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贞观之治

作者:黄仁宇

公元7世纪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洒庆贺。上皇自弹琵琶,皇帝则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兹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及印度接触。在唐初只有高丽能对中国作坚强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终克平壤,置安东都督府。

并且唐朝武功之外,继以文治。国都长安东西6英里,南北5英里。现代西安市的城缘,还只有其面积1/8。而且整个城市按计划兴筑,全城分为110个方格,南北驰道竟有500尺宽,无疑的在当日已经打破世界诸种纪录。

因为各国朝贡使节众多,各种服装离奇,中书侍郎颜师古即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请以画师作“王会图”纪念盛况。兹后终唐之世,波斯来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规模宏大。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班田”。奈良和平安(现在的京都)则是照长安设计兴建,只是范围远远不如,而且还没有依计划完成。长安有朱雀门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邓之诚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诸族”,共有四十八“国”。内中“朝贡”的二十九,“纳士”的六,“归附”者五,“和战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问”的二,“来留学”者一,“和亲”者一。这样也可以表示胜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外向”。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也能对各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玄奘往印度取经归,太宗亲自诏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资助他的翻译工作。兹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不下数十人。其他景教、袄教、摩尼教也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轸域,授以官位品职。l. carrington goodrich之《中国人民简史》引一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打开这局面的,当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为多。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这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将特多,也经过赵翼的《陔余丛考》书内提及。

李世民18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部由他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弱冠时已经能指挥十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以数骑在阵前与敌将答话,因之树立了他个人的威望,能够高度发挥他的领导力量。

7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从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即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政策仍在长期的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治,有如魏征所说:“譬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艳称。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的恭维。公元628年,李世民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633年纵狱囚应死者390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然则李世民被人恭维,并不是完全一致。“死囚归狱”早就被传统历史家指责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誉。近人吕思勉则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染北俗,故骄暴之习,亦难尽免。”明朝的万历皇帝,被指责为昏君,却对臣下称:“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于是在经筵(文学之臣在皇帝面前讲解经史,事后设宴的节目)时不许进讲《贞观政要》;也就是将唐太宗李世民22年御宇的事迹,全部剔出于历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来,公元7世纪,欧洲进入中世纪旧称“黑暗时代”的期间不远,日本也刚受大陆文化的影响,贞观之治牵涉一套政治上的组织力量,当日在世界上无出其右。然则这种组织,没有确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与唐代的影响,容以下各节述及。

现在就从太宗以道德成就为标榜这一点看来,可以窥见李世民的真实性格;并且这史实也使我们看清中国政治体系,虽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点,因此一千多年后不能保持它的领导地位,而为西方及日本占先。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与长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参加唐初讨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战事,只是功劳与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渊称帝后,立建成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这样就造成两方的隔阂与猜忌。中国传统寡头政治的弱点,基于统计无法著实,将民间无数的争执公平处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统技术能力之所及。于是只能使皇权极端化,事实上的青红皂白不问,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诸“圣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则不公平亦为公平,不合理亦为合理。这样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且动辄以至善及极恶的名义奖惩臣下,使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极危险的位置。一到继承发生问题,更是变乱的渊薮。本书已经前后叙述父子叔侄姻亲自相残杀的事例多起,有时候当事人为从属党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重演的悲剧。

李世民与长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构隙,牵涉到这样的背景。他自己交结朝士,后来又控告他兄弟“外结小人,内连嬖幸”谋害他,见诸《旧唐书》(《旧唐书》在五代时根据唐朝文献编撰,近于官方历史。《新唐书》成于宋时比较客观)。事实上他与他的僚属在玄武门设伏,谋杀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亲自张弓发箭射死,元吉则死于他部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建成与元吉各有子5人,也“并坐诛”。这事发生的时候太宗自己才28岁,他的10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揽获一并处死,则没有在史书内详细叙述。两个月后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于东宫。

用传统道德观念阐解这段历史,常有不著肯紧之感。例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就指斥李渊不对,李建成不对,而李世民也不对。并非他的见解谬误,只是这种意见今日看来,已算卑之无甚高论,用不着历史家著书辩说。而且这“玄武门之变”业已发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个掩盖事实,1000年后万历要避免贞观一朝的往事,也是不着实际。况且又400年后,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更不能与唐太宗相比拟。

近代心理分析学者,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谓id者,可称为“生理之自我”,在这种原始的条件下,不较分寸,也无忌讳。只是这中国人所谓之“禽兽行”不能在群众生活中适用。所谓super-ego者,也可称为“社会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时受父母这教养,就范于社会的习惯,对本身慾望加以各种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缚,这种控制的力量出自社会自我。所谓ego者,则可译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触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慾望,一方面则对自己赋予一种社会价值。这种种构成各人个性的程序复杂,包括压制、转变目标,自然其说,品性升华等等离奇的方式,多时其本人虽经过种各机械作用而不自知,或虽知而不愿剀切承认。

唐太宗及贞观之治,最便于用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释,李世民是一个容易性情冲动的人物。他曾要卢祖尚任交趾镇抚,卢已答应就任,回头又向皇帝推辞,李世民邀请再三,卢坚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时斩卢于朝堂。所以吕思勉说他“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不是没有根据。可是他既有弑兄胁父的行为,又曾读圣贤书,不能无愧于中,且受良心谴责,因之更要表彰他种种行为,无非自卫。至于他和兄弟间要走此极端,则是他总戎律,“惟以抚接贤才为务”。既登九五之尊,则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剧的漩涡,只因为他有作尧舜之君的才华和能力。是以魏征系前太子洗马(秘书及顾问)据说有教唆李建成图世民的策划,他也将魏征接收过来,倚为顾问,才表示他始终宽宏量大。以后魏征在贞观一朝向皇帝诤谏二百余事,多时违犯太宗意旨,反被优容。《资治通鉴》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死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庭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可见得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面。而魏征也说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也与这追逐名誉的动机有关。魏征也自知处境的危险,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为忠臣没有好结果,良臣则“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彼此共存共荣。

将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经病医生的卧榻上,不是本书的目的,叙事过于琐碎,尤与纵谈“大历史”的宗旨相违。只要有了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们知道唐朝之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仍去三权分立之理想至远。太宗仍是大权独揽。而且下层机构不能构成选民区,皇权凝聚于上,中国亦无分权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时会,7世纪初第二帝国组成时,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运河和考试制度,上下都草创,内外的威胁既除,皇帝的行动比较自由,太宗将他执行专制皇权时,稍微参酌众议,因之其皇权比较合理化,对唐宋间保持其继续开放继续增长的趋势,有真切的贡献。但是他的作为,不能做机构上的固定。

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中介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国初年的军阀发通电时,无不以拯国救民为职志,其重点则是“我”为其拯救者,要是反对“我”,则是叛国殃民。也等于罗兰夫人在法国革命时上断头台前给历史留下一段见证: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义行之。也等于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并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性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使一个现代的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们反省。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