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靖康耻

作者:黄仁宇

宋朝第八个皇帝徽宗赵佶于公元1125年金人进逼汴京之际仓皇传位于皇太子赵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赵桓成为历史上的钦宗。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年多,被金人掳去,终身监禁达三十年之久。

其实徽宗也未漏网。1126年,也是靖康元年,钦宗搜括开封市内的金银贡献于金军,承认割让北方太原等三镇,敌方后撤,京师解严,太上皇徽宗为群臣谏劝表示团结一致的局面下回汴京开封。不料朝庭尚在和战未决间金人卷土重来,这次他们不再与赵宋交涉,竟掳获当今皇上、太上皇、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虽然这事发生于1127年初,通常历史家公认北宋亡于1126年。此后徽钦二宗先后死于五国城(今日中国之东北角)已不在话下。

只有在这纷乱期间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能够举兵脱逃,在南京称帝,是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于江浙沿海一带,有一个时期亡命于海舟之上。后来总算定都(只称“行在”)于临安(杭州)。又直到1141年秦桧的和议成功,赵构向金主称臣,每纳岁币银绢各二十万,又认定淮河为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江山至1279年亡于忽必烈之元,先后延宋祚又153年。

靖康这悲剧性的年号千古普遍的流传,大概是由于岳飞所填词《满江红》有“靖康耻,犹未雪”字句之故。既称之为“耻”,则是不应当发生的事迹,竟让之发生。1126年斡离不进军开封之际,兵力不过六万,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师,号称二十余万。只是和战之计仓皇未决,以致人心瓦解。当时如果持以恒静,何至如此凌受羞辱?这样子的分析与辩驳,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先后为之。并且追究责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面则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历史家铺陈往事,其主要的任务是检讨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前因后果,不能过度着重并未发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机缘也可能发生,并且可以产生理想上的衍变(除非这样的揣测提出侧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补正面观察之不足)。并且金人入主中原,“废”北宋皇帝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们亟要找得众所公认的原因,专门相信当时人个别追究责任维持己见的说法,很难与今日的理解符合。

从这种立场,我们可以看清:赵宋王朝319年与边区少数民族所树政权的周旋,经常站在被动地位,因其不能战,也难能邀得对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辽既已三度失败(详“澶渊之盟”),1041年契丹又准备南犯,富弼的交涉,总算不辱使命,但是还是以增岁币了事,到头仍是军事力量不够。北宋不仅对契丹之辽及女真之金如此,他们对以西羌为主体组成的夏国也不能采取主动。其军事行动,经常旷日废功,败兵折将。神宗朝的战事,连亘14年,竟留下一段“官军、羯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的纪录,赵顼一闻前线受挫折的战报终夜绕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议和时宋朝仍承认岁“赐”银绮绢茶。

南宋的军事与外交,也无起色。“靖康耻”之后,岳飞父子即成为1141年和议时的牺牲品。只有1165年宋金又交兵,胜负未决之际和议成功,金人让宋君称皇帝,称金主为“叔”,自称“侄”而不称臣,岁币也不称“贡”,且减十万,宋人以为这是“正敌国礼”,如此收获已经值得骄傲。也只有在这战事期间,岳飞才复官改葬。可是1207年韩佗胄北伐失败,金人要他的头颅,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尸,将他的首级封函畀金。同时岁币也增至六十万,而且还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议的秦桧“复爵谥”。又直到蒙古败金时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议绝金岁币,但是以后南宋之联蒙古伐金也和北宋之联金伐辽如出一辙,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无法争取主动。

这前后一连串的事实聚看起来,实在是违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是极粗率的估计也应当在一亿以上(1088年有“丁”三千二百余万。1079年籍保甲及民兵718万),而常备兵兵数在11世纪中期之后,经常在百万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陈贾似道三策,仍称江南之兵抽之过江“可得六十万矣”。契丹女真与蒙古,无此庞大的人力。赵匡胤谓契丹精兵不过十万,靖康元年金军围汴京时,其人数也只六万。据中外学者的研究,蒙古势力最gāo cháo时,其人口亦不过一二百万之间,可能近于百万。即算女真迁都开封其版籍达到最高点时曾称管辖人口达4500万,按照两方控制的地区,其人口仍应低于南宋,而且内中绝大多数仍为汉人。

如言文化程度及经济力量,少数民族不能与多数民族相提并论。12世纪及13世纪中国将南方的水利丝茶瓷器漆器的生产发展到最高程度,开封与临安一般的生活程度较之世界各处并无逊色,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干学者仍盛称宋朝之中国经过一段“文艺复兴”与“商业革命”。虽然历史上的辽阳和北京,已于此时创建,因其非商业上的城市,仍无法与南方之大都会比拟。即算南宋需经年向北提供岁币,其银绢五十万两匹之数仍只占国家收入之一小部分(专家估计岁币达到一百五十万时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2%)。并且两方的榷市时,虽然铜币流入北方,银两仍流入南方。即在战事失利时,宋朝并无物资缺乏的征象。《宋史》“食货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期间各仓库实际丰溢超过储藏的量限。哲宗时苏轼言:“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即在徽宗时,“蔡京传”里仍指出“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金钱物资既已积蓄丰富,则要经常流通,经济的幅度才能宽裕扩大,彼此有循环性)。所以他对徽宗说:“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所以宋朝的富裕超过以前各朝代。

宋朝的人口与物资,不能有效的动员,以致军事与外交,一蹶不振,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迄今尚缺乏一部综合性的著作,详细检讨其始末。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过细,忽视传统中国以“经济”为官僚主义管制的办法。包括国计民生之种种切切。传统中国学人之治史,则先以道德观念阻塞技术上的检讨。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宽,即以《宋史》“食货志”及“兵志”参考对照,也可以产生一种概念,知道现代金融经济,需要详确的法制维持,先要确定政府征兵抽税的权责之界限,才能保障私人财产之不可侵犯,然后国民经济,足以构成服务性质的部门,包括交通通信保险及雇用律师等等也能作侧面的监视。征之西方现代国家之经验,如此政府大规模的举措,才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成为一种健全的机构。宋朝最前进的部门如货币及物资之流通,已有此需要。但是其落后的部门,如以小自耕农作生产的基础,衙前及胥吏的知识与能力,游民及失业者之维持,又谈不上追求这样的效率。如此上端的人力资财愈积愈大,中层的服务愈为松懈空洞,终演成一个数目字上的膨胀,其症结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传统儒家与法家的争执不能暴露此问题之真象,其情节特殊,也是中外历史所仅见。

传统的官僚主义,真理既由上至下,皇帝的命令既为“圣旨”,则实际上征兵抽税的权力毫无限制。《宋史》“食货志”里说及“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就表现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税收权力无限制,其成算纯靠上端向下端加压力。政府经商,财政部门的商业化,更无从合法合理。“食货志”又云:“自熙宁以来(神宗用王安石的时代),和籴入中之外,又有坐仓、博籴、结籴,表籴、兑籴、寄籴、劝籴、均籴等名。”如此其立法也缺乏系统,全根据一时一地的需要,甚至其立法权尚可以落入地方官及军人掌握之中,宋朝开国时用募兵制,但是至神宗行保甲,征弓箭手(当日“弓箭社”是华北民间自卫的组织),责义勇上番,已兼用征兵。“兵志”里也说及甚至神宗赵顼自己就觉得不妥。他曾提出府兵应与租庸调“相须”。亦即是要征兵,则要坚持小自耕农的经济体制,计户口抽税,以低税率实物征取(这也是当初辽及金的原则)。所以司马光就说:“今既赋敛农民粟帛以给正军,又借其身以为军,是一家而给二家之事也”,也是同一论调。以后迫于需要,只好重复并用。连皇帝也妥协的说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这也是兵员与税额即民间义务由上级提示增加,其下层组织,更缺乏条理的明证。

官僚主义的办法,既无客观的条件考成,只有向下级一体追究责任,于是强迫臣僚谎报掩饰。一般情形向军政机构报兵少,以减轻责任,向财政机构报兵多,以争取粮饷,校阅时则请人替代。至此“西路既已冒受厚赏,于是东路宪司前后论列,诞谩滋甚”。甚至“兵数十万者,虚数也”。“食货志”里就提出早在神宗之前,谏官范缜已上疏,揭露“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宋朝的冗官尚可以一眼看出来,如“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显然的没有这样多的官位,容纳如许的人员。但是军队的“冗兵”,就不容易查察。加以募闾里恶少为奇兵,正军反担任后勤的工作,更无法追究。“靖康耻”之前夕,山东的臣僚指出梁扬祖在山东所报民兵“所奏二十四万与十一万,殆虚有名”。童贯手下的“河北将兵,十无一二,往往多招阙额,以其封桩(预算下的节省)为上供之用。”。如是北宋时造成一种离奇的现象:各府库所蓄皆为“聚敛”,民间反有“钱荒”。政府铸钱造币原为信用的筹码,其税收既无限制,行政效率又专恃政治压力,则整个的违反了金融经济的原则,只逼着自己的信用筹码,回到自己的府库,既通货膨胀又通货紧缩。全汉升研究北宋汴京的商业,一般进多出少,其收支不平衡,就靠官员的放债收租以及政府的随从如生员术士游客的生活费抵偿,严格说来,也是用税收支持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在物价高涨的情形下,对全盘的经济害多利少。

因之军队的兵员素质、士气及战斗力都只有每况愈下。宋太祖曾以“样兵”作标准,责成各镇供给中央的禁军,后来代以木梃。至1035年发饷还以兵士的身材分等级。以后就缺乏这样的选择性,以难民为兵,以囚徒为兵,在兵士的面上黥字臂上刺字以防止逃亡的事情都已发生。其人员的素质既如是,器械也是滥竽充数。1073年神宗设军器监,原望提高并标准化兵器质量。其所制“神臂弓”,实为强弩,以两种木材并合制成,絮弦也用丝麻兼用,据说对付骑兵有实效。但是各方请样件,军器监就说运输不便只以样图交付算数。

我们不能说宋朝的军威不振全是官僚主义作祟,如宋都汴京,对山西的山地没有有效的控制,北方的防御失去地利之效。辽以两院统制,金以猛安及谋克户(女真人之地方首长)与汉人杂居,兼有游牧民族及农业生产之长,都是以前匈奴突厥之所无。《辽史》“食货志”称“马羊不许入宋”,虽不能完全禁止,但是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即画出汴京的大车以水牛骈拉。显然的宋军马匹之供用,已受限制。并且赵宋强迫作战区域的人民南迁,放弃的地带则为“禁地”,南方的税收也高,在靖康之前,已有方腊宋江的反叛。然则综合各种因素,我们仍认为政府组织与作风最妨碍军事机构发生力量。反到北宋南宋之交,情况混乱,各处盗贼与独立自主的军队不可区分,倒出现了能战的将领如岳飞及韩世忠。他们不受官僚主义的羁绊,以战养战,才彻底发生力量。也因为如此他们终为秦桧所不能容。

这种官僚主义为一种历史的产生,简单说来,也是一种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政治组织,缺乏适应性去掌握一种多元的而经常成长改变的城市经济。不仅赵宋如是,以后契丹与女真也蹈此覆辙。陈述研究前者,盛称辽之“封建因素成长”。陶晋生研究后者,则称金南进之后女真民族腐化及其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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