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万历皇帝

作者:黄仁宇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卒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儆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决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10倍的年俸。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但对多数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意旨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因为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万历皇帝是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1587年3月,他已年满23,进入24,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快有15年了。他自然会清楚记得,在他8岁那一年的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他被引导进入殿前特设的帷账里,按照礼仪的规定更换衣冠服饰,前后三次都以不同的装束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既出帷,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导行礼,并用特设的酒杯饮酒。全部节目都有礼官的唱导和音乐伴奏,所需的时间接近半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导出来坐在殿前,以最庄重的姿态接受了百官的庆贺。

几个月之后,隆庆皇帝龙驭上宾。这位刚刚9岁的皇太子,就穿着丧服接见了臣僚。按照传统的“劝进”程式,全部官员以最恳切的辞藻请求皇太子即皇帝位。头两次的请求都被皇太子所拒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个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说的应当以社稷为重作为理由,勉如所请。这一番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有如经过预习。

既然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15年,他曾经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赏端阳。他接见外国使臣、解职退休和著有勋劳的官员耆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这种献俘仪式极为严肃而令人竦惧。皇帝的御座设在午门城楼上,他端坐其中,瞰视着下面花岗石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他的两旁站立着授有爵位的高级军官,还有许多被称为大汉将军的身材魁伟的御前待卫。在广场上大批官员的注视下,俘虏被牵着进来,手脚戴有镣铐,一块开有圆孔的红布穿过头颅,遮胸盖背,被吆喝着正对午门下跪。这时,刑部尚书趋步向前,站定,然后大声朗读各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读毕他又宣布,这些罪人法无可逭,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皇帝答复说:“拿去!”他的天语纶音为近旁的高级武官2人传达下来,2人传4人,而后8人、16人、32人相次联声传喝,最后大汉将军320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瓦,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每年阴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正式颁行于全国。它的颁行,使所有臣民等到了天文和节令的根据,知道何时可以播种谷物,何日宜于探方亲友。翰林院官员们的集体著作,例如《实录》之类,也在香烟、乐队的簇拥下,恭呈于皇帝之前。书籍既经皇帝接受并加乙览,就成为“钦定”,也就是全国的唯一标准。

在同样庄严的仪式下,万历皇帝授予他的兄弟叔侄辈中的一些人以“王”的称号,封他们的妻子为“王妃”,批准他们子女的婚姻。而最隆重的仪式,却是把“仁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嫡母隆庆的皇后陈氏,把“慈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生母隆庆的皇贵妃李氏。

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再能给他以真正的天性之爱。但是在万历登极以后,根据皇家的习俗,一种无形的距离就存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使母子之间的天性交流变得极为不便。例如前此不久万历曾下令修葺装潢慈圣所居住的宫室,竣工之后,她的感谢不是用亲切的口吻加以表达,而是请学士写成一篇文章,赞赏皇帝的纯孝,在他下跪时逐句诵读。这篇文章,因为能对全国臣民起表率和感化的作用,所以就成为本朝的重要文献。有时万历用宫内的傀儡戏来讨取太后的欢心,在她下轿之前,他必须跪在庭前恭候慈驾。但是母爱毕竟是一种最深刻的感情,在多年之后,尽管万历皇帝临朝的机会越来越稀少,每当十一月慈圣的生辰,他却仍然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的庆贺。

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万历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并预先公布礼仪以便各有关衙门作必要的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上疏提出异议,其理由为: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德妃郑氏仅为皇三子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到了整个帝国。

参加各项礼仪,皇帝需要频繁地更换冠服,有时达一日数次。服饰中的皇冠有一种为金丝所制作,精美绝伦,而又不同于欧洲式的全金属皇冠。皇帝在最隆重的典礼上所使用的皇冠是“冕”,形状象欧洲学者所戴的“一片瓦”,不过冕上布板是长方形而非正方形,前后两端各缀珍珠12串。这种珠帘是一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和冕相配的服装是饰有豪华刺绣的黑色上衣和黄色下裙,裙前有织锦一片,悬于腰带之上而垂于两腿之间,靴袜则均为红色。

在次一级隆重的典礼上,皇帝服用全部红色的“皮弁服”,实际上也是他的军装。其中的帽子,和今天体育家所用的瓜形圆盔极为相似,有带,系在脖子上。这种帽子和当时武将军所用的头盔也并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将士的盔是布质内藏铁片,外装铁钉;皇帝的皮弁则以皮条折缀而成,外缀宝石以代铁钉。

黄色的龙袍,常常被看作中国皇帝的标准服装。其实在本朝,这种服装只在一般性的仪式上服用。在不举行仪式的时候,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色的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

皇帝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每年在先农坛举行“亲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这一事例如同演戏,在“亲耕”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以优伶扮演风雷云雨各神,并召集大兴、宛平两县的农民约200人作为群众演员。这幕戏开场时有官员2人牵牛,耆老2人扶犁,其他被指定的农民则携带各种农具,包括粪箕净桶,作务农之状,又有优伶扮为村男村妇,高唱太平歌。至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使用一般的农具。他所使用的犁雕有行龙,全部漆金。他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在两名耆老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3次,就完成了亲耕的任务。耕毕后,他安坐在账幕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顺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他的任务则是播种。播种覆土完毕,教坊司的优伶立即向皇帝进献五谷,表示陛下的一番辛劳已经收到卓越的效果,以至五谷丰登。此时百官就向他山呼万岁,致以热烈祝贺。

但是皇帝所参与的各项礼仪并不总是这样轻松有趣的,相反,有时还很需要付出精神力气。譬如每天的早朝,即在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也会觉得持之以恒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以致视为畏途。万历皇帝的前几代,已经对它感到厌倦,虽说早朝仪式到这时已大为精简,但对他来说,仍然是一副职务上的重担,下面的叙述就是这一结论的证明。

在参加早朝之前,凡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宫门前守候。宫门在钟鼓声中徐徐打开,百官进入宫门,在殿前广场整队,文官位东面西,武官位西面东。负责纠察的御史开始点名,并且记下咳嗽、吐痰等以至牙笏坠地、步履不稳重等等属于“失仪”范围的官员姓名,听候参处。一切就绪以后,皇帝驾到,鸣鞭,百官在赞礼官的口令下转身,向皇帝叩头如仪。鸿胪寺官员高唱退休及派赴各省任职的官员姓名,被唱到的人又另行对皇帝行礼谢恩。然后四品以上的官员鱼贯进入大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并请求指示,皇帝则提出问题或作必要的答覆。这一套早朝节目在日出时开始,而在日出不久之后结束,每天如此,极少例外。

本朝初年,皇帝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政府各部有185种事件必须面奏皇帝。只是在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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