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诗论》

梦境

作者:曾卓

我时时感到有一点悲哀和寂寞:难道我只能沉湎于这样的梦境么?对于我,这终究是一个纪念,一次偶尔到来的柔情,是生命中的一段痕迹。——题记

那年秋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者的来信。信辗转传到我手中时,离发信的日子已有一个多月了。信的开头是直呼我的名字,说在什么地方读过我的诗,从什么人那里听到过一些关于我的事,想和我通通信。说这可能是有些冒昧的,特别是一个女孩子这样做。“如果你不愿意,那当然也可以。”信的末尾署名是汝佳。

这封信立刻在我的一群比较接近的同学中传阅了,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番:可能是什么熟人和我开玩笑;或者,虽有那么一个人为我写信,却并不一定真是女孩子;即使从字迹上看来可能是一个女孩子吧,谁又敢打赌她不是一个麻子或跛子呢?结论是:让这封来历可疑的信见鬼去吧!

但我终于背着人回了一封短信,这是由于好奇,也由于年轻人的虚荣心。信发出后,我并没有认真等待回信,因为我也怀疑,也许真的是什么人在和我开玩笑的。

不久以后,却得到了复信,说是不知道我转了学,因为好久没有得到我的答复,以为我是不愿意和她通信。现在她感到了一种喜悦,“让我们成为把情谊浮在水上的朋友吧”。

我们的通信就这样开始了。

在开头的几封信中,我们相互简单地介绍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又彼此想象对方是怎样的人。我描绘的她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喜爱文艺,有些忧郁,常穿黑色或天蓝色的衣衫……”回信说,我的想象都错了,只能打零分。“听着,我对你的想象要准确得多:个子不高,写一点诗,欢喜打球,经常唱歌,戏演得不坏,很活跃,很热情,很骄傲……”我只得承认,她的想象基本上是不错的,只是说得太好了一些。后来我知道,她其实是从一个我的熟人那里听来的。那个人是我在震环中学时的同学,她……但我必须带住,否则,就会引出另外一段回忆了。

但为什么不告诉我直接的通信地址,而要邮转呢?而且汝佳显然只是一个化名。答复是:暂时需要保密,到适当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的。

是的,在我们的通信中,已渐渐滋生了亲切的友谊,不像开始那样矜持和造作了。

我们相互告知了一些自己的生活情况。

郊外,是一所教会学校。在全国澎湃的抗日热潮中,那是一个荒凉的孤岛。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被关闭在那里,念书,唱圣诗,做礼拜,连读文艺作品都只能是偷偷地。寂寞,而又悒郁、苦闷,她有那么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喜爱文艺,有时也练习着写一点什么。她们都有所想往,有所追求,渴望着飞出这个狭小的笼,飞得远远的,向北方……但那是不容易的,有两个同学还没有走出校门就被抓回来了。日子像深山里的一条小溪,就这样静静地流走了。

海棠溪,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其实那是一个连树木也很少的单调的郊野,在北塬南岸。我所在的中学就在那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几座破败的瓦屋就是我们的教室和宿舍。这学校在北塬的学生中是以“自由”闻名的。流行在学生中间的有一首歌谣,其中的一句是:“吊儿朗当,不怕校方。”我转学到这里来,是因为被以前中学“默退”以后,实在无路可走。而这所中学,除了问我有没有足够的学费外,没有通过别的任何手续(即使是形式上的转学考试)就收容了我。这是一个什么乌七八糟的学校呀!教室、宿舍这么坏,教师这么差劲,学生中有地主的儿子,暴发户的姑娘,有流氓,有特务,大多是考不取较好的中学而不得不来的,还有不少是被别的学校开除后转学来的。开初,我感到很大的苦闷和寂寞,怀念着母校和那里的友人。但不久,发现了几个可以谈谈的同学,后来又发现了几个,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小集体,这个集体以它的活跃、狂放,使别的同学侧目而视,当然也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定期的墙报贴出来了,文艺晚会举行了,一个歌咏队成立了,“黄河大合唱”的雄壮的歌声在山坡和小丛林中回响,那当中又往往夹杂着忧郁的“海韶”的歌。

那一年的春天,皖南事变发生,北塬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我曾经不得不离校出走,后来又回校,度过19岁的生日以后不久,就毕业了。

我只报考了一所大学——震环大学。原因是在那里的学生中有几个我虽然才认识不久但已经很亲密的写诗的友人,而且我们正在筹办一个诗刊《诗垦地》。我的投考落第了。这使我很失望。友人们设法为我在这个学校里谋得了一个小办事员的位置。在办公时间以外我除了参与诗刊的编辑工作,就只是和友人们在石桥上散步,在沙滩下晒太阳……但还是受到了注意。只短短的几个月,就被辞退了,我记得那正是1941年的最后一天,那个老气横秋的官僚校长将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去,用十足的官腔指责了我几句,迫令我立即离职离校。

大学在北塬的对岸,嘉陵江边,那地方叫“黄桷树镇”。后来,我在送给两个友人(他们是南川和赵志诚,在下面即将谈到的)的一首诗中曾经写过:

那个小小的临着嘉陵江的市镇生长在那里的记忆在我的心里埋得这样的深

真的,当时正是我生命的春天,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时日,那是短暂的,有如一个梦境。

当然被迫离开那里时,痛苦和哀伤尖锐地折磨着我。我心神不定地在重庆流浪了一阵,却意外地又得到了一个机会——一个刚创办的剧团邀约我参加,而那个剧团在北塬,就在震环大学对岸。于是我又回到了那里,我又可以经常与震环大学的友人们接近了。

我和汝佳(让我就用她最初对我用的名字称呼她吧)的通信继续着。我将我的生活情况,我的心情都告知她,我的信总是写得那样匆忙,因而潦草、零乱,我将她作为我的最亲密的一个友人,或者说,一个亲人。她也将她的一切都告知我,而且对我是那样关切。在我的动荡不安的生活中,这是一种大的温暖和安慰。和我的信相反,她的信写得整洁、清秀,文笔也是美丽动人的,和她最初的信比起来,简直不像是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在短短的一年多的通信中,她已经成长、成熟了。

在她的来信中,有时附着一些小玩意。现在还记得起的,一次是用一张小纸包着几朵蓝色的花,在纸面上她写着:“又来了在我年轻时候的春天,这是昨天黄昏我去田野上散步时摘来的几朵不知名的花”。另一次,她用透明的纸叠成了几个小小的书签,每个里面夹着一片小小的柏树叶子,皮面上写着几行纤细的字,一个上面写的是:“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有一个上面写的是这样几句话:“一个永远寻找的灵魂死在门外,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而黑色的门关着……”我知道这是从《画梦录》中摘录下来的。

还有一次,她抄了几页日记给我,她是那样的寂寞、忧郁而又热切地寻求、期待着什么,写得极为美丽,像一首哀婉、动人的歌。她在信中说,要我将这几页日记看后就烧毁,但我保留下来了。后来她提出将我们的通信各自寄回本人看看。在将原信寄回时,她将那几页日记扣下了:“不准你留着。”

当然,我将我每一首发表的诗都寄给她看。在读了我的一首题名《母亲》的诗后,她说:“我的母亲也有着相似于你的母亲的遭遇。她现在一个人在云南,我已经将这首诗寄给她看,而且告诉她,我有着和写这首诗的人同样的心情。”

她也没有考取大学,在家里闲住着。第二年的夏初,当我在北塬一个剧团混着的时候,她来信说可能到北塬来。我表示了期望。后来不久,我接到了她一封信:“在写这几行的时刻,我和你同在这个小镇上。”但她不想和我见面,所说的原意我记不真切了,大致是说一个美丽的梦就这样让它保留着吧。

“但如果机缘使我们不能不见到,那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以后,我还是将像过去那样常给你信,你不必回我,当然,你也不可能回我。”看着信封,的确是在北塬发出的,但没有留下地址。我感到一些怅惘,但也喜欢这种浪漫的情调。

这以后,隔几天就可以收到她一封信,大都写得不长,很少谈到她自己的生活情况,只是流露出一些哀愁的心情。信中说到一次去街上碰到我,挨身而过;说到一个黄昏,我在兼善公寓草坪上和几个朋友喝茶时,她也在那里,和我坐得不远……这样,当我在街上走过或坐茶舍时,就常常向四周留意一下,她在不在?谁是她?看,那边那个有些郁郁的少女是她么?

我的命运无非是这样:在那个剧团里呆了不上半年,又被迫离开了。在北塬闲住了一阵,到省城去寻找了一个机会。

(偏偏是在她离开省城以后。我在她原来的住宅黄瓦街19号去看了看),后来又去北塬附近的乡下无聊地呆了一个月,终于找不到一个栖身之地。只得到外省一个荒僻的小县里去,在一个公路局当小职员。——我离开北塬,不可能和她告别,后来我的一些情况也都无法告诉她:她向哪里去投递我的信件呢?

当她发现我不在剧团的时候,当然也就不再给我信。有一段时期,我们彼此不知道消息。为了打听我的情况,她到震环大学去找公羊,她不认识他,但知道他是我的好友。公羊像我所有的好友一样,是知道她的,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同时见到的,还有也在震环大学念书的我的友人南川和赵志诚,南川对她谈了我的近况,而且告诉了她我在外省的地址。

我已记不清是先收到她还是先收到南川和赵志诚的信,这两封信相隔的时间很近,她的信谈的什么我不记得了,但另外那封信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信是南川和赵志诚分别写的。南川的信谈到和汝佳见面的情况,着重地谈到赵志诚对她“一见面就有好感”,希望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要有所误会。而且希望我给赵志诚以帮助,相信我是会这样做的。赵志诚的信相当长,谈到他这几年的生活和苦恼,要我回想一下他和我的几次长谈;谈到想和汝佳做一个朋友,他把这种感情比做“觉慧对琴的感情”(这都是巴金的小说《家》中的人物)。这是一封很诚恳感人的信。

我与南川认识不过三年多,与赵志诚认识的时间更短一些。我和赵志诚是小同乡,而且同年。我们的性格差异很大,他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朴实、文弱,衣着破旧而且总不太得体,在人群中,你决不会注意到他,他也决不想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人多的场合,他紧张、讷讷于言,但在友人中间,他以他的才华、智慧受到赞赏,而且他是幽默、风趣的。他的幼年是贫困的,读高中时因受到迫害就辍学了,流浪到北塬,在一个纱厂当过小职员,后来考取了震环大学,当时他在报刊上发表诗不过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但已受到了普遍的注意,而且出了一本诗集。我们一见面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友人。在我们一群友人中间,我们两个似乎更亲密些。

我几乎是带着微笑回了一封信给南川和赵志诚,大意是说,汝佳是我的好朋友,赵志诚也是我的好友,我的一个好朋友能够与另一个我的好朋友好起来,我只会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决不会是别的。我将向汝佳表达我同样的心情。为了不致引起赵志诚的误会,我决定停止和汝佳的通信。因为我当时算是有一个职业,我还随信附寄了很少一点钱给他们。

不久回信来了,赵志诚表示了感激,南川则说他和几个友人谈了我的信后“拍案叫绝”,他还谈到赵志诚为了感激他的帮助,心甘情愿地将我寄去的那点钱让他独自去吃大肉面和八宝饭,但他不忍心这样“虐待”赵志诚,就还是拉他一道去吃了。

我向汝佳写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信。她回信说,难道因为赵志诚要和她交往,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必须停止么?我回信说,看来最好是这样。于是她来信表示同意我的决定,但语调并不是那样平静和坚定的。我觉得我理解她的心情。但是,在我,她真的只是一位极亲密的友人,我对她的感情没有能够超出友情之上。我说不清那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从未见面,而我当时还正倾心于别的人,她的一些隐约的暗示,我是懂的,但却只是滋养了我的某种骄傲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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