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作者:黄仁宇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他是晋朝的第一个皇帝,25年之前他令魏主曹奂向他禅位,有如220年曹丕之迫汉献帝称:“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其逻辑是有德者君临天下,唐尧虞舜都以此“历数有在”有规律行事。而实际上曹丕确比汉献帝强,而司马炎更比15岁的曹奂强。可是这些篡位者没有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是世代权臣手执兵符,当然声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传之子孙,又变成了宫殿中的傀儡。皇帝原来是文官集团的首脑,他以天命统御群臣,开口则为圣旨。如果做得好,经过他的指示,则不合理的事体亦公认为合理,受不公平处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颂“皇恩浩荡”。因之下层机构统计不实,行政乘违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饰。只是公元3世纪之末至4世纪之初,中国有很多大问题没有解决,已经掩饰不起来。天子的圣旨,也很少被人认真算数。况且与外间隔绝,废立出诸权臣,其不能有所作为,也是势所必然的。

可是司马炎在位25年,好像已突破这种环境。公元280年“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就此结束了过去三国鼎立,而重创天下一统的局面。并且他又于公元277年大封宗室子侄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也就是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全国39郡之外,另有21“国”,盆置于今日之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及辽宁,以拱卫京师,同时又有一部分亲王参与朝政,如此也不会被权臣宰割了。

偏偏在290年继位者为惠帝司马衷。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迹,乃是臣下报告他,百姓饿死,他就反问:“何以不食肉糜?”。我们听过法国大革命时,皇后arie antoinette闻及百姓没有面包吃曾叫他们吃糕饼的故事,对于此类传闻,不能认真。只是司马衷在晋室皇位极端艰难之际,庸懦无能,必然属实。否则也不会有如此的传闻编派到他头上,并且记入信史了。

法国革命时皇后以貌美而轻率称,司马衷的贾后,则以丑陋著名。据说她又矮又黑。其实这也与以后的事体无关,只是内外多故的时候,历史纪录不针对重点发挥,而加入这些不干大局的细节,更容易渗入带偏见的资料。

据说贾后缺乏母教,不守妇道,行动婬虐,因干政与皇太后杨氏冲突。太后之父杨骏则为“太傅,大都督,假黄越,录朝政,百官总己以听”。于是贾后也组织一个与她自己接近的集团。因为她父亲贾充也是权臣。她不仅把族兄从舅拉过来,也笼络了皇室司马家的一部分亲王,如汝南王司马亮,此人曾被司马炎封为“宗师”,有率领宗室子弟的威望。又因为他们联络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谓“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团。这权力斗争的重点始终没有在传统的史料里说得清楚,我们翻阅《晋书》帝纪,列传,食货志,职官志,感觉到晋朝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军政府的姿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组织未遂,即变生肘腋。譬如刘毅传里说及刘把武帝司马炎比喻为汉之桓灵。他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可见晋的财政始终未上轨道,否则开国之君,四海为家,当不致卖官鬻爵。而且武帝纪内说及“贾充凶竖”,“杨骏豺狼”,更可以窥见其朝廷并没有设官分职好好摆布,权臣仍是虎视鹰眈,后一代太后与皇后的冲突,也非仅出自宫闱。我们一般的观念,晋朝已树立一种“封建制度”,现在看来,其中一半是纸上具文。刘颂传里评当初设计即说:“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也。”而职官志针对公元277年令诸王之国(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任)的时候说:“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地理志则与之相冲突的说:“王不之国,官于京师。”。这时候朝廷想做的一件大事,即是所谓“占田法”,凡士庶人等所领耕地佃户都按品级有所限制,即王公在京师附近的地产亦然。这些条例无全部奉行的迹象,只是在这草创期间诸事不定的季节,朝廷一有变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仅财产与名望受影响,而当日习惯,政争失败,则被判以极恶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险,凡此都是构成贾后之祸及八王之祸的原因。

公元291年的冲突,贾后胜利。杨骏以造反被讨,死于马厩,太后被废。但是不旋踵间,后又与汝南王冲突,乃指使楚王司马玮杀之,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矫诏罪被诛,太后也被弑。又近十年,公元300年,贾后杀太子,赵王伦起兵反,诛后,并且废司马衷而称帝。至此则有淮南王允讨赵王伦不克身死。继之又引起齐王同,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遇的联合军事行动。他们的复辟成功,赵王被赐死。302年齐王同又有擅权模样,由河间王遇指使长沙王义杀之。以后战事由洛阳波及长安,成都王颖自缢死,河间王遇为南阳王模所杀,长沙王义为东海王越所杀,东海王越则为讨喝人石勒时战死。自贾后参政起,至惠帝306年中毒身故,前后16年,战事波及今日之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各王动员时,有称二十万者,有称七万者。每次战役死者以万计,其详细经过,无法综合梗概叙述。而五胡十六国开始于此时。304年匈奴之刘渊初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不久就自称汉王。一时从他的,“二旬之间,余已五万”。至311年他的族子刘曜陷洛阳“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

这些史迹已经不能以短时间片面的解释,也不能以历史舞台人物的贤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经过。有如五胡十六国的“蛮酋”,如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万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曜则“善属文,工草隶”。又立太学及小学,“选朝贤宿儒明经实学以教之。”,石勒令僚属“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季龙“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慕容光对“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苻坚“起明堂”,“亲耕藉田,妻苟氏亲蚕于近郊。”又“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并且他们讨论国计民生时都以经史诗书作注脚,就算全部由文臣缀饰而成,也不能算是“乱华”,反而表现他们想利用传统办法,收拾残局,可惜后来也都统统失败。

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过去以小自耕农作基础而组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不致偏畸繁复。一到人文进步,郡县的官僚即无从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道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强。地产归并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尚不是所谓“剥削”,而是产生“流民”,一遇饥荒,更无法赈济。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强兼并之法”,重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这时中原鼎沸,已无法恢复原状,魏蜀吴三国之首创者曹操,刘备,孙坚,都以在扬州淮泗下邳一带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边际,还没有被灾荒损害至大的地方吸收过剩人口,投入战斗,这样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晋书》食货志里所说“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嬴蒲”,也就是说驱饥民作战,他们只能采树上桑实捉田里蜃蛤之类果腹。即使有眼光的军事领袖,其补救的办法,也不过是“屯田”,也就是“出战入耕”,谈不上规复民间经济,使吏治和税收都上轨道。三国纷争的期间,很多军事首领的家属也随军进出,可见得全国流动性之大。刘备之至当阳,“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难民,混入行列。司马懿对曹操说:“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则指出中枢地带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这种情形至晋朝未止,有如3世纪之末关西饥民“流移就谷”,自汉中而入蜀,他们设栅作壁,推戴巴人李特为主,就屡败“八王”之一的河间王遇所指挥的部队。

这时候晋武帝司马炎以裴秀原来的设计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释。中国商周之间的封建,西欧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并不是由中央政府设计,全盘指令下属照办。而是低层机构里的农业社会,已渐具以各地方为主,自给自足的平衡趋势,此时高级权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针,赋与上层组织,则彼此各得其所,其军备之限制,也容易做到,并无对一个极端流动的社会强迫其固定的道理。晋朝甫行封建,就将各王调来调去,又给他们以不同的头衔,加派军事任务。八王之乱时称“带甲百万”。其虚实不论,我们也可以想象其封建无实,各地流民甚多,诸王也适逢其会,只要他们予以口实与组织,就不怕没有参加厮杀的人员了。

我们再看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时的天灾:贾后于公元291年专政。294年,大饥。295年,荆扬兖豫青徐大水。296年,关中饥,大疫,荆扬二州大水。297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关中饥。298年,荆豫作扬冀大水。301年郡国十二旱六蝗。302年兖豫徐冀四州大水。309年全国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最后一段有夸大的趋向)。这种纪录即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也不平常。

至于“五胡”,则“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已开始于马援时,即东汉初年。匈奴则“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依阻塞下,委质柔服”。也难怪他们不在动乱之中乘要投入了。

所以从这些迹象看来,“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历史问题,仅仅提醒我们,当时人的眼光被他们的时代所拘束,才在这些细节上做文章。今日我们检讨长期分裂的悲剧,在展开视野之余,必须创设新的理论,才能将这段历史,和以后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国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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