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作者:黄仁宇

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铸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风采。然而随着人口增加及流动频仍,上述制度渐渐无法应付日趋繁复的地方事务,结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在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情势下,迸发了中唐安禄山的反叛,此一叛举又加速此一情势的恶化,最后黄巢得以聚众流窜于帝国内部十余年,终至掏空唐朝的威权体制。

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积月深。

这也是一段创造系统的时期。拓跋魏所开始的均田制重新颁布,原则上耕地继续归于国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给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年老时退还政府;20亩为世业,可由家人承继,每3年编造一次户籍。随着均田制也有整齐划一的税收制度,纳税义务包含租、庸、调三项,租为每丁粟2石,调为绫绢2丈,庸则岁役2旬。以100亩的田土为基数,以上赋役的比重算是很轻的,所以在最初100年内,人户的登记不断增长,国家仓廪库藏也愈为充实,上下之间呈现一片和谐融洽的景象。

初唐的繁荣壮盛

府兵制即紧接着户口登记而设,其原则是选农为兵,服役的时间内地与边防不同,根据一种复杂却又有规律的办法调整。既然每一中等之折冲府能出兵1000人,那么634府在短时间内征集兵员50万应当不成问题了。

匈奴与柔然(蠕蠕)寇边的情形已成往事,刻下强有力的游牧民族为突厥,其名号据说在北魏时期已出现,至隋而见于史传,以后还要与西文之turks等量齐观,成为整个语系内诸民族的通称。但在公元630年,唐将李靖大败突厥以后,突厥就推戴唐朝皇帝(本身也有突厥血统)为“天可汗”。回纥为另一种突厥语系的民族,则不战而降。吐蕃为藏民族,其王因文成公主下嫁而和亲。只有高丽不服唐帝国的节制而长期抗命,至公元668年,平壤始为唐军占领。

唐中央政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此时尚谈不上内阁制,只是其设官分职已有相当的组织与秩序。隋唐以来——本书以之与宋联系称之为第二帝国——与汉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处,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数地域例外,下达州县。汉朝的征辟,至此不用。隋朝已开始公开的文官考试制度,唐接着予以斟酌地采行,只是三年一度的会试至宋始成为定规。这种公开的考试足以打破过去的世族垄断。因着准备考试的读物标准化,雕版印刷出现于公元600年前后,即可能受此影响。只是如此一来,中国人民今后受官僚管制的程度也愈深。唐朝的文官集团有18,805个建制的职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案牍之士与军官一并计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这在中世纪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当日中国全人口可能为5000万。

初唐的扩展也及于中国的内部(照现有疆域称)。开发南方已因魏晋南北朝而推进,以后这事业更要吸收第二帝国之一部活力。隋朝在历史上以不顾民命开创大运河著称。每当一种工程开始之际,其动员及于妇女与幼童。有时数百英里长之运河以数百万的员工投入,不出一年即完成。原有的城市可能被放弃。而另筑城于新运河之滨,沟通长江与黄河的运河终延伸而及于华北平原。这种不体恤民间痛苦的工程,加诸征伐高丽的失败,使隋朝的覆亡有如其勃兴的遽速。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才能盖世,做事却不加思索。他所经营的水道交通网稗益于其后之朝代,既深且远。虽说初唐时由南方供应之收入尚不及全国大部,但因移民也减少了当日人口过剩地区的压力。开发南方更含着一种进步与有指望的意思,因而今日的广州与泉州,在唐朝就已成为国际通商的港口。中国人之开拓台湾则始于7世纪。

中国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

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种宏大的眼光,构成一座计划城市。东西6英里而南北五英里,这座1000年以前建造的长安城,其面积为今日西安市的8倍,其南北驰道宽500尺。当日本于8世纪经营奈良及京都时,他们不仅仿效于长安设计而以较小的规模构成;他们也认为朱雀门及朱雀大道的名称(原系金陵街名)幽雅可颂,也照样的采用。

唐朝带着世界主义的色彩。皇室李家自称为中国贵族华裔,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他们的先祖历仕异族,也经常与少数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这种透过民族界限通婚的习惯直到后世登九五之尊犹未终止。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正言顺地称为天可汗。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assar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国子监亦即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对日本的文化有了具体的贡献,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一自铜币的设计到妇女的发髻,自室内的布置到围棋——从今之后,日本文物深具大陆色彩。高丽与越南也有同样的趋向,但不像日本这么热切。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地保障。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离中土16年之后由印度回国,第二个唐朝皇帝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御前传旨,使玄奘有了各样的助手和各种方便,将梵文经典657件译为华文。创业之主李渊则于624年兴建一座道教的宇观。另外一种法令于638年准许景教(nestorianchristianity)的传播。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较少为人提及,可是他们在西安寺庙里的僧侣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这一段充满着光辉和满足的时期如何下场?最简捷地说,这理想的国家因为领导集团的逐渐骄惰而不负责,无从继续。宫廷里的伺候人众增加到不能管驭的程度。及至8世纪中叶,即以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便多至一万余,宫女可能加倍。文官集团不仅人数增加而且薪俸膨胀,皇帝与群臣的品质则降低。以上述的各个情况而言,至此已朝相反的方向进行。公元751年,中国的军队在中亚被阿拉伯联军击败,即使西南的少数民族部队也逼着唐军仓皇后撤,吐蕃也叛变。9世纪更有边防将领坐大而成为军阀的趋势;内地则有农民暴动。唐代宦官此时还无声无闻,今后则在宫廷之内专权,甚至废立君主。同时佛教寺院的集中财富,也使国家难安。公元840年代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排佛行动,845年的诏书,下令捣毁了4600所寺院,强迫26.05万僧尼还俗。

这种开倒车的情形,范围广而程度深。有些历史家认为唐代可以分作前后两段观察。看来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近于全朝代时间上的中点,可以视作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这样一来,前面一段有了137年的伟大与繁荣,而接着则有151年的破坏和混乱。

当然,一个有作为的大帝国不可能一昼夜之间由盛而衰;也不至于因一段突然的事变即无法立足。8世纪的中期,一连串的事迹好像摧折了朝代的连续性,可见得幕后还有若干因素尚未提及。在此,从宏观的眼光,我们权且把755年安禄山的叛变搁置不提,回头再从公元618年的唐朝创立说起,以保持历史眼光的纵深。

李世民创建的典章制度

在中国帝王之中,李世民可算是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隋朝末年群盗蜂起,世民怂恿父亲李渊(时为唐国公)乘机称帝,当时他才16岁。迄至24岁时,他在巩固朝廷削平群雄的关头最著战功。他有恻隐之心而又好奇心重,不惧危难也不辞劳瘁。他常直接指挥战斗,有时以数骑在前锋之外与敌方将领谈判。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立场上讲,他以一群智囊人物(多数为具有眼光的读书人)追随其左右。虽说唐朝制度大致循服隋朝的前例,内中实施的细则乃由于李世民的经理而产生。他在位共23年,本章一开始就提到,唐朝制度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近于至善,其中大部之功绩应属于此位青年君主。除了名义之外,李世民实为朝代的创始人。

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尚书省总揽六部,执行经常业务;中书省可视为设计厅,主持重要的敕诏起草,及有关于制度的更革;门下省则可以视作一种复核机关,其官员审查各种公文,更正错误,有时提议政务上的调查。唐朝帝国政府所公布的各种规定,以律、令、格、式四大项目区分,大概律指刑法,令为行政上的指示,格为衙门内的规章,式为执行时的细则(因为当时的思想及习惯不同,以上只略示今日看来的大要)。这种纺织上的区别,适合于重造帝国时的秩序安排。当日本人将此体系施行于他们国内时,即称之为“律令政治”。

只是机警的读者不难一眼看出,这体系与时下西洋所谓“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llces)截然不同。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只不过因为儒教的纪律,促使当今天子在内部制造了些许监督方式来警惕他本身。史籍里曾记载李世民有一次与臣下商议之后怒气冲冲的自营自语:“有朝一日我要杀掉这老农夫!”他的皇后问他何所指,原来心直口快的魏征,因为皇上的宽容,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举御前的错误。这次皇后机灵应变,趁换着朝服时,庆贺至等有此不怕死的忠臣,实为社稷之福。可是这故事也暴露李唐政体的合理化,其立场至为窄狭。它代表着皇帝之意志力,乃是一种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组织结构上之力量。

然则,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人天性不容于代议政治。前一章我们曾谈到,汉朝以一种推荐制度使百官来自各地区,可是代议政治无从下手,因为下端的小自耕农每人只有小块耕地,而全国如是之农户以百万千万计,如果以资产作选举的标准,则等于承认兼并,亦即促成小自耕农为佃农。过去的经验,让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各世族必攫取大帝国的税收来源,使官僚组织僵化,因之而使全国瓦解。唐朝已推行科举取士,也控制着政府基层的人事权,只是让人更觉得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

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如果皇帝以道德无亏作门面,其登临宝座必至为不易。反过来说,如果要与它作对,则更是极端的危险。此中种种强调道德是一种绝对的品质,既不能分割,也无法讨价还价,将它以人世间最高的官职搬托出来,则天无二日亦不能容许其他人效尤。这硬性的裁定还要在唐朝接二连三地接受考验。

很多现代的读者既佩服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本主义,但在读到他谋杀同胞兄弟以登极的故事,则又不免感到毛骨悚然。虽然李世民奋身打下江山,但他是唐太祖李渊之次子,一到唐朝的地位安定巩固之后,他和长兄太子李建成之间产生了极度紧张的局面。两人间的倾轧传至百官,而更使兄弟间宾客的关系恶化。世民的随从坚持地说,他如不采取行动必被谋害。事实上,在公元626年,李世民设计埋伏掩杀建成,自己张弓将胞兄一箭射死。胞弟李元吉一向袒护长兄,也死于李世民随从手下。这场变乱之后,李世民又把建成和元吉两人的10个儿子全部处死,然后才逼着父亲退位,自已登极。

这位英明的君主一再以各种名义将自己残忍的行动解释得合理化,但是他始终不将之掩饰。这场骨肉相残经过,见于唐朝的历史,与李世民很多成功的事迹并列,历史家对其功业不能怀疑。我们如果将这故事忽略不写,或仅是不着痕迹地轻描淡写,都可能使中国君主制度的真相含糊,而不能了解其本身的矛盾,因之抹杀了历史的连续性。而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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