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

统一的途径

作者:黄仁宇

正当五胡乱华,中原鼎沸之际,鲜卑拓跋氏也乘机进入长城以南,建立农业基地。淝水战后,拓跋珪成立北魏政权,这一新兴王朝,利用作战所俘虏的人口,拓展农业基础;并解除胡汉豪族的威权,直接向农户征税,扭转后汉以来地方割据的趋势,而逐渐推广其统治权,开启了中国长期分裂后再统一的契机。

拓跋氏是一种鲜卑民族,他们在中国中世纪的统一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贡献。今日的学者尚不能完全确悉他们这一人种的源来。他们好像操初期的突厥语,可是其中也仍有初期的蒙文字语和初期的通古斯字语。有些中国历史家指出,他们在公元3世纪之末来到中国北边的时候,拓跋的部落才刚脱离原始的公社组织,他们仍旧没有居室,没有文字,没有法典,很可能在和中国商人接触之前,尚没有私人财产。

拓跋民族和其他民族在公元2世纪由今日之东北向西南移动。公元258年,结盟的各部落在今日绥远的和林格尔集会,拓跋氏至此号称统率三十六部。在4世纪初期,他们夸称马上控弦之土20万,可是看来全部人口只60万,而很难能超过百万。310年,他们和晋朝的一位将领刘琨有了协定,后者需要他们的助力驱逐其他的部落,于是拓跋民族才开始拥有农业基地。

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

这胡汉的合作并没有成果,拓跋氏也暂时不见于经传。4世纪末,是氐、羌族出头的日子,他们征服了其他少数民族,拓跋氏亦在内。直到383年前秦领袖南攻东晋失败(淝水之战),拓跋民族才卷土重来,表彰其独立地位。386年,他们的领袖拓跋珪自称代王,以后又改为魏。魏乃周前初期的国名,这样的国名千百年后还要被很多此起彼伏的朝代抄袭沿用,主要是他们之所在承袭着昔日国家的地盘。有些类似的朝代袭用同一国名尚且前后重复。照着传统中国历史家的办法,我们即称这魏朝为“北魏”或“拓跋魏”。公元399年拓跋珪又径自升级称帝。他所创造的帝国共有12帝而连亘148年,直到534年分裂为东西两部为止。在这长期纷乱的期间,其影响所及尚且打破纪录。在历史上,这北魏或拓跋魏也不算在五胡十六国的十六国内。

在初期建立帝国的时候,拓跋民族以其为少数民族而无悠长的文化传统,注重以俘获的人口加强其农业基础。公元391年,拓跋珪与匈奴一部作战大获全胜,北魏纪录称:获马30万匹,羊400万头。匈奴的领导人物及家属共5000人全部被处死,余剩的部落民众一律发配到黄河河曲今日之包头附近,强迫改作农民,土地和农具由国家配给。迄至5世纪,同样的办法也照样施于其他的部落。公元398年,拓跋氏又强迫迁徙高丽和慕容(也属鲜卑系)民众10万,以充实他们的京师(在今日山西大同),各人也配给耕牛农具。413年开拓大宁时,拓跋魏皇帝亲自督导。

在京师附近,拓跋魏的领导阶层分为八部监督农业,其农场由国家经营。404年的官方文件称:当时的八部已无原有种族的界限;而440年的诏令,更指定有耕牛之户口,须将牛供无牛之家户利用,政府尚且规定后者以劳力偿付前者的办法。由此看来,如果其耕田人首先以国家农奴身份开始,不久即可逐渐取得小自耕农的身份。有些拓跋领袖之可成为大地主,并非不可能;只是证据具在,他们没有将国家地产之大部据为己有,也未将大量人口擅自改作佃农。

事实上拓跋魏因能直接征税于农户,才逐渐将其统治权推及于一个广大的地区。最初其朝廷派遣军官登记归附的人口,暂时收取布匹以代替正规之赋税;至公元426年才通令所有赋税全由州县官经手,其他的经理人众一律撤回。若不是那些可能从中作梗的人物,例如汉人之家族缙绅的势力及少数民族间之王公大臣,均已被解除威权,此项直接征税办法不可能付之实施。北魏5世纪的帝纪也记载着归附的户口,三千一处,五千三处,前后不绝。很显然的,后汉末年以来地方分权的趋势至此已被扭转。凡北魏不能以武力征服之处则从外加压力,使之归化。拓跋朝廷又能外御其他游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内具恤灾救荒的资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威信。然而前后看来,他们最初的决策:制造一个供应之基地,直接控制农业的劳动力,既残酷却又特出心裁,是其转换点。

迄至它本身崩溃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记的纳税人户达500万户,更有人口2500万,这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可算作绝大的成功。

这异族入主的朝廷在5世纪末颁布了它最重要的法令。所有官僚的薪给数额公布于公元484年,这表示着在此以前北魏的财政仍脱离不了地方分权。同一通令也规定纳税以户计。每户按其家产及口数,分别列入三等九则之内。中等之户纳米20石,布2匹,附带生丝及丝织品。事实上这只是一般标准,实际征收数额有很大的出入,纳税之户也未必与分炊的户数全部符合。当日的文书即指出,有时50户登记为1户。中央政府只要求最上三则的户口之所纳缴送京师,其他的定额由大略的估计而得,执行时有待地方官之机动。这通令只表示从此以后管制加紧。

均田与府兵

一年之后,北魏又颁布其均田令。其原则乃所有的田土为皇帝所有,各人只因钦许而有使用权:每一男丁15岁以上受田40亩,妇人减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以上系供耕种米麦之用,老免及身没归还政府。其他种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为一畴,可以继承且在限制之内得以买卖。

485年之均田令,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以后只有详细数目字的出入,其原则经后继各朝代所抄袭,下及隋唐,施行迄至8世纪下半期,连亘约300年。同时北魏的民兵称为府兵制者,也成为以后各朝类似组织的初创规模。

不少读者看到上述诏令时通常会问起:以上的诏令所述,均田是一种限制还是一种保证?是一种希望之目标还是立即兑现的规则?其施行之程度如何?地方官是否动手分田,而将逾额数没收?即使是最具才能的历史家,也无法斩钉截铁毫无犹豫地回答。我们仅能从侧面的资料,再依据猜想,才能回答这一类的问题。基本上,任何有关全帝国之诏令只能广泛地措辞,当官僚将其在乡村间付诸实施的时候,文中一致的标准,通常要超过实际上能施行的程度。当然,对皇帝的诏令,所有从事者必须尽其全力照办。可是一项要求不能实际做到时,其数字可能遭到窜改,其条文可能因权宜解释而打折扣。换言之,全国一致的要求在下层组织必遇阻碍,即最有效的警察权亦对之无可如何。而运用金钱管制以保障政策执行的方法,又不能在这时代开始。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读者,也可从此看出,这样的传统对现代中国的经理成为一种严重的负担。

根据前后事迹看来,5世纪以来的均田不能算作失败;因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基层组织,使大多数的小自耕农纳税当兵,从这方面看来,此设施尚且可以认为是绝大的成功。均田又不像王莽的纸上文章,其执行者为一个新兴的军事力量,其环境为长期战后之复原,各方面都视之为一种解脱。事实上公元485年的均田令,从未认为“应有”系保障其“必有”。令内指出,如果地域内土地不敷分配时,其亩数可能减缩,受田者也可请求离“狭乡”而去“宽乡”。所以耕地国有不过具备法律上的基础,授权于官僚组织,作为他们强迫实施政令的凭藉,至于详细的情形,则无法作全国一致的论断。土地之为国家所有,并不是立案的原始目的。

现存的文件证实了以上的推论。大地主在这时代仍存在着,不过那是例外,而不是一般的情形。逃避税役也仍无法严格地对付。例如赋税对独身者有利而对已婚者不利,则绝大多数纳税人全报未婚。可是这纪录却也表示一般增加纳税人登录的目的已达到。8世纪两个边防区域留下的文件,在本世纪后出土,其所载也与上述情形相符。

重建社会组织

拓跋魏在公元486年颁布的另一诏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垄断,而构成本身所主持的地方组织的功效。这诏令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由地方官指派邻里党长,于是政府有其指挥系统可下达于细民。同时新税则也以一夫一妇为一“床”,而责成其出米2石,布1区。很显然的,上述地方组织,赋税和土地所有制都彼此联系。这些法规以一种人为的观念从下至上地将整个帝国组织起来。

传统中国作者在处理这节历史的时候,通常着重中国文化的功效,认为中国的文物终能感化异族,使他们效法华夏的长处。当然,以官僚组织治理农村大众是有其内在的沿革,不可能自游牧民族创始,这说明了何以拓跋民族要经这么长的期间,才能掌握当中的技术去治理一个华化的大帝国。

当486年的诏令生效之日,正是拓跋珪称代王后的100年,同时拓跋魏在大同设太学祭孔子也有好几十年了。当中的胡汉联姻,已使拓跋皇室汉化的程度远超过鲜卑的色彩。在480年间主要的改革,其决心出于一个汉族女人,她在历史上被称为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乃是当今皇帝名义上的祖母。她的顾问李冲也是一个熟读诗书的天才人物,因太后的提拔,从书算手之微职做到御前大官。至公元489年太后去世,皇帝拓跋宏才开始亲政。他一开始总揽国务,执行汉化政策时,竭尽全力地督促,毫不通融,使当时人和后世的学者同感惊异。484年北魏国都由今日的大同迁往洛阳。这城市由于战事的破坏,至此重新建造。此后御旨禁鲜卑服装,次禁鲜卑语,凡30岁以下的官吏必操华语,年纪较长的才给予一段过渡期间,令之从事学习。违犯这条例的可能被贬官失职。胡汉联姻总是令龙颜欣慰,于是拓跋宏自作月下老,在御座上指派各皇弟应聘各汉族臣僚的女儿之姻缘。最后一个胡人的标记——鲜卑的复音姓——也被认为是化外之物。于是皇帝自己由拓跋宏改称“元宏”。他也指派一个委员会共同研究,将118个复音性根据音节改作单音汉姓。

锦上添花的汉化

元宏之政令是否算做划时代之举?其实只是表面上看来如此。他的作为不过承认已有的趋向,或是锦上添花,对现有的行动予以装饰而已。拓跋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在这组织的过程中,元宏的祖先既有忍耐性,也前后一贯。只因为他们不求急功不计小利,才能避免蹈苻坚的覆辙,也没有在五胡十六国之后成为其第十七国(十六国之后四个为拓跋魏所灭)。文明太后冯氏和李冲的作为能生实效,也因有以前所做的推备工作。元宏好像是锦上添花,更进一层,而实际则反减损其功效。

重建洛阳,只是虚有其表地添上了一段富丽繁华罢了。皇帝对汉人的一面倒,也增加了鲜卑上层阶级的憎恨。同时也与既有政策企图抑制乡村间的华族相左。元宏在公元499年去世,享年32。不久北方边境的不稳,非汉族军事领袖的怅怨和宫廷内外的阴谋事变,使北魏朝廷处处棘手,如此经过约20年才分裂为二。

倘从微观的历史着手,即使写成专书,也不能将此中的细微末节全部容纳而一览无余。另一方面,1500年后我们以事后的眼光看来,其大致的趋向则不难道出。及至6世纪中期,重造大帝国的低层机构业已在位,大量的农业资源和人力业已组织就绪,可供建造大帝国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纪律的官僚组织,亦即是同样均匀的结构,不为既有的权益(vested interest)所腐化。只是在舞台上活动的人物,此时此刻不可能明白他们本身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切意义。

公元534年的分裂,由于一位北魏皇帝惧怕部下将领造反,可能逼他退让或者对他本身不利,于是避难西安,希望当地另一位将领保护他,殊不料反为此人所弑。北魏或拓跋魏本来可能亡在此日,只是东西两方的军人尚在装饰门面,分别扶植两个傀儡皇帝出头。东魏自此又残存了16年,西魏23年;彼此都无实质所获。最后东魏为高家所挟持,他们终取而代之,称为北齐(古代的齐国在东部);西魏为宇文家所得,他们所建的短命朝代为北周(周发于西部)。高家为汉族与鲜卑的混血,他们希望驯伏少数民族里的王公大人而又不得罪中土的士绅。宇文家兼匈奴和鲜卑的血统,他们也反对元宏的过度汉化,希望得到少数民族中之领导力量的支撑。

实际上这种种举措已缺乏决定性的影响。当上端仍在酝酿之际,下层由拓跋民族造成的户口登记和税收政策已开始收效。于是全面征兵可付之实施。少数民族中的贵族原挟持着部落中的遗传力量,汉人世家乃集结多数的户口,也尽其力之所及,驾凌于地方。至此两方都失去了他们所能凭藉的力量,而无法左右全局。以上两种势力,应对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负大部分责任。当他们的声势日渐凌夷之际,再造大帝国以官僚组织开管制之门,已为时不远。

迈向统一的模式

在这情形之下,西半部及较东半部占优势。宇文家族入据西安一带,仅始自公元530年,这地区向来容易接受草原地带的影响,其族以混血称。宇文氏乃称恢复元宏所取消鲜卑之复姓,但这地区本就缺乏如此姓氏,北周皇室乃以之赐于汉人,作为他们尽忠的酬报,也算一种光荣。只因为这一地区缺乏权势的集结,给北周相当的行动自由。此政权尚在西魏时,即已开始形成一种官僚组织,由一个学者苏绰主持.他的蓝本即为《周礼》,也就是利用间架性的设计自由创造。这也就是说,西部较少既有之权益足为中国再度统一之累。

从拓跋国家的全部历史看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事势的发展具有某种定型:在统一的过程中,其决定性的力量由北至南,由西至东,亦即是从内陆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吞并接近水道交通,内中人文因素较为复杂的地区。因其重点在均匀一致,组织上又要宽阔,于是鲜卑民族得以取得领导地位。只是一入洛阳,他们也建造高巍的楼台和富丽的花园。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我们用不着抄袭前人所言,认为骄奢婬佚必败人品德,只是从6世纪中国之再统一的立场上讲,元宏之汉化,使原有组织中的简单一致脱离掌握,而此时拓跋的领导集团仍应保持这种特色。

杨坚掌握时势结束分裂

6世纪中叶,无数的宫阙之变使上端来历纷坛的贵族整肃洁化。这和中国开始分裂的局面相较,可算是与以前的方针恰好相反。后汉覆亡前夕,地方政府失去掌握,影响到宫廷的不稳。此时趋向统一,地方的情形已相当的整体化,而要求上端的政府也采取流线型的一致,以便对帝国的统治具有实质作用。

洞悉此中奥妙的人物乃是杨坚,他此时为隋国公,日后为隋朝创业之主。杨坚承袭父业,在北周朝中为有威权的武将,他的女儿已和宇文家里的继承人成婚。公元577年,他随着北周宇文家里的皇帝攻取北齐。一年之后皇帝驾崩,杨坚之婿以太子嗣位,此人也只活了两年。无人能够确定的说出此三年之内西安宫廷内的实况。是否杨坚因自卫而行动?或者是他的阴谋,志在将宇文家室斩断杀绝?事实上,他于公元581年宣布隋朝成立之前,北周宇文家59个王子皇孙均遭惨死。

杨坚道地十足的有马基雅弗利的作风。他能因看到百姓的食物内杂糠渣而流泪:他的百官穿布制的袍服。他命令亲信以贿赂引诱自己手下的官僚,其中计者必死,如是在行动上有如今日美国所谓的“敲诈行动”(sting operations)。过去的历史家曾对此隋朝创业之主既褒且贬。他的残酷而兼带着道德的名分,在我们看来已不足为奇。此间我们将之提出,旨在揭示中国的再统一,需要重新制造出一种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其道路是多么的遥远。

只有明白如此的背景我们才可看穿:一待基础具备,以军事行动达到统一的目的,并不十分难为。一种文官组织熟练于乡村的情况,可能在组织以农民为骨干的大部队时,尽其征集兵员筹备粮饷之能事。具备了如此的条件,再加以数目上的优势,胜利已在掌握中。公元577年年,北周动员15万人,逼诱齐军出战,双方交锋于今日山西临汾附近。虽说其间也穿插着部署与攻城情事,但其具决定性的战斗不过半日。当日近黄昏,东方的帝国已成往迹。杨坚之攻陈(此即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最后一个)费时两个半月,时在588及589两年交会之间,据说用兵51.8万人。陈国始终只在建康(今日之南京)国都附近作象征式的抵抗,如此这般就结束了中国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恐怕连当日参战的人士,也不能看清幕后的各种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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