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作者:黄仁宇

东汉的13个皇帝,只有光武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算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享年54岁之外,其他没有一个活到40岁。桓帝去世时年36,灵帝34,也算得长寿。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10岁生辰。因此洛阳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

公元159年桓帝图大将军梁冀。他与宦官商量,派近卫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梁的府第,“收大将军印绶”,迫得梁冀夫妇自杀。自此外戚的声势稍弛,宦官的气焰又张。

然而梁冀是创国功臣梁统之后,他家里已有三皇后,六贵人,七侯和二大将军,好几个立幼帝的摆布,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个皇后,就是梁冀之妹。此人之为“跋扈将军”,威震中外已20年。只是这时梁后也已去世,桓帝刘志,做了12年的傀儡皇帝,终究不甘心,才发动这次政变。只是他想独立自主这一希望,却始终没有实现。在他做皇帝期间,又来了一个“党锢之祸”。很多人以为东汉覆亡之机,出于“桓灵之间”,诸葛亮就将这关系,写在他的《前出师表》里面。

今日我们想确定汉代覆亡的原因,不是从原始资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后汉书》荟录了很多当时文件,内中有无数坏人压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坏人的说法。我们也可以发问:既有坏人为朝中的独裁者,如何又有这么多的好人做大官?并且朝中长期间的斗争不出道德的力量与恶势力的抗衡,为什么汉亡之后,这种对峙的局势不能继续,而引起了一个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

《后汉书》里的〈梁冀传〉说此人骄侈婬逸,无所不为,但是文内除提出他因立嗣与政敌李固意见分歧之外,竟滑说到他政策之好坏。可是传里又提出了梁的妻子孙寿,据称她也有婬行。其原文为“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悉眉,唬妆,堕马发,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

这几句话无法直接译为今日的文字。与之针锋相对,我们只好仿效古典小说的口气如此说:“那娘子倒也生得标致,她有时悉眉深锁,有时又笑脸频开,脸上薄施脂粉,两眼水汪汪的望人。她回眸一笑时,个中消息直到皓齿的骨根深处。好一头乌丝,挽成一个大包,轻松的斜挂发边,走起路来,又是足不胜体。总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样妖娆轻荡的模样。”

原文利用作赋的秘诀,采取了几个新创而语意双关的字眼,用最经济的手法去描叙复杂的情事,却又将重复的部门,平行列入,越是意态游离,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则孙寿妖冶与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们今日想探询东汉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远。

我们想追究汉朝覆亡的原因,则还要参考以下的背景:

东汉之提倡学术,很有成效。洛阳的太学,有240房,1850室。至桓帝时太学生称30000人。而私人传授学业的,动辄聚集门徒数百或逾千。可是讲授的题材极为窄狭,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专重传统政治思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条件下,这些学人除了当官之外,缺少发展抱负的门径。有时读书也确是升官发财的梯阶,做得好的数代公卿,创立门第。只是这种机缘难得,有的则跌跺仕途,有的为人“宾客”,还有很多自负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窄狭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一体以个人道德代替社会秩序,这许多条件都构成党祸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开,也是汉代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承秦法之后,条文复杂,内容简陋。尤其对于农村社会中层所集累的资本,始终无适当的处置,又怕小自耕农失田而为游民,因之视“兼并”为畏途。《后汉书》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后版有引证蔡质〈汉仪〉一段作注释,内中提到西汉武帝遣派刺史的诏书,内中首要的任务即是纠察各处“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东汉的“司隶校尉”有同监察院长,也是京城附近地区的刺史,更是带有荣誉性质的官位。很显然的虽前后300年,在汉末之被任为司隶校尉的,仍有人认为在奉前诏行事。可是以武帝战时动员的方案,意义模棱,加于经济相当发达的承平社会,则必引起纠葛。

当桓帝置梁冀于死地之日,东汉还有61年的寿命。可是梁冀没有被攻击颁行不当的法则,则因为当日洛阳朝廷已谈不上创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纵使边防发生问题,或有天灾民变,也只能临时对付,有如头痛医头,足痛医足。朝廷之经常业务,无非礼仪及人事,而人事也不过任免赏罚。梁冀的对头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军政部长),他曾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梁冀的党羽也相对的指摘他门下“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见两方已有党争的趋势,而重点在个人恩怨利害。

汉朝之没有立时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还在竭忠办事。《后汉书》的循吏列传举出循吏14人,或以兴革农田或以提倡教化获得称誉,有好几个一直做到汉亡。和他们相似而没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传的酷吏,以“猛”为“能”,虽说个人的良心和德行有亏,在他们讲仍是替公众服务。只是他们各行其是,这些资料也显示统一的政府,不能以妥当的法制控制全国的危机。

公元165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为司隶校尉,使很多潜在的冲突尖锐化。其背景则是很多人在乡间放债买田,通常以宾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则发觉这些人的后台老板都是朝中显要。而最有威权的,则是中常侍张让,他就是宦官头子。《后汉书》的宦者列传说:“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着张家开刀。张让之弟张朔,也是野王县的县令,被控为“贪残无道”。李膺亲率吏卒在张让家里将他擒获,刚一讯问,立即处死。桓帝还责问他没有请求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卿,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行事愆迟。他这一辩因此脱身,以后也迭有浮沉,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时被拘入狱被拷死,他的门生千余,也受禁锢。事在公元169年。

对这期间发生的争端,我们决定谁是谁非。党锢列传里也提出很多名士对宦官实用性宾客集团的诛杀,甚至遇赦的也杀,老母也杀,而一次屠杀好几百人。当时的人还说“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千百万事实的工具。张让是宦官领袖,后来与外戚出身为大将军者何进作对。可是何进还不过是太后的异母弟,张让则有一干媳妇,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纠纷,还在家庭里产生。

传统历史家写汉亡,或归根于桓灵之间的宠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贼造反,或归咎于召董卓的番兵入卫。而其实大规模内战开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后。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则在汉亡之前,已经展开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兴地方势力者袁绍,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在西汉时曾为太子舍人,他将学术传于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为郡太守,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没有一个袁家子孙不是东汉显官。袁绍自己曾任虎贲中郎将(近卫军司令)和司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进军官渡,率众十万,给养自河北以大车万余辆供应。抵抗他的乃是曹操。这时他尚想维持东汉的中央政府。他的义祖曹腾乃是宦官,由黄门从官侍从皇太子(即顺帝刘保)读书。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而曹操自己也举孝廉。他的军队大都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于屯田。也就是人员与物资都产生于现存体系之外。

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今日我们读汉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国初年军阀的“通电”无异。这时纵使他们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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