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观人生》

严师好友教人忆

作者:丰子恺

伯豪之死

伯豪是我十六岁时在杭州师范学校的同班友。他与我同年被取入这师范学校。这一年取入的预科新生共八十余人,分为甲乙两班。不知因了什么妙缘,我与他被同编在甲班。那学校全体学生共有四五百人,共分十班。其自修室的分配,不照班次,乃由舍监先生的旨意而混合编排,故每一室二十四人中,自预科至四年级的各班学生都含有。这是根据了联络感情,切磋学问等教育方针而施行的办法。

我初入学校,颇有人生地疏,举目无亲之慨。我的领域限于一个被指定的坐位。我的所有物尽在一只抽斗内。此外都是不见惯的情形与不相识的同学——多数是先进山门的老学生。他们在纵谈、大笑,或吃饼饵。有时用奇妙的眼色注视我们几个新学生,又向伴侣中讲几句我们所不懂的、暗号的话,似讥讽又似嘲笑。我枯坐着觉得很不自然。望见斜对面有一个人也枯坐着,看他的模样也是新生。我就开始和他说话,他是我最初相识的一个同学,他就是伯豪,他的姓名是杨家俊,他是余姚人。

自修室的楼上是寝室。自修室每间容二十四人,寝室每间只容十八人,而人的分配上顺序相同。这结果,犹如甲乙丙丁的天干与子丑寅卯的地支的配合,逐渐相差,同自修室的人不一定同寝室。我与伯豪便是如此,我们二人的眠床隔一堵一尺厚的墙壁。当时我们对于眠床的关系,差不多只限于睡觉的期间。因为寝室的规则,每晚九点半钟开了总门,十点钟就熄灯。学生一进寝室,须得立刻攒进眠床中,明天六七点钟寝室总长就吹着警笛,往来于长廊中,把一切学生从眠床中吹出,立刻锁闭总门。自此至晚间九点半的整日间,我们的归宿之处,只有半只书桌(自修室里两人合用一书桌)和一只板椅子的坐位。所以我们对于这甘美的休息所的眠床,觉得很可恋;睡前虽然只有几分钟的光明,我们不肯立刻攒进眠床中,而总是凑集几个朋友来坐在床檐上谈笑一回,宁可暗中就寝。我与伯豪不幸隔断了一堵墙壁,不能联榻谈话,我们常常走到房门外面的长廊中,靠在窗檐上谈话。有时一直谈到熄灯之后,周围的沉默显著地衬出了我们的谈话声的时候,伯豪口中低唱着“众人皆睡,而我们独醒”而和我分手,各自暗中就寝。

伯豪的年龄比我稍大一些,但我已记不清楚。我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时候虽然只有十七八岁,已具有深刻冷静的脑筋,与卓绝不凡的志向,处处见得他是一个头脑清楚而个性强明的少年。我那时候真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胸中了无一点志向,眼前没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袭与传统的一个忠仆,在学校中犹之一架随人运转的用功的机器。我的攀交伯豪,并不是能赏识他的器量,仅为了他是我最初认识的同学。他的不弃我,想来也是为了最初相识的原故,决不是有所许于我——至多他看我是一个本色的小孩子,还肯用功,所以欢喜和我谈话而已。

这些谈话使我们的交情渐渐深切起来了。有一次我曾经对他说起我的投考的情形。我说:“我此次一共投考了三只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商业,和这只师范学校。”他问我:“为什么考了三只?”我率然地说道:“因为我胆小呀!恐怕不取,回家不是倒霉?我在小学校里是最优等第一名毕业的;但是到这种大学校里来考,得知取不取呢?幸而还好,我在商业取第一名,中学取第八名,此地取第三名。”“那么你为什么终于进了这里?”“我的母亲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说师范好,所以我就进了这里。”伯豪对我笑了。我不解他的意思,反而自己觉得很得意。后来他微微表示轻蔑的神气,说道:

“这何必呢!你自己应该抱定宗旨!那么你的来此不是诚意的,不是自己有志向于师范而来的。”我没有回答。实际,当时我心中只知道有母命、师训、校规;此外全然不曾梦到什么自己的宗旨、诚意、志向。他的话刺激了我,使我忽然悟到了自己,最初是惊悟自己的态度的确不诚意,其次是可怜自己的卑怯,最后觉得刚才对他夸耀我的应试等第,何等可耻!我究竟已是一个应该自觉的少年了。他的话促成了我的自悟。从这一天开始,我对他抱了畏敬之念。

他对于学校所指定而全体学生所服从的宿舍规则,常抱不平之念。他有一次对我说:“我们不是人,我们是一群鸡或鸭。朝晨放出场,夜里关进笼。”又当晚上九点半钟,许多学生挤在寝室总门口等候寝室总长来开门的时候,他常常说“放犯人了!”但当时我们对于寝室的启闭,电灯的开关,都视同天的晓夜一般,是绝对不容超越的定律;寝室总长犹之天使,有不可侵犯的威权,谁敢存心不平或口出怨言呢?所以他这种话,不但在我只当作笑话,就是公布于全体四五百同学中,也决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自己尤其是一个绝对服从的好学生。有一天下午我身上忽然发冷,似乎要发疟了。但这是寝室总门严闭的时候,我心中连“取衣服”的念头都不起,只是倦伏在座位上。伯豪询知了我的情形,问我:“为什么不去取衣?”我答道:“寝室总门关着!”他说:“哪有此理!

这里又不真果是牢狱!”他就代我去请求寝室总长开门,给我取出了衣服、棉被,又送我到调养室去睡。在路上他对我说:

“你不要过于胆怯而只管服从,凡事只要有道理。我们认真是兵或犯人不成?”

有一天上课,先生点名,叫到“杨家躇”,下面没有人应到,变成一个休止符。先生问级长:“杨家躇为什么又不到?”

级长说“不知。”先生怒气冲冲地说:“他又要无故缺课了,你去叫他。”级长象差役一般,奉旨去拿犯了。我们全体四十余人肃静地端坐着,先生脸上保住了怒气,反绑了手,立在讲台上,满堂肃静地等候着要犯的拿到。不久,级长空手回来说:“他不肯来。”四十几对眼睛一时射集于先生的脸上,先生但从鼻孔中落出一个“哼”字,拿铅笔在点名册上恨恨地一圈,就翻开书,开始授课。我们间的空气愈加严肃,似乎大家在猜虑这“哼”字中含有什么法宝。

下课以后,好事者都拥向我们的自修室来看杨伯豪。大家带着好奇的又怜悯的眼光,问他:“为什么不上课?”伯豪但翻弄桌上的《昭明文选》,笑而不答。有一个人真心地忠告他:“你为什么不说生病呢?”伯豪按住了《文选》回答道:

“我并不生病,哪里可以说诳?”大家都一笑走开了。后来我去泡茶,途中看见有一簇人包围着我们的级长,在听他说什么话。我走近人丛旁边,听见级长正在说:“点名册上一个很大的圈饼……”又说:“学监差人来叫他去……”有几个听者伸一伸舌头。后来我听见又有人说:“将来……留级,说不定开除……”另一个声音说:“还要追缴学费呢……”我不知道究竟“哼”有什么作用,大圈饼有什么作用,但看了这舆论纷纷的情状,心中颇为伯豪担忧。

这一天晚上我又同他靠在长廊中的窗檐上说话了。我为他担了一天心,恳意地劝他:“你为什么不肯上课?听说点名册上你的名下划了一个大圈饼。说不定要留级,开除,追缴学费呢!”他从容地说道:“那先生的课,我实在不要上了。其实他们都是怕点名册上的圈饼和学业分数操行分数而勉强去上课的,我不会干这种事。由他什么都不要紧。”“你这怪人,全校找不出第二个!”“这正是我之所以为我!”“……”

杨家俊的无故缺课,不久名震于全校,大家认为这是一大奇特的事件,教师中也个个注意到。伯豪常常受舍监学监的召唤和训叱。但是伯豪怡然自若。每次被召唤,他就决然而往,笑嘻嘻地回来。只管向藏书楼去借《史记》、《汉书》等,凝神地诵读。只有我常常替他担心。不久,年假到了、学校对他并没有表示什么惩罚。

第二学期,伯豪依旧来校,但看他初到时似乎很不高兴。

我们在杭州地方已渐渐熟悉。时值三春,星期日我同他二人常常到西湖的山水间去游玩。他的游兴很好,而且办法也特别。他说:“我们游西湖,应该无目的地漫游,不必指定地点。

疲倦了就休息。”又说:“游西湖一定要到无名的地方!众人所不到的地方。”他领我到保岔塔旁边的山巅上,雷峰塔后面的荒野中。我们坐在无人迹的地方,一面看云,一面嚼面包。

临去的时候,他拿出两个铜板来放在一块大岩石上,说下次来取它。过了两三星期,我们重游其地,看见铜板已经发青,照原状放在石头上,我们何等喜欢赞叹!他对我说:“这里是我们的钱库,我们以天地为室庐。”我当时虽然仍是一个庸愚无知的小学生,自己没有一点的创见,但对于他这种奇特、新颖而卓拔不群的举止言语,亦颇有鉴赏的眼识,觉得他的一举一动对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使我不知不觉地倾向他,追随他。然而命运已不肯再延长我们的交游了。

我们的体操先生似乎是一个军界出身的人,我们校里有百余支很重的毛瑟枪。负了这种枪而上兵式体操课,是我所最怕而伯豪所最嫌恶的事。关于这兵式体操,我现在回想起来背脊上还可以出汗。特别因为我的腿构造异常,臀部不能坐在脚踵上,跪击时竭力坐下去,疼痛得很,而相差还有寸许,——后来我到东京时,也曾吃这腿的苦,我坐在席上时不能照日本人的礼仪,非箕踞不可。——那体操先生虽然是兵官出身,幸而不十分凶。看我真果跪不下去,颇能原谅我,不过对我说:“你必须常常练习,跪击是很重要的。”后来他请了一个助教来,这人完全是一个兵,把我们都当作兵看待。

说话都是命令的口气,而且凶得很。他见我跪击时比别人高出一段,就不问情由,走到我后面,用腿垫住了我的背部,用两手在我的肩上尽力按下去。我痛得当不住,连枪连人倒在地上。又有一次他叫“举枪”,我正在出神想什么事,忘记听了号令,并不举枪。他厉声叱我:“第十三!耳朵不生?”我听了这叱声,最初的冲动想拿这老毛瑟枪的柄去打脱这兵的头;其次想抛弃了枪跑走;但最后终于举了枪。“第十三”这称呼我已觉得讨厌,“耳朵不生?”更是粗恶可憎。但是照当时的形势,假如我认真打了他的头或投枪而去,他一定和我对打,或用武力拦阻我,而同学中一定不会有人来帮我。因为这虽然是一个兵,但也是我们的师长,对于我们也有扣分,记过、开除、追缴学费等权柄。这样太平的世界,谁肯为了我个人的事而犯上作乱,冒自己的险呢!我充分看出了这形势,终于忍气吞声地举了枪,幸而伯豪这时候已久不上体操课了,没有讨着这兵的气。

不但如此,连别的一切他所不欢喜的课都不上了。同学的劝导,先生的查究,学监舍监的训诫,丝毫不能动他。他只管读自己的《史记》、《汉书》。于是全校中盛传“杨家俊神经病了”。窗外经过的人,大都停了足,装着鬼脸,窥探这神经病者的举动。我听了大众的舆论,心中也疑虑,“伯豪不要真果神经病了?”

不久暑假到了。散学前一天,他又同我去跑山。归途上突然对我说:“我们这是最后一次的游玩了。”我惊异地质问这话的由来,才知道他已决心脱离这学校,明天便是我们的离别了。我的心绪非常紊乱:我惊讶他的离去的匆遽,可惜我们的交游的告终,但想起了他在学校里的境遇,又庆幸他从此可以解脱了。

是年秋季开学,校中不复有伯豪的影踪了。先生们少了一个赘累,同学们少了一个笑柄,学校似乎比前安静了些。我少了一个私淑的同学,虽然仍旧战战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惧而服从的日月,然而一种对于学校的反感,对于同学的嫌恶,和对于学生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

此后十五年间,伯豪的生活大部分是做小学教师。我对他的交情,除了我因谋生之便而到余姚的小学校里去访问他一二次之外,止于极疏的通信,信中也没有什么话,不过略叙近状,及寻常的问候而已。我知道在这十五年间,伯豪曾经结婚,有子女,为了家庭的负担而在小学教育界奔走求生,辗转任职于余姚各小学校中。中间有一次曾到上海某钱庄来替他们写信,但不久仍归于小学教师。我二月十二日结婚的那一年,他做了几首贺诗寄送我。我还记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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