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英国

作者:黄仁宇

英国17世纪的内战,是历史上一个令人百读不厌的题目。也因其事迹牵涉广泛,各种机遇错综重叠,多方面的记载细腻详尽,所以极不容易分析处理。譬如说变乱前后各种扰攘与清教徒所提倡的教义有密切关系,清教徒的思想和行动早已被公认为推进资本主义的一种力量。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直接说内战的起因是由于英国资本主义之勃兴,而圆头党人也在直接或间接中成了资本家的工具?

查理一世上断头台前夕,和他两个年轻的儿女诀别(王后和两个年长的王子已避难他邦)。我们至今还能想象他10岁小儿在哭泣中对他的答辞。1649年1月30日伦敦溶浴在冬日的阳光里,断头台上的准备却延迟了一段时间。因为查理在特别法庭审判的时候,不承认法庭有此威权。执行死刑的人也怕他最后抗拒,于是在断头台上加钉卡钉,内穿绳索,准备必要时将国王绑缚。而这种准备全属多虑,临刑前查理表现相当合作,他甚至拿出一顶丝织睡帽,将自己的长发拢括进去。他又对刽子手说,他头伏在木块上的时候不要立即动手,他还要默祷。一到祈祷完毕,他会将两手伸出,这才是用斧的时候。于是过程全照其安排,于午后二时零四分完成。

这个被命运遗弃的国王,临刑还说了宽恕他仇人的话,希望英国国民享有他们的自由,并且嘱咐生者,应当召开一个全国宗教会议,这些情节,即是300多年之后读来,还不免令人心折。

查理·斯图亚特极为刚愎,在政治上缺乏诚信,又受法国王后的影响。他曾在内战时战败被俘,看穿了反对党人不能团结。希望在议会被长老会的一派操纵,而圆头党军为独立教派(in-dependents,后为公理会派[congregationalists])掌握的这种敌对阵容中造成分裂,坐收渔人之利。其王后则在外国买马招兵,他自己也对爱尔兰的保皇党另有安排。这种伎俩被克伦威尔识破,查理因此下台。

可是另一方面查理一世也是标准丈夫、好父亲,他信仰虔诚,他的君权神接观念也使他坚持己念,最后关头也不乞一死,只有以身殉教才能上报天神,下无负臣民。历史人物和行迹就有这些令人感动又矛盾冲突之处,也可以使以后的历史家随着感情上的取舍而左右其文笔。而读史之人又因所处的环境而有取舍,如有时提倡自由,有时又尊重传统与纪律,也可以使对同一史迹的看法发生差异。我现在举的一个例子,是当今英国历史家艾诗立(maurice ashley),研究克伦威尔的权威。他年轻时曾著《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oliver cromwell:theconservativedictator),内中对克伦威尔全无好话,甚至他的私生活也在书中被批评,譬如说他嫁女用费奢靡,其他行止政策也有类似严苛的批评。20年后,艾诗立又著一新传记,书题为《克伦威尔之伟大》(the greatness of oliver gromwell)。前书是在墨索里尼、希特勒的阴影下写成,不免把自己憎恨独裁政治的心情推及到历史人物身上。我们钦慕艾诗立坦白之余,不免在今后读史时更存戒心。

英国历史材料汗牛充栋,容易使外行的我们望而却步。各种公告记录早有图书馆档案室保全,私人的日记、信札又可以大批托出,于是信史、野史、回忆录、地方史可以个别的或整套的出版。近百年来,又分析为思想史、经济史、法制史等等类目。而新资料仍不断发现,例如纳米亚(lewis b namier)从过去政客的文件中寻出家庭开支败单等,而从这批资料中根据其数字及交往的关系,断定其党同利害,自成一家之言,也引起很多年轻学者争起效法。古奇(g.p.gooch)作《英国17世纪的民主观念》(english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一书,即在一处参阅当日发行的政治传单,多至30000件。

因为有了以上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英国历史家多注重分析而不注重综合。在学术上因专长而产生门派,古今中外一律,也无足怪。英国作家既已考证精微,不耐烦旁人作粗浅的解释更是常情。可是今日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却不能不将英国的17世纪历史作一种高度的压缩,才能看出今日公认的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一般性格,以及新旧交替之际英格兰王国及不列颠民族所表现的特征。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英国有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彰显于当中任何特别的事迹,而显现于世纪前端(以1603年詹姆士一世从苏格兰来英兼英王为始)和世纪后端(可以用1689年作最高点)之间的大幅度差异。这个国家的组织在世纪的前端还没有赶上时代,未有一个众所公信的方案,各种争执多集中在一种原则和一种抽象的观念上,而以宗教为表里。世纪之后期,以上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但已逐渐澄清。所以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以主教管辖圣公会(episco-pacy)体制,对其他各种宗派不加取缔,已成为公认的原则,现代政党之雏形也于此时产生。如果资本主义在此中有所贡献,其本身必为通过全社会之很多体与面,成为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改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种粗枝大叶的观念可能交代得清楚。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非英国史专家,反能旁观者清。况且中国20世纪也面临一个大幅度的转变。英国17世纪的人口,据估计约增加50%,大约从400万进到600万。有宗教上的争执,但仍保全为一个基督教徒的国家。表面看来,这不能与中国在20世纪的变化相比。可是两方的改变都牵涉到思想、信仰、内政、外交、社会、经济与法制——总而言之,彼此都包括整体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在历史中都无前例可循。又因为经历时间长久,虽局内人也无法将全部经历详细叙述。在这些方面,两者的经验应当可以互相映证。

中国100多年来的颠簸始自鸦片战争。历史家溯本归源追究西方给予中国的影响,很可能对英国史有不同的看法。这也就是说,彼方的改革与设施,短处和长处大凡能对中国此后发展有长期性推进的功效之处,已应视作中国历史之一部分,不妨编辑采用,研究中国的历史家(不一定是中国人)或能继续朝这方面进展。并且中国历史规模之大,其赋予历史家之广幅胸襟,最能与西方历史家注重精微相平衡。本人不过以客观的立场在既定题材内重新安排众所周知的事迹,以适合于本书之体制,并融出前后一贯的看法,还谈不上重写历史。

1603年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去世,都铎(tudor)王朝断嗣,王位由詹姆士一世接继,是为斯图亚特(stuart)王朝之始。詹姆士系伊莉莎白之侄孙,依西方习惯通称堂表弟(cousin),自兼苏格兰国王。这也是朝代国家的办法,英、苏两国此时尚未合并,各有其司法立法行政机构。

詹姆士以学者自居,曾御制《自由君主之真正法律》(truelaw of free monarchies),极度的宣扬君权神授。书中阐释君权产生于尊卑上下的等级之前,也高于私人财产,所以自由君主不受外界帝王之干预,也不受臣下的要挟约束。他这专制独裁的作风,与很多希望自由与解放的国民冲突,使斯图亚特王朝在大众关系之中陷于不利的地位。

概略说来,以后内战诚君和成立民国之各种远因,在詹姆士一朝都已埋下伏笔,有些因素,尚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英国

社会本来是一种混合性的封建体制(全国划分为县〔shire〕,也有民兵[militia])。这种封建是中国历史里所没有的。有些欧洲学者认为这是日耳曼民族侵入欧洲西南时,与罗马帝国的残骸重叠组合而成。所以其下端显示着部落组织的型态,其上端却又隐约表现着若干全国性的中央结构。这种制度的最大特征,为带有契约性质的从属关系,例如陪臣(vassal)之对领主(lord)的骑士勤务(knight service),每年有40日的义役。13世纪的大宪章(magna carta)又将国王的权利详细规定,也是基于这种契约关系之精神。

可是到詹姆士嗣位时,以上情形早已改变。骑士勤务原来是因为陪臣有采邑(fief或fee),可以以土养士。这也只能行于中古战事带着竞技性质,动员简单后勤的马虎条件下,最迟在英法百年战争之前已失去作用,否则爱德华三世用不着向意大利人大量借债(详第二章佛罗伦萨部分)支持他的军事。

大宪章自1215年公布之后曾经同位的君主稍加修正,依例颁布,不下40次,可是一到都铎王朝,即未再提起。原来都铎王朝两位有力量之君主,亨利八世及伊莉莎白一世,父女在位83年,占16世纪之大部分,他们深得民心,亨利在宗教改革时没收了很多寺院的田产,在位时已卖出一部分,伊莉莎白又继续卖出。她个人采取稳健的政策,以机智圆滑的态度对付议会,因此都铎王朝从未发生皇冠与立法机关的冲突,延至斯图亚特王朝冲突才爆发,而伊莉莎白死时尚负债40万镑。

英国的议会,本来不能算是立法机关。中世纪的习惯,法律统有过去之成例,凡是以前未曾做过之事,现在有人提出质问,则不能做,也无需立法机关。国王召集议会,全系由于特殊问题发生,需要各界代表参与磋商,有时也倚之判决特殊案件。召集也不定期,议员到会也只算是一种义务。上议院为贵族院,为有爵位及高级僧侣之集会。过去全国土地大部分在他们名下,所以地位重要,现在则爵禄名位由国王颁赐,也可以出钱购买,总之上院控制的财富日削,其威望也因之陵夷。下院为平民院,成员为各县乡绅,每县二人,称为县之骑士(knights of the shire)及各自治市之市民(burgesses)。他们地位日高,是因为全国财富逐渐落入他们手中。内战前夕,传说下议院的议员论及上议院曾说:“我们可以拿三倍的价格把他们买过来!”所以以后国王与议会的冲突多起于下议院。

既为封建制度,其政权与裂土分茅的形式及土地占有平行存在,地产也不能随意变卖。但在中世纪,很多人利用技术上的漏洞,脱离此种束缚。名义上不出售,卖方仍自称领主,而将土地“封”给买方,约为陪臣,得价之后,只责成他供奉一点名义上的义务,就完成了应有的契约关系,甚至“每个夏天采办一朵蔷薇花”,也可以算数。一位法制家曾说,英国习惯法比(commonlaw)的法庭“用虚构的事体堆在虚构的事体之上,以规避历史上的负担”,由来已久。

一到16世纪,封邑(manor也可以译为庄园,可是与中国庄园的性质截然不同)已可自由典买抵当,可是内中又有无限的复杂情形,其症结则是封建制度虽早崩溃,但很多封建习惯并未消除。所谓“终身产业持有人”(freeholder),情形尚属简单,直率说来他们即是占有土地之业主,得以自由买卖,也可以自由继承(按理如直系亲属死尽,应将土地退回封邑之主人,但是事实上无法执行)。即使如此,土地仍配有对封邑应纳之地租,但为数之微已不值得过问。最成问题的是“副本产业持有人”(copyholder),他们大都是穑夫(villein,本书不称农奴,而从serf音译,详第三章)的子孙,因为过去封邑记录内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持有抄本,或称某人某处有此抄本,即以为根据,占用土地。封邑所有人可能否定其根据,将之驱逐,或科之以佃费,称为“罚款”(entry|fine),要不则强迫他们径改为佃赁,又将佃赁期间缩短,到期加租或不再续佃。可是在封建时代,穑夫虽没有领有土地,但他们祖孙有耕耘斯土的权力,亦非改成佃赁即可驱逐之。虽然他们对封邑承派有义务,这种义务有大有小,各处千差万别,即在封邑之中,也可能不同。他们一

..(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英国第[2]节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