时,她几乎痛哭失声。她的丈夫卡里宁一直从旁观察她,注视她,最后责备了她的失态。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安娜在激动的情绪中向他公开了自己和渥伦斯基的关系。——这样,通过这一场赛马,安娜、卡里宁、渥伦斯基,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比一下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对于我们是很有启发的,我们虽然口头上也都说情节是为了表现人物性格的,但在某些作品中,情节的发展却脱离了人物性格,甚至损伤了人物性格。武汉话剧院最近上演的《唐人街的传说》,我觉得就有这种倾向。那当中有些情节是不合理的,经不起推敲的,不符合人物的性格的。武汉歌舞剧院最近创作演出了一个歌剧《喋血恋歌》,应该说有某些成功的方面,但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剧中反映的是解放战争初期的情况。其中有一个敌伪团长的女儿,从动荡的北京(当时叫北平)回到了山西他父亲那里。她知道她中学的一个同学,曾经在一次危难中解救过她的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了。她苦苦向她父亲求情,要求释放他。当她单独会见这个共产党员时,她竟然以身相许,虽然她对他这几年的情况并不了解。她在北平时受到过一点进步学生运动影响,也有一些罗曼蒂克的幻想。但她坚决要和一个她并不深切了解的共产党员结婚,这就显得超出了她的性格的可能了。但更成问题的是,她后来知道了这个共产党员已结过婚,他的妻子只身闯入敌营想完成一个任务,却被捕了。这个敌伪团长的女儿因为钦佩她,私自从监狱中将她放走,宁愿自己代她走向刑场。这个敌伪团长的女儿的这一行为,是完全缺乏性格基础的。作者这样的安排,我以为只是为了追求情节的曲折,追求表面的戏剧效果,事实上是不符合人物的性格,损伤了人物的性格的。

这里我们还可以谈谈另外一个问题。对于这个敌伪团长的女儿的塑造,有不少的同志认为是成功的,是突破了一个禁区。我并不反对将一个敌伪团长的女儿写成一个值得同情、赞美的人物,但是她的所作所为必需符合她的性格,而不应该任意拔高她。——对于任何人物,我们都不应该任意拔高。有的同志反驳我说:不是有许多出身不好的人,后来参加了革命,而且表现得很好吗?是的,在这一方面可以举出许多例于。问题在于,这些同志参加革命是经过了曲折的道路,而且有一个长期艰苦的锻炼过程的。但这个敌伪团长的女儿还完全没有经历这样的锻炼过程,因而达到那样的高度是没有基础的,是不可信的。

我们赞成突破禁区——突破一些不合理的、束缚创作的条条框框,但这决不是说不遵循现实主义法则的“突破”也值得鼓励。写人物,不能不考虑到他的阶级内容,社会内容。

要求艺术真实,就不能不要求作家感情的真诚,我常常在和朋友们——譬如在座的姜弘、刘若同志谈天时谈到,艺术的真实应该是指两方面,即不仅是指反映生活的真实,而且也要求作家感情的真实。没有作家感情的真实,在作品中就很难反映出生活的真实。

首先作家要有写出真实生活的决心和勇气,托尔斯泰说过:写不真实是可耻的。我很赞成这句话。我还可以引另外两个作家的话,一个是契诃夫,他说:“……艺术之所以特别好,就因为在艺术里不能说谎。在恋爱里,在政治里,在医疗里,都能够说谎,能够骗人,甚至可以欺骗上帝——这样的事情是有的;然而在艺术里却没法欺骗,……。”而泰戈尔则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我可能做过许多不诚实的事情。但是在我的诗歌里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那是一个圣所。在那里,我生命中最深的真实得到了庇护。”这两位作家的话实在都说得很好。鲁迅先生也非常反对在创作上说假话,反对“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认为如果那样做,“制造”出来的,“不过是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对革命文学,反对那种“添上去的口号和矫饰的尾巴”,因为它不是“实情”,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即使讽刺文学和漫画,也指明“‘讽刺’的生命是真实”,“漫画虽然有夸张,却还是要诚实”。作家要有写真实的决心,这是一个作家的起码的道德,必须具备的道德,如果没有这一点,其他就谈不上了。

作家感情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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