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作者:黄仁宇

前言

中国的长期革命,近百年来有了重大的发展。继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以后,蒋中正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毛泽东和中共则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今后中国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

严格说来,写一本成为定论的现代中国史,刻下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是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文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资本主义与中国的长期革命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20年代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则走向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之途。现在各种征象显示中国的历史如以上各章所叙,本来与西方文化的进度互不相容,今日则已觉得共通之因素可以联结。在阐述这如何成为可能的时候,我们先要将眼光着宽看远.注意若干外界的事物,因为最能令人相信的证据不存在于刻下观察题材之本身,而在其外。

今日中外学者提及的一个问题乃是,中国将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试验多久。这与我们背景上的分析有关,此时也不妨从这问题说起。

资本主义是一个令人眩惑的名词。英国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后经验,她可以立即施行社会主义再回头重新采取资本主义,当中也并无修改宪法的必要。迄至东西冷战开始,很少人会因被称与资本主义相连而引以为荣。现今这名词在西方的地位抬高,乃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冷战和国际关系使西方民主国家觉得保卫资本主义是她们之间一个共通的目的。这样看来不仅这名词含义模糊,而且被引用远逾于以前的内涵。

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施行无阻,无非一种以货币管理的安排,由以下三个条件做起。

信用广泛的展开,

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

和服务性质的事业全般活用。

更要附带申明的则是,资本主义施行时,这货币管理的制度务必延伸而包括全国经济各部门,即农业也和工商业相同。一种适当的司法制度必须在后扶持它。如是,通过以上三种条件所交换的价值才能确定,所定合约才能执行。资本有了保障,才能存聚。实行这种体制时,资本主义国家让私人企业占先,因此私人资本在公众生活上占着一个比重特大的地位。付出这代价之后,人民大众就用不着受政府机构很多不必要的管制,只让经济因素作主,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之下,使效率提至最高。社会主义给这体制以若干修正,它使公众的资本加入,并对私人资本加以较强之管制。其间之差别也是相对的。即今日美国的经济生活也不是全然不受社会主义影响。

资本主义的历史构成

要是我们检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构成的程序,则当中无此复杂的情形。在“资本主义”这一词出现之前,亚当·斯密只称之为“商业之系统”。创造这体系时,以文艺复兴期间的意大利为其诞生之摇篮,威尼斯又为这运动之先驱。

在实施资本主义之前,若干内外障碍必先排除。意大利此时在政治上做到这地步。因为罗马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争权,两不相让,意大利半岛上的很多城市得到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位。教会里不许放贷生利的禁规都置之不顾。在各城市之中,威尼斯又有它独具一格的体制,即其经济一元化。它在大陆上拥有的农业土地数量不重要。它赋闲的贵族有退休金。劳工不足成为问题,因有奴工及雇用之外人。城中咸水也不宜于制造。所以威尼斯避免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通有的纠纷,例如教会法庭、皇权神授说、寺院利益、贵族特权、同业公会的限制、劳工的要求,以及普通法的习惯等。整个城市社会等如一个大公司,民法即商法。这商人组成之民国只须随着她的本能构成她的海上威权以商业致富。14及15世纪初期,威尼斯达到她声望和威势的最高点,俨然为欧洲国家之一。可是也因为她的资本主义缺乏生产的基层支持,其发展的程度有限制。土耳其在地中海东部逞威,葡萄牙也在西方突起的时候,这城市很快失去了她的领导地位。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进度降低,北方文艺复兴代之而起的时候,荷兰民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次一台柱。以前低地国(包括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并无组织民族国家的经验。可是这地区封建领主的控制不紧凑,市的自治权力较其他地域为强。很多市镇由封建领主承认的特权已有了长久的历史。也有很多地方,一个村民只要在城市里居留40天即可以摆脱隶农(villien)的身份而获得市民(burgher)的地位。乡村的织工和负贩商人涌入城市的时候,各城市里的司法机构已经经过调整,有对付因此产生各种的问题的能力,以后不必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同时,封建领主在市内所有者不过地租,地上房屋尚为市民所有货币日趋普遍之际,地租无法增殖,是以领主之控制及其影响只有愈为降低。在这些城市之中,尤以阿姆斯特丹一向被鼓励与其他汉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的城市竞争(汉撒同盟一般以德境波罗的海沿岸的自由市组成,但阿姆斯特丹也是成员),而活跃于国际市场。

促使荷兰民国独立近因为西班牙之宗教狱。查理五世1550年颁布的诏令称凡是任何人将若干新教邪说印刷、抄写、保藏或传布,未经特准阅读、讲授或讨论圣经者一律处死。如果表示忏悔,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至死不悟,则以火烧死。任何教会的法宫都有执行上述刑罚的权力,告官者可分得犯人十分之一财产。又准备成立新主教区以便将各地人民笼于更严格之管制。查理尚不能犒诏令全部执行,嗣位的菲力二世变本加厉执行,一时引起低地国家叛变。他又在这地区抽收货物零售税10%以支持其军事行动,更引起当地民众抱怨,于是宗教自由、地方自治和经济上之龃龉各种问题纠成一团。

低地国对西班牙的抵抗成为一段绵长的历史事迹。首先即有菲力所派亚尔巴公爵(alva)的来临,事在1567年。他所执行的“血腥法庭”所判18000件刑案是当中发展之一部。英国对叛徒的援助引起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世称“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不意为海风漂没。荷兰之宣告独立事在1581年。只是不到1609年的停战协定,新民国无从觉得她的安全已有相当保障。还要待到三十年战争结束,各国在威士特法里亚(westphalia)签订和约,荷兰民国之成立才获普遍承认,事在1648年,去首先之军事冲突已81年。

各种演变互为因果一再触发,不免产生不少当初无从料及的后果。低地国家南部为首先发难抵抗西班牙的地方,事后却仍在哈布斯堡统治之下。独立者为北部。喀尔文教派初由弗兰德斯(flanders)传入,日后成了荷兰人的宗教;而今日之比利时和卢森堡继续信夭主教。另外一段意外的发展则是联合省(荷兰民国最初的称呼)得到大量资本和技工的注入,以后她的纺织业有飞速的发展,夺走南方的优势。

哈布斯堡的钳制既已推翻,罗马教廷的垄断也已解除。喀尔文派的改革教会(reformed church)并没有立即带来宗教上的和平。在解释“命定论”(predestination)的时候,又构成所谓“抗议派”及“反抗议派”的冲突,可是两派都无力号召充足的社会力量发动内战。另外一段发展是,在抵抗西班牙的战争中,各地贵族站在人民这边,战后他们的产业大部丧失,虽然保有贵族头衔,实际上已成了市民阶级的雇员。在这情形之下,新国家除了一意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之外,没有其他的逻辑足为建国的凭借了。所以这国家出生于北海之滨,从此专心注意贸易和海上的权威,认为这是立国的宗旨。它的民法经过一段提倡,特别注重私人财产权,与水上及国际间的施用。莱顿(leyden)及尤特里特(utrecht)两处大学也供给了智囊,解决了当中思想上和技术上的问题。在今后一个多世纪内,阿姆斯特丹成为西方最前进的海运中心、海上保险业中心、商品的交易所和货币市场。亚当·斯密曾在《原富》以整节篇幅介绍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这银行是当日推进资本主义最有效的工具。

只是这民国的内地乡村中各部分仍是出产奶油和rǔ酪的地区。各地根据过去之特许状组成,内中的习惯法互不相同,于是只能以联邦制维持。有了这两级政府的伸缩性,很多不合时宜的法律无须明文废止,以后就在用进废退的条件里被淘汰。同时新的管制方式也可因试验而生。所谓“联合省”不仅是由有独立主权的7个省组成,而且每—省内有些市镇尚保存若干独立性格。又如荷兰印度公司是由好几家公司合并而成,以后每一公司之后身自成一“厅”,保持着各别的董事会、船只和航行的日期。荷兰的海军由5个不同的海上公署联合构成。阿姆斯特丹有它自身的邮政局,一直向外国收发邮件至1752年。当日荷兰省不过是荷兰民国七省之一,但它有全国2/3的人口,也曾承办联邦3/4的经费,甚至坚持它有独立的外交权,不受联邦拘束。

虽说如此纷纭,看来用货币管制的方式终能生效。资本主义最大的用场乃是“任之自然”的处置,遂能利用地理上不平衡的地方获得利润。显然在初期现代社会尤较今日有效。荷兰民国内部的紧张确实存在,但始终没有发展到破裂的程度。从商业上的财富能反馈农业的情形看来,当日之作法应算成功。各种海堤、人造草场、风力抽水机、牲口选择性的繁殖和排水的运河不久也使这个新国家整个改观。

英国之例

在17世纪,荷兰民国既为英国的对头,也是后者的好榜样。这两个国家交战不止一次。可是英国人也迎接一位荷兰王子为他们的国王。如果这令人感到惊异,尚有世纪中期的内战,一共两次。弑君之后,朝代为之中断。此时的英国也曾试验为民国,也接受了独裁制,回头又有王室复辟,复辟不已,再来一次革命。即至今日也难有两个历史家对以上情事的看法全部相同。也就是说,通常的解释很难说明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在一种周期上巡行两圈才领悟了她本身的性格。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讲,此中情节并无神秘之处。17世纪初期,英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至世纪末期情形已有极大好转。当中的几十个年代里,这国家不定的情势引起很多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一般都有各走极端的趋向,例如专制皇权和议会至上说、大主教劳德(laud)的注重教会纪律和各教会的自创门户、从军事管制到共产主义。当时提倡这些办法的人没有省悟到,他们自己的立脚点已延伸到历史经验之外。从来没有像英国这样大小的国家也有适当的农业基础可以树立一种货币管制方式,从此她可以首尾相应如一座城大都邦之紧凑。

要从这国家内部与时代不合的情形看来,才可见得问题之大。英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溃,即庄园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也早不存在。中古以来土地占有的残迹既无从调整,也仍然没有扫除。最初封建体制之下土地不得买卖,实际上则买卖层见叠出已好几个世纪。当初卖主无妨“封”新业主为他的“陪臣”,成交之后有“每年夏天采办一朵蔷被花”的义务。隶农在黑死病使人口减少时即已解放,事在14世纪。几百年来他们持有耕种土地,传之子孙.称“抄本产业人”。习惯法保障他们不被逼着交庄,而他们也仍对业主尽不同的义务,在各种情形之下千差万别。已改作现金付交之租费则因世纪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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