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北魏拓跋氏

作者:黄仁宇

公元5世纪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汉化运动,举措奇特,为中外历史所罕见。他于公元493年决意迁都洛阳,翌年颁诏施行。他又禁胡服断鲜卑语,若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者”,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为元。其他鲜卑慕容尉迟等姓氏,也一律改为单音汉姓。元宏生于公元467年,4岁登极。他从小由文明太皇太后抚养,所以做皇帝的前20年,朝事也由她掌权,这位太皇太后,照头衔看应当是老态龙钟,而实际上她开始临朝听政时,似乎未满30岁。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冯家,也是“五胡十六国”期中汉人创立的朝廷之一。后来元宏的两位皇后也是冯家女,他又以“绝同姓之娶”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体与他朝中汉人显官联婚,其配偶也由皇帝御前指派,有如“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则一律降为妾媵。

从长远历史观点看来: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国活动的尾声,公元220年秦汉之“第一帝国”崩溃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国”尚未兴起时,这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再度统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阶段内,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见得历史的演进,有时令人莫测高深。只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也不是当时人所能亲身预测。还待千百年后,由我们把一些表面看来不相关的事迹前后联贯,才得剀切。

汉亡之后369年,中国无法统一。当日人口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移动,汉人的多数民族,不能与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无法越渡淮水及汉水等处的水泽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为统一中国的表率。秦汉型的大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大量小自耕农,但分裂期间汉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领都自起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的职权。加上各民族语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

拓跋氏打破了这种僵局。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人文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国再统一的工具。

拓跋属鲜卑种,他们在公元3世纪在内蒙古移动。在世纪末叶开始在和林格尔附近集结,当时既无文字,更谈不上成文法律,也还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在4世纪之初因晋大将军刘琨之邀,参与中国的内战,其部落即进驻山西北部长城以南一百里的地带。他们虽称“控弦上马二十余万”,但全部人口看来也不逾百万,甚且远低于此数。

公元4世纪,是“五胡乱华”的最gāo cháo,拓跋氏虽然投入,却始终没有取得主动地位,苻坚强盛时,他们尚“避于阴山之北”。直到苻坚淝水之战不利,北方大联盟瓦解,他们才重新露面。公元386年拓跋圭自称代王,开始有了独立国家模样。当时他们的政策,是先在长城内外建造一个农业的基础,其农民由被征服的民族强迫编成。这时候全部落经常与其他少数民族作战,每次将对方人员马匹牛羊一网打尽。对俘获的部落酋领,即很残酷一律处死,如公元391年之破铁弗(即匈奴与鲜卑之混合种)刘卫辰部“收卫辰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杀之”。对其他人则“各给耕牛,计口授田”。《魏书》食货志称,其有畿内之田,并于“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公元396年以平城(山西大同)为国都,拓跋氏又以征服者的姿态,“徙山东六州民及徙可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实京师。”有的书本也作三十六“署”。如将大量人民区分为署,则有国家的农奴的征象。这样的征服和改造,至5世纪初期未止。如公元413年,破“越勤倍泥部落”,也“给农器,计口受田”。其他叙及“来降”及“内附”的前后不绝。《魏书》太祖纪及太宗纪提及这样的事例31起,内中有户口数的13起,共为户11万。可见得拓跋氏创立了一个新生的农业基地,以之为根柢。时间不成熟不问鼎中原,才能用这经济力量做本钱,先巩固北方。

如果前述被征服的人口曾一度为农奴,则从食货志看来,426年后渐已取得小自耕农身分。迄至当日,“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是年这些带着军事性的监视人员全部裁撤,“一切罢之,以属郡县。”是为进入官僚管制阶段的明证。

拓跋氏何时汉化,不容易找到一个固定的答案。从现存文字看来,他们起先得到汉人的顾问,是从降人及俘虏中提拔,而且仅倚靠他们天文占象的才能。以平城为国都之后,兴建筑,定律令,食社稷,就一步引导另一步。以至置五经博士,设太学,也都不能避免了。其徙各地“守宰豪杰吏民”实京师,势必又要借重他们的管理组织能力。只是北魏(424年才称魏,历史书中称北魏以避与曹操之魏重复)的农业社会由人工孵育而成,又好像在试验管里造化学液汁,各种因素预有层次的投入,因之才保全了一个体制完整,不受私人力量垄断的政权。

直到424年,才在拓跋焘的称皇帝,他即位不久,即颁布了一千多个汉字,并称以前篆隶草楷并行,因之没有标准,这次所颁布的,则“永为楷球”。可见得新朝廷不仅注重文物,也开始以多民族的语言文字作统一的工具了。

拓跋焘统一了华北,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在多数民族的汉人地区,总是因为世族作崇,不容易被绝对皇权有效的掌握。公元428年,拓跋焘“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已有针对这问题彻底解决的模样。4年以后又以“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指名征调。名为慕才,实则强迫好几百人到平城无薪给的当差并兼人质。450年更有崔浩的事。司徒崔浩,作“国纪”,过于具实直书,对鲜卑民族和皇室有叙述得不妥当的地方,还把文字以石碑刊于郊坛。皇帝一震怒,族灭崔浩,还及于崔之姻亲,包括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夷其族”。拓跋焘更声称他要做得更厉害一点,所以多杀了好几千人。无论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是有计划或无计划,他的征用人才和文字狱已给华北汉人的巨家大室一个重大打击。即未波及的家户,也充分的接受了这处置的警戒,绝不敢再阻挠中央政府的行政。这中间的一个机妙则是皇帝统御千万军民,不容许另有民间机构作梗,世族华裔也和蛮夷酋领没有区别。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北魏开始南征,想要以华北的力量,席卷南朝之宋(也就是宋齐梁陈之宋)。征兵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富民家财在四十万和僧尼二十万的“四分借一,事息即还”。但是拓跋焘的大军,以少数民族的骑兵驱逐汉人的步兵作先锋,仍旧没有善良的补给制度,仍是就地征发。他攻江苏北部各城不下,仍进军长江北岸,最后则临水徘徊,仍无可施展,只好北撤。南朝也因这一战疮痍满目,无法追击,因之全国统一还要摆下一个多世纪。

拓跋焘于公元452年初被宦官谋杀,他的太子也死得蹊跷,只剩得一位12岁的孙子继位。以鲜卑人之早婚,再加上这几代北魏君主之命短,到471年20年还不到竟有四位皇帝代表祖孙五代。而最后一位也是本文开首即提及的拓跋宏。他的亲生母亲及祖母都因拓跋家引用汉武帝“立其子杀其母”的办法“依旧例薨”,这时朝中也只有一位带有汉人血统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实足年龄29岁到30岁之间,历史上简称“文明皇太后”的冯氏了。

《魏书》说她“多智略猜忌,能得大事,生杀赏罚,决人多俄顷”。拓跋宏不仅为她抚养教育,而且“迄后之崩”,“不知所生”,也就是迄至23还不知自己身世。所以“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她又制作了几百首歌辞教育他,只是“文多不传”,其内容永成历史之迹。《魏书》传中又说及她“行不正”。“王睿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李冲虽以器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大凡中国历史上有才干的女人,私生活总受非议。上文语意双关,我们无法考证。只是冯氏引用有气魄的汉人文臣,则是事实。王睿还可以算作“恩幸”,他在一天老虎脱笼而出,侍卫惊靡的危机中以吏部尚书的身分执戟驱虎保驾,后来也与李冲家联姻,可是临死仍上疏“慎刑罚”,始终提倡“与其杀不辜,宁赦有罪”的文治办法。李冲则将拓跋政权的民政“周礼化”,并将其财政的处理赋予“李悝式”的体制,因之给中国以后几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长远的后果。

这一串“太和诏令”包括484年的百官俸禄,只是这时的赋税,仍是家族包办,也就是“宗主督让,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于是485年诏令天下均田,原则上土地国有,定立了每一家按人口应有田地的标准。486年则立三长,“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这样才实际进入“租庸调”制。亦即以自耕农的小家庭作为征兵纳税的单位,农村组织以政府颁布之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作准则,不承认各地私人体系,所以称“混天下一法”。

这一段措施在当日颁布时有冒险性质。它到底实行到如何程度,无从考察。只是490年逝世,朝中并未发生变故。元宏的汉化政策,也能再接再励,而李冲也更得信用。493年之重建洛阳,他实际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只是元宏的规划,无人接班。他重视水军,而鲜卑贵族,尚掌握着长城内外的养马地区,也不能遽尔摈斥。一到6世纪,洛阳才又产生政变。北魏分为东西,东魏为北齐高家所代,西魏为北周宇文氏所代。然则历史的演进,并不为这分裂运动而停滞。中国之统一,需要一个以小自耕农社会作统御经理的趋向,也愈为明显。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混合也从未中断。北朝原以游牧民族为骨干,至6世纪,他们也行府兵制,用以动员农民,也开始修筑长城,以防制其他少数民族内犯,可为明证。

隋文帝杨坚,自己是胡汉混血。先以北周的力量吞并北齐,回头解决北周,更挟动员长江以北的力量,席卷南朝,发展方向也是由西向东,由北至南,以经济人文简单的地区去征服繁荣富有的地区。这也是承继北魏拓跋氏在历史上活动的逻辑。杨坚的军事行动以水军为主,这也可以说是受元宏迁都洛阳所赐。北朝需要这一段过渡期间,才能作体制上的整备,并吸收南方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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