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孔 孟

作者:黄仁宇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做苏格拉底,孟子却可以比做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月,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等辞句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的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慾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67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点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日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日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騒,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的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万”,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记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人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形容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股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通有无,社会的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其经过应在下节提到秦始皇的时候追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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