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淝水之战

作者:黄仁宇

公元383年的冬天,有藏人血统的“前秦”皇帝苻坚大举伐晋。他刚统一北方不久,长安附近的居民尚是五花八门,所谓“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晋朝虽偏安江左,但是仍能保持西部的防线,如今日之湖北西北汉水一带以及更西的四川。即在最接近的战场,也能在江翼寿阳附近发动攻势。从各种迹象看来,苻坚并没有在东线与晋人决一死战的决心,而是统率了很多杂眚部队,无法统御,只能以军事行动,维持他的组织。同时又过度自信数量上的优势,所谓“投鞭足以断流”。他总希望以凉州蜀汉幽冀之兵,号称八十七万的力量,“犹疾风之扫秋叶”,不怕晋人不投降。所以他在出师之前,就宣言要让东晋皇帝司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书左仆射(等于副首相兼军政部长),晋朝的文武大臣谢安或桓冲,也为未来的吏部尚书和侍中。都预先替他们在长安建造官邸。

如果现存的资料全部可信,则此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也有几分书呆子的习性。他与晋人交战之前,也让以前俘获的晋臣朱序作使臣,访问晋军。后来朱序却将秦之虚实告诉对方,替他们定下了速战速决的方针,并且在战场上,采取对苻坚不利的行动。

晋朝的总司令谢安,正式官名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他也有书呆子的脾气,年轻时无意仕进,只是与名士来往,有声望。到四十岁才正式做官,仍是玩水游山,满口清谈。人家规劝他,他就反问:“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淝水之战的前夕,他又受任都督十五州军事。儿子谢琰,侄子谢玄,谢石都是部下重要的将领。对付苻坚号称百万的军队,他只有八万人抵御。但是他“镇以和静,御以长算”又“不存小察,弘以大纲”。他对亲信将领个别的指示,以使他们“各当其任”为原则。部署既毕,即不再多言,并且招集亲朋,下围棋游山水以表示“夷然无惧色”。

北方混成的秦军和南方紧凑的晋军对峙的时候,谢安的前锋招致北军司令:“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慾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从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这文辞只改动数字,在《晋书》里出现两次,其以作战当作竞技看待,有《左传》作风,可能是修史者揣想写成,但是征之两方将领风度,也可能是据实记载,因为率北军的将领苻融,也以文学称著,既能“下笔成章”,也能“谈玄论道”,他作的赋尚是“壮丽清赡,世咸珍之”,并非一介武夫,尤不带戎狄气派。

他这次可算是上当。秦军刚一后撤,朱序即在阵后流布谣言,说是北军已被南军打败。这时仓皇集结的部队,劳师远入,人地生疏,又无坚强的斗志,也就信以为真。如是一溃就不可收拾,苻坚自己也中流矢,是以晋军大获全胜。前线战报刚到总司令部,谢安正与朋友下围棋,他看后将文书置在几案之上,对棋如故。只是胸中喜气到底无法全部抑制,下棋完毕,他步入户内,脚上筋肉紧张,一时伸展不尽如意,用力过猛,竟将木屐之底,在门限上踏损,俗语“不觉屐齿之折”,由来如此。

淝水之战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以后南朝的刘裕于公元417年入长安,不能久驻。北朝的侯景反复叛变,也曾于公元548年陷建康,不久即为部下所杀,都去统一全国的目标甚远。

直到公元589年才有隋文帝杨坚的“天下大同”“区宇一家”。至此已去淝水之战206年。

在这两百多年内常成为南北两方拉锯战的地区,除了淮南以外,还有湖北的襄阳一带。这也可以说是北人所擅长的骑兵战术,至此已无法做有效的发挥。南人所长为水军,不仅兵力以舟楫输送,能够争取战场的主动,而且将士无行军之劳,粮草有速达之效。只是这种长处,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战时,双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见其端倪。如《晋书》说苻坚有“骑二十七万”,只因一水所隔,不能冲锋陷阵。而晋军虽获空前大胜,也不能扩大战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这长期的分裂,还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自从东汉覆亡,中国人口因天灾与战争的影响,长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东的迁移。即魏晋间的战事,也带着武装移民的情调,有如280年之平吴,西晋发动了20万人的兵力,至建邺收版籍,则只有男女263万,其南征兵力已占当地人口很大的一个比例。如是华北与华中的空隙,势必由“15英寸同雨量线”以外的少数民族填补,其背景则是他们所受亢旱的打击,又必较华北为甚。虽然资料不全,历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证:公元333年石虎自长安徙秦雍民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使居枋头(今河南浚县附近),又以羌师率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河北枣县)。石季龙则徙辽西,北平,渔阳万户于兖豫雍洛。淝水之战前夕,长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鲜卑羌羯为多。有如上述,则南朝的北伐,与这种半由自然力量发动的移民方向冲突,不易彻底执行。淝水战前,东晋之桓温,曾克服洛阳,又于369年入长安,终在枋头挫败。

就因为这种人口移动的压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开发。《晋书》食货志所称“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现出了这种开拓处女地的一般趋向。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烧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并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渐将粗疏耕作方式进而为精密耕作。

北方的种族复杂,也不容易使政局稳定。“五胡乱华”时的少数民族领袖,率多汉化,并且很多带有汉人血统。因为汉朝除武帝时代之外,“和亲政策”总在若断若续的进行,匈奴刘渊之姓刘,不无根据。汉末袁绍即以家人子为己女妻乌丸豪酋。魏晋以降,越种通婚的更为普遍。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以一女妻鲜卑段务勿尘,一女妻素怒延。后将军韩据女为段匹弹“儿妾”。刘琨为晋朝的司空,他与段匹弹的关系虽没有言明,但是弹“与琨结婚,约为兄弟”。晋惠帝除贾后外,又立羊后,她也是名门女,后来刘曜陷洛阳,也立她为后,“有殊宠,颇与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长子熙为刘曜的继承人。羯人石季龙“大发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万余,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这种趋势不断的继续。到后来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实为汉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层的通婚不算,下层一般人民也需要在这大熔炉里混合,并且游牧民族,也要放弃他们的生活习惯成为安土重迁的农民,这“同化”的程度,才算贯彻,因之过渡期间必费时许久。

东汉之覆亡,“兼并”占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当日征兵纳税,以“户”为对象。“口”以户为转移。兼并一行,失田的农民若不成为流民,即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个大家庭成为“部曲”,地方官员对其豪宗大户无法应付。魏晋南北朝之世族也由来于此。我们翻开《晋书》卷30至卷86,其中列有542人之传记,除其中段匹弹为鲜卑酋长不计外,晋朝重要人物,几乎一网打尽,其传记中叙及祖先曾为显官我们可以断定其为世族者159人,其子弟又在朝中显著的215人,司马皇家的宗室105人,而不属于以上,我们概称之为出身贫寒的只62人,可见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会状况必与中国传统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兵抽税,不受豪强干预情形大有出入。

当日商业财富尚未展开,商人资产,也无保障。例如西晋以显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则因其为荆州刺史,“劫远使客商,致富不赀”,有家奴八百人。农业上的财富,则无非出于地产及劳动力,兼并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财源与兵员。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则是在淝水之战立功的谢玄,三传而至孙子谢灵运,为诗赋名家。《宋书》说及他“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于公元433年为宋帝所诛。这一方面表示传统社会里财政税收全在“周礼式”及“李悝式”的办法支配下,私人财产无从合法的积累,一方面则又表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受兼并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垄断,虽然迭换朝代,也仍无中兴迹象。

华北除了游牧民族的酝酿外,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们尚有自动设防不受节制情事。例如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设防的村落三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400年前后,关中有堡壁三千余所,他们推戴统主,相率结盟,《魏书》食货志则说在北魏486年立“三长”以前“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并且“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这样下层机构没有改变,中国无统一的可能。

所以383年谢安谢玄与苻坚苻融的对峙,纵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这次战役却不是构成分裂的主因。以后的发展也证明中国的重新统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汉种族的界线逐渐漠减,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压制,才能成为事实。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