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作者:黄仁宇

前言

甲午战争的挫败,不仅使清廷颜面扫地,民族自信心尽失;战后的割地、赔款更使中国从此成了列强的俎上肉,变法图强的主张乃在知识界中日益高涨。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种势力互相激荡的情形下,传统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变化。

中国在1894年和1895年被日本从海上到陆上战败,产生了严重反响。中国作战的目的在保持朝鲜为属国,经此一战,这局势已失去而再不复返。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因此割让与战胜国。战败赔款银2亿两是一种极难承受的财政负担。中国向日本商业上的让步除了向欧美国家提出的之外,尚加上日本可以在中国城市开设工厂的条款,写入马关条约。当然,因为最惠国的规定,这特权也为其他国家分享。总算有了俄、法、德三国干涉,辽东半岛的割让未成事实,由中国再加添赔款3000万两算数,可是沙皇的政府仅候3年即提出整个半岛租与俄国25年的要求。从此之后这地区落入俄国手中,又从日俄战争之后转交日本,第二次大战之后再度由前苏联掌握,直到1955年中国才收回主权,至此前后已60年。

甲午败绩之辱

被日本打败,中国感到深耻奇辱。中国过去曾和日本作战,可是未曾认为日本人是优势的对头。不用说,种族优越感双方都无从避免,这也是1894年战争起因之一。此时尚未及注意的一点是,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这国家的功能提高。所产生的机动能力与品格无关。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本来已朝此方向发展,与中国无法分类的大多数农民相比,显然效率要高,此中差异也在战场上表现无余。

在两个世纪相交之际,世界上遍处展开的人种主义达到了最gāo cháo。德皇威廉第二是它热烈的发言人。日本人很容易接受 了他的解说。日人爱国而好战,好像比懒惰而无气息的中国人要强得多。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确切的掌握着机会报复。过去中国不少作家笔下提及日本时很少注意到日人的敏感,一味以轻蔑字眼写出。李鸿章及中国的高级官员受胜者粗鲁待遇,也早有其原因。

这深耻奇辱使中国群众的反响注入相反之极端。一派主张接受日本人之优越,应聘请伊藤为中国首相。另一派主张不承认和约。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不妨分作数份,赠予沙俄和其他国家作为报酬,只要他们向日本交兵。虽说李鸿章没有采取后说,他已受这说法影响。他于1896年与俄国外务大臣签定密约,西方称为李与罗拔诺甫条约(li-lobanov treaty),所给帝俄的让步,包括修筑中东铁路贯穿满洲北部。谣传俄方曾以丰厚贿赂酬答李鸿章签定比约。

这战败给中国当前最大的困难仍在赔款。只有向外借款能解决问题。愿意向中国放贷的大有人在。可是他们每一个代表一个外国政府,他们的目的,在以中国海关关税和内地工矿的权利作为贷款的保障。中日战争之前中国所负外债不多。兹后中国行政完全被外国银行团把持。凡出口进口之关税,盐税之收入,以及内地之转口,同为外债之抵押品。此后因修筑铁路也涉及外债,才激起了1911年的革命。以上情形在中国进人民国时代后基本上未有更变。也因为对关税收入的处理,孙中山与西方各国争执,才决定与苏联联合。

回头再叙19世纪。1898年为诸事纷至沓来之际。英法德俄日五国都于此时在中国构成势力圈。如果中国任何行省划入某一国家之势力范围,中国必须申明此省永远不割与其他国家。当中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若是租借给享有势力范国的国家,租用期间为99年。中国不得在内外设防,也不得派兵进入附近地区,通常以15英里为度。此外,列强也在省内独享铁路工矿和敷设电讯的权利。要是中国本身在省内营建此类工程,则不得由第三国投资,也不得雇用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当中此类的条件有由外强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限48小时内承允的例子。这情形使孙中山称中国为次殖民地,亦即低于一般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不同,只服侍一个主子。当世纪之交中国受着列强压迫,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899年及1900年两次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很少实际裨益。

百日维新

1898年夏天,北京的官僚圈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情形。从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御前颁发了200多件诏令与批示,宣称政府之组织必须改造,预算将要编制,海陆军将要现代化,所有教育制度和文官组织也要改组,所有农工商业一并都要提高以符合世界标准。如果这套工作可能因皇帝龙椅前之公告而完成,则中国应当立即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可是这西化之决心以与西方习惯相反的姿势提出。“百日维新”如传统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则。这种办法相信一项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实际完成。

维新人士并不是全不了解此中的毛病,他们还是做了。103天之后,全部运动突然终止,皇帝被软禁,终身再未重享自由。6位维新人士被处死刑,两个最显著的领导人亡命海外,又有约40个官员被革职。

光绪皇帝(本名戴湉,1875—1908在位)乃慈禧太后之妹与老醇亲王的儿子。醇亲王奕譞乃是道光的儿子。堂兄同治皇帝于1874年无嗣而终的时候,光绪才3岁。被意志坚强而好卖弄权力之慈禧指定为皇嗣而继位。可是迄至他在1908年去世,慈禧未曾放弃她为事实上的国君之地位。她即使不垂帘听政,也仍在幕后揽握大权。利用亲信大学士和宦官与廷臣联系。在这朝代进入暮期之际,凡是满清的总督等重臣及海陆军高级将领要不与这后门发生关系,则官位难保。

光绪帝颇为明智,也容易动感情,他看到一本说得剀切的奏呈,就会流泪。以这位有志改造一个庞大国家命运的君主而言,他在宫廷里幽居的生活与自孩提之日未曾有机会执行本身决策,都可算作严重缺陷。他维新的赞助人为康有为和梁启超,同为广东省人。康是古典学者,擅于使用古籍里利于改革的文字推陈出新,翻作今朝之标榜。梁比较趋向实用主义,他的文字流畅而有普及性,所叙也不只古典。在1898年之前,他们至少已提倡改革3年。他们以普及新式教育为论坛,曾组织会议,到处演讲,发行期刊,捐募款项以贯彻这宗旨。也有西方传教士赞助,使这运动传播甚广。如果自强运动可称为造船制炮的改革,则百日维新不妨称为编预算写宪法的改革,虽说康梁等人胸中另有城府,他们的志向超过目前之规划。

慈禧深切注意侄儿所作的一套,只是在短期间之内没有直接干预。一个使她采取行动之近因似与人事有关。当皇帝一贯的排挤反对维新的人物而提拔亲信的时候,新旧两派之冲突终不可免。也因此触发了满汉大臣的互相嫉妒。据说皇帝将接见伊藤博文,可能被劝说游览日本,成了一时的警报。最后导至政变之原因为皇帝召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密商,不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后者为满洲人,也是大后亲信。

在这里我们要相信袁世凯数年后给《伦敦泰晤士报》的谈话,他在这里提出:他出卖各人的原因乃是改革者唆使他谋杀太后,事实上她也是皇帝之养母。或者我们应当相信《上海字林西报》和《申报》的报道,内中提及光绪密令袁世凯向御躬保驾。事实之发展则是袁世凯成了告密人,他出卖了皇帝和维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后和荣禄一边。慈禧突然由颐和园回到北京宫内时,维新人士的计谋为之挫折。他们被整肃,有关国事的政令全部作废而恢复百日维新前的情形,光绪皇帝和他的亲信要付出前后行动和秘密交往之代价。

提到目下历史之题材,作者别无他法,在叙述时不得不循照以前历史家之铺陈,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读者,在解释以上情事时,前人之论点大体已失去用场。因为他们批判以上事迹时,缺乏今人眼见之纵深,是以强调当事人物之人身关系,而低估组织与结构上的原因。百日维新使全部武职人员震惊,他们的官衔职位由八旗绿营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体文官失色,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这点,以前的历史家也重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讲出:他们不仅保持了既得利益,事实上他们也代表着这帝国和中国社会组织的逻辑。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处是,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庸谈及改革。

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批评为犹疑胆怯。可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可以解说他有别路可走。他因为皇帝,就以人身为表率,代表着传统的道德。这种德行从村舍里甲一路上来,透过整个社会,而以“孝”为先。稍一决断,他就会损坏了他在臣下心目中的观感和皇帝这一职位。他或者可如康有为在9月上旬的建议,出走上海。可是那样一来他既背叛了社会习惯,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改革者愿意做到那样彻底,那他们又何必一定要依附着光绪皇帝和清朝,两者已不过是改革的累赘?他们难道不能直截地树立民国,问题简化?以后事实之演进也表示历史终于肯定的容纳了这条路线。

只是以问题之大,使其程序无从简化。革命前途之任重道远,已由谭嗣同看出。他是慈禧大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6人之一。他决心为烈士,也不愿逃避。他在遗书中提及除非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永远无指望:“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公元1898年9月28日他实践了他的预言当日被派往监刑的刚毅,不久即成为支持义和团的清朝大员之一。

经过9月21日的政变,慈禧企图褫夺光绪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可是她遇到几位南方总督和一群社会上文教领袖反对,后者以上海为中心,有西方各国的支持。百日维新首要人物康有为逃至香港,有英国人援助,梁启超则由日本使馆的保护离开北京出国。各国使节犹且一再询问光绪帝下落,也带着质问的态度。太后的企图无法实现,她反外的心理激热化,以后影响到她对义和团的判断。

义和团

义和团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仗义又拥护和平的集团。它不过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中之一种,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所以也被称为“拳民”城“拳匪”。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子弹。在世纪末年,山东居民和德国侨民暨华人基督教徒发生冲突,义和团参杂其间,乘机生事扩展。不久之后,他们见外人即攻击,对一切由外洋输人之器物均行破坏。在1899年,山东巡抚本人也是一个仇外者.称义和团员为“义民”,收容他们入团练。次年,义和团蔓延至直隶省。慈禧亲信中只有荣禄称义和团不可用。

此时太后之心境值得臆度。她之把持不定,有时显然是由恐惧及迟疑而生,井非一贯的坚决透彻。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可是有时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直隶提督聂士成既剿拳匪,又拒洋兵,最后战死于天津近郊。好像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后愈决心抵抗外来压力。此间详情充分暴露中国皇权的内在危机。这时候世界情势之复杂,要求政府机构极端警觉以应变,北京的朝廷尚且完全从人身关系的角度对付问题,以至外行的气象可以一眼看出。这样,慈禧太后在历史上有用之处即在于她帮助揭露了组织上的缺陷,使对中国2000多年帝制的消算得以加速。

1900年6月21日她公布了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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