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秦始皇

作者:黄仁宇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经过贾谊的责难。迄至近代,既受过章炳麟和萧一山的恭维,也受过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们的好奇心不能因这样的“褒贬”而满足。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亚)作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仑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

1974年之后,“秦俑”出土,这更增加我们思考的机会。这批陶器塑像据估计约为六到七千个,个个不同。从脸上的表情,还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龄和性格。有时一人面目紧张,贴邻一人则轻松而微笑,士兵的头发,好像根据“规定”剃束,但发辫之间,既大同又有小异之处。他们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圆钉。所穿的甲,铁片以皮带穿贯,都根据实物丝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骑兵的制服也不同。并且这几千个塑像带着战车和兵器构成战斗队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艺术和技术上的同一标准。这些地方,也使我们对秦始皇的为人,另有超过以往历史评价的感想。

比如说,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我们要重新塑制这几千个(也可能几万个,因为现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骊山陵墓东部带北的一角)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的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坦丁上在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的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计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办法,造成三头六臂?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这些问题,尚待研究。可是从新发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敢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有如陶希圣和沈任远的提议,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松疏,经常有100尺到300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本来世界主要河流夹带泥土4%或5%,已算很高,南美的亚马逊河夏季能带砂10-12%。然而1940年间在陕县附近的观测发现,黄河夹砂以重量计达46%。夏季其中三个支流的夹砂量从42.9-63%。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问题的严重和庞大了。

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记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并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和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80%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从《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2270年,有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生战事。各诸侯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里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得有如公元前720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反而阻籴。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候。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说:“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类似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的说法,战国的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到,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期间,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228年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极”。由此看来,再参阅战国以降战事的惨烈,和《孟子》经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饿莩”,以及“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更感到我们无法责骂秦始皇,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钳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动残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无从“褒贬”之余,我们只好强调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还有一件事,我们无法忘记,即秦始皇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首创者。这是嬴政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万,收河南,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政治,有实际的需要。这一事可以留着下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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