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从霍光到王莽

作者:黄仁宇

霍光于公元前87年受汉武帝遗命以大将军的身分辅助8岁的昭帝,事昭帝13年。昭帝无后,霍光迎昌邑王刘贺继位,不出一月,因他“昏乱”,夺去他的皇帝玺绶,另迎武帝曾孙刘询登极,是为宣帝。再6年而霍光去世,事在公元前68年。

王莽于公元前一年为大司马(根据习惯至此已有摄政王的声望),也因为哀帝无嗣,迎中山王9岁儿子刘街为嗣,是为平帝。他在位5年,相传为王莽毒死。兹后王莽又立了一个两岁孩子孺子婴继位,他自己以大司马的身分进为安汉公,先“居摄”,次为“假皇帝”,至公元9年以“新”代“汉”,“即真天子位”。他篡位之后也做了14年多的皇帝,于公元23年为民兵所杀。

他们两人间相去约七八十年。传统历史家把霍光比作伊尹周公。他受命时,已“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详审”。王莽则像貌类禽兽,“侈口厥逊,露眼赤精,大声而嘶”。他起先谦恭下士,后来以丹书符契,证明他天授践祚。到他登极时,又亲执孺子之物而泣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总而言之,这两人一真一假,传统的作史者,务必要强调他们间的差别,以作后人殷鉴。今日我们读史,就算承认其间的真伪,已不是重点之所在,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从霍光到王莽,即是西汉后半期自武帝后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央政权已无从合理化。

这时间有皇帝6人,即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元帝刘爽,成帝刘骜,哀帝刘欣与平帝刘街。他们御宇的期间,综合不算过短。其中宣帝在位25年,元帝在位16年,成帝也在位26年,而他们三人又是父子孙一脉相承,如果他们要创立一种制度,当然有充分的时间。

然而,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真理总是由上至下,施政的名义为道德,执法时只有至善与极恶,其生杀予夺,只引起朝中官员不安。恰巧昭,成,哀,平都无嗣,又要在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每次人选二三十人,或多至四五十人,又不照出生顺序选长,通常取幼辈以便于操纵,这样就增加女主的重要。汉朝皇后平日无实权,也任皇帝弃废。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收玺绶,对择嗣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显。

霍光也是外戚,他与武帝卫皇后家里过去的情形不说,武帝之后又有新关系,恰巧他的儿女又多,他与夫人显共有七女一男。霍光与金日弹及上官桀同受武帝托孤,乃以二人分嫁金之子金赏及上官之子上官安。金日弹不久病死,不涉及下述纠葛。上官安及霍光之女生女才6岁,即立为昭帝的皇后。她16岁成为皇太后,以后霍光的废立由这外甥女上官皇太后出面作主。

事情还不止如此简单。公元前80年,也还是昭帝时代,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夫(机要秘书长)桑弘羊被告阴谋废昭帝而迎燕王刘旦为帝,各人都以谋反判死刑,燕王自杀,霍光才成为朝中唯一首要,“威震海内”。《汉书》说:“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可是公元前81年,也就是上官家谋反的前一年,昭帝朝中由各地选举之“贤良”及“文学”和政府官员辩论盐铁专利及最近颁布的沽酒公卖是否应当继续。其记录即为有名的《盐铁论》。单从这文件看来,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做为独裁者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就当时制度而言,除非环境逼迫,他断难有兴致将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干己的书生评论。事实上贤良和文学虽想废除政府专卖,但争辩时却不着实际的憧憬于一种泛称“教化”的政治哲学,政府方面除桑弘羊外,还有丞相田千秋,他们均能缕举实情反驳。结果只将沽酒公卖停止,盐铁仍由政府专利。《汉书·食货志》就针对此事说:“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慾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

所谓谋反的真相无法证实,其背景则是昭帝时代,霍光权势还未十分肯定的时候,有赖桑弘羊“舌战群儒”的替他维持盐铁专利,但又不愿和他分权,才又因事牵涉到上官一家,其目的在继续巩固他独头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没,昌邑王召后被废,霍光才立宣帝。这时候皇后人选又成了问题,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许平君,并已生子即未来之元帝,在他坚持之下许后得立,其后霍夫人显,也不与霍光商量,径遣人入宫以葯鸩杀许后,这样霍成君才继之为皇后。如是又4年,直到公元前66年,时霍光已逝世2年,霍家鸩杀许后的情节才被暴露,起先皇帝的态度改变,接着霍家人事也更动,诸女婿的执兵权者一一他派。霍光之子霍禹知道旧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未遂,密报已达御前,于是皇后被废,霍夫人显以下及诸婿,又霍去病(霍光异母兄)之后人等除自杀外都以大逆罪处死。霍家二十年来的声势宣赫,至此和他们相连坐被诛灭的数十家。

传统的史料里有很多类此的资料,我们对当中纷乱的情形还难能溯本归源的看得清楚,更无法确切判断其间是非真伪。然则皇座前后左右的暧昧游离,只是暴露寡头政治的弱点。也不一定是当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统兵作战,但是他为大将军,儿子亲戚都拥重兵,拱卫朝廷。昭帝对他“虚己敛容”。宣帝则因“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书》引茂陵徐福说:“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这“害”字乃是指以他为害,亦即是痛恨他们的人多极了。

宣帝实际控制大权之后,减赋税,降低盐价,增加下级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数支,呼韩邪单于来朝,西汉帝国可以减少边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动,也能够以赵充国之屯田对付,因之历史上宣帝获得“中兴”的名称。其实亲儒生,倡仁政,也是从武帝以来的扩充政策改变为收缩政策。武帝于公元前112年将袭侯爵的106人革除为平民,宣帝又到处招寻他们的后裔,加以慰问及赏赐,其主旨在收揽人心。武帝的过度中央集权,固然不能继续,但是中兴之帝王没有加强其组织,先采取消极手段,也只是放弃其控制的力量,况且,宣帝也没有正心诚意的行仁政。京兆尹赵广汉,左冯翔(等于京城郊区市长),韩延寿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后司马光还为他们抱不平。司马迁之外孙杨恽曾与友人书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不过私下里讽议朝廷糊涂,竟因之以“大逆不道”被腰斩。宣帝的儿子元帝向他谏劝,他就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即是自认以威势向下制压,造成片面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针。

元帝反其道而行,却又被历史家称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乐家,能吹奏各种乐器,又能被歌声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宠爱赵飞燕姊妹。这两个女人都以美善著名。成帝则立其姊为后,妹为昭仪,以至无嗣。一天早上从昭仪床上起来,突然言语失灵行动僵仆的死去。各情形都符合传统亡国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后王政君的父亲则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资格做皇太后,于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终构成王莽篡位的条件。

其实这时的大司马,只能加威于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并不相得。王凤和王商就互相竞争,王音和王谭,也不和谐。王莽由侄辈突出,大部靠自己贤能的名誉作本钱,因之能获得作赋名手扬雄以及宗室刘歆等的支持。西汉帝国的问题,则是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下层的控制,黄河决堤,流民无法周济,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灾。当日的观念,总以为种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总是“舍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办法,又无非吏治,即提拨好人,惩罚坏人。据michael loewe的研究,西汉皇帝从公元前178年到公元前2年因天文及各种阴阳五行的奇异现象发诏书57次。迄至公元前72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这种诏书下得少,即下时也多指奇异现象为好兆。以后则下此类诏书44次,又动辄称灾异非国家之福。我们若翻阅《汉书》里面的帝纪,内中摘录的文件可称“罪己诏”的,宣帝有8次,元帝有13次,成帝又有12次,这样接二连三承认中枢领导无力,希望以精诚感动军民,即是在传统中国,也不常见。公元前19年成帝诏称“黎民娄困于饥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所以王莽纵矫诈,他所处的背景,则是当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西汉的朝廷就产生不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从他的立场看来,除了篡位之处,也没有办法打开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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