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有个女儿国》

第12章

作者:白桦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五月到六月应该是繁盛的花期,我还记得,杜鹃开了,谢了。玫瑰开了,谢了。玉兰开了,谢了。樱花开了,谢了……可现在,中国无花可开,当然也就无花可谢、倒也干净。整整一个月,我都惦记着老桂。这个月是他和那个女人的蜜月。他们一起是怎样接待托玛斯·艾略特的呢?肯定是一出很难演下去的即兴滑稽戏,但毕竟只有两个小时,两个六十分钟,很容易过去。他会象一个老记不住台词的衰老的演员那样很痛苦地捱过这出独幕戏。好在那女人会自己给自己找地位、增加台词,由配角一跃而为主角,老桂会成为她的译员。洋人想搞清中国的事,尤其是搞清现今中国的事,那是极为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譬如说,老桂在自己的家中,只被允许睡在地板上,恐怕无论谢莉怎么骂,他都不敢上床——我太了解他了。洋人能懂吗?不懂。再譬如说,谢莉的那些战友可以把地方权力机关印制的结婚证书整本的带在身上,比为一只雄兔配一只雌兔还要方便,新娘子依恃着自己的政治优越感,当面鼓、对面锣,三言两句就成了,就搬着行李登堂入室了,就可以把她和他固定在一张即时生效的纸上。一个人的出身为什么就那么重要?文化低为什么反而成了政治资本?洋人懂吗?不懂,绝不会懂。所以,必须为外国人看中国小说编一本特殊的词典,否则,中国小说就无法走出国界。

芸茜绝对禁止我再去接近老桂,让我打消这种危险的儿童式的好奇心。其实,我只是关心老桂的命运。当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冷漠到不闻不问的程度,这个社会肯定会崩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命运何等的重要!而国家、民族的命运不就是通过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命运来体现的吗?

在我去农场送六月份的诊断证明书之前,身不由己地走到老桂寓所的门口,大铁门敞开着,不用按电铃。在门外就听见客厅里大声吵闹的声音。我惴惴不安地走进大门,走上进客厅的石阶。我首先看见的是那个“佣人”。他坐在正中那个长沙发上。他从里到外部改变了,一身旧干部服,神情骄横,闭着威严的嘴,冷笑地看着正在跳着大吵大闹的谢莉。谢莉叉着腰,她的三个战友站在她的身后,也叉着腰。谢莉嚷嚷着。

“没那么容易!搬?我是桂任中教授的夫人!外宾给我们拍过合影照,肯定会发表在美国的报纸上。照片的背景就是这座房子!让我们搬出去,会产生什么国际影响?”

“不会产生任何国际影响。”那“佣人”慢条斯理地说,“外国人不可能知道。”

“我要让我的丈夫给托玛斯·艾略特先生写信!”

“写吧!告诉你,你的信会直接寄到我手里。你们就要犯里通外国罪,判你们的刑,让你们把牢底坐穿。”他的声音毫无恶狠狠的意思。

“不!我绝不会写,我连托玛斯的地址也没留。他一走出大门,我就把他给我的名片上交了,是您收下的。”这时我才看见老桂,他从三角钢琴后面走出来,怀里抱着那个装有琼的骨灰的鞋盒。

“你没出息,闭上嘴!”谢莉喝斥老桂,“靠边儿休息!”

那“佣人”慢悠悠地说:“今天你们就得搬,宾馆今天就要来人搬家具,搬餐具,搬行李铺盖。样板团今天要来人来车搬钢琴。友谊商店今天要来人来车搬地毯、字画。”

谢莉哼了一声说:“好哇!搬!统统都给我搬走,老娘睡地板!”

“只怕这地板也不让你睡了!这房子是首长——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她来我们市视察工作下榻的地方。明天,就得按她的要求重新布置起来——都是绿调子。是你这个老娘狠呢?还是她那个老娘狠?”

谢莉语塞了,眼睛珠子一转又嚷开了。

“搬,可以!得给我们夫妇一套相应的房子。”

“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老桂:“桂任中,这是你们农场军代表给你下达的通知,念念。”

桂任中还没把信纸从信封里掏出来,两手就拼命抖起来,信纸、信封索索发响。

“桂任中:限收到通知之日归队报到,接受改造,勿误!……”

屋子里的人全都不响了,只有那位“佣人”在擦火柴,点烟,抽烟,吐烟圈。老桂手里的信纸还在抖。

“家属!”谢莉好象忽然又活过来了似地大叫一声,接着说:“你们不能把家属扔在大街上吧!他桂任中是个臭老九,是个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可是三代城市无产阶级,响当当硬邦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我的态度就是个立场问题!”

“就算你是桂任中的家属……”

“什么是‘就算’?我有结婚证书,合理合法,堂堂正正,什么叫‘就算’……?”

“桂任中的家属的住房问题,应当找桂任中所属单位的领导去解决。桂任中所属单位是东风农场。他们会负责给你解决,农场里搭个草棚子的地方有的是,劳力、材料都不成问题。”

“我是城市户,城市供应!”谢莉大叫着。

“那就看你是要桂任中呢,还是要城市户口和城市供应……”

谢莉气急败坏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转过头来问老桂。

“你说怎么办?”

“你就……别跟我去农场受苦了。反正,我们实际上也不是夫妻。”

“什么?龌龊胚!你想赖?”

“实事求是嘛。一个月来,你……天天晚上都在床上呼呼大睡,我在地板上睁着眼睛盼天亮,没法睡……”

“哟!这么说你还是个十五岁的童男子喽!给我!”

“什么?”

“结婚证书。”

老桂掏出已经揉得皱巴巴的结婚证书,递给谢莉。谢莉说:“由我保管。因为你现在还没条件做一个称职的丈夫,所以我要剥夺你的权利。我所以不跟你办离婚手续,是因为考虑到你在美国的老同学很多,再要来求见你,你不好应付。”她转向那个“佣人”。“喂!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我的老头儿在美国的同学很多,比艾略特更重要的人物多的是,政界的,军界的,议会的,新闻界的,他们会不断来求见我们老头的!”

“我们当然考虑过。”那位“佣人”胸有成竹地说:“外国人来必须申请办理入境签证。我们只要压他一天,腾房子,借家具、餐具,从特供点拨食品,把桂任中从农场调来,包括你们的复婚,统统都来得及,你们结婚不是只用了一刻钟吗?”

“你们就不嫌麻烦?”

“我们有的是卡车,有的是时间,这些就不用你操心了。”

说着卡车,卡车就到了。三辆卡车在门外刹车停稳,打开后厢板,一伙搬运工涌进客厅,黑压压的一堆。谢莉慌了,急忙对她那三个战友说:“快!把我的东西收拾收拾搬走,别让他们当公家的东西裹走了!”

三条汉子飞身奔上楼。

紧接着就是尘土飞扬,家具相撞,屁股相碰,互不相让,动手动脚,喊爹骂娘!好一阵混乱,搬得四壁皆空。谢莉带着她的战友们为了和来人争辩哪一件东西是私人的,大打出手,浴血战斗,能捞的就捞,能诈的就诈,为了楼上卧室里的绣花窗帘的归属问题,争得双方都见了血。最后,好端端的一件艺术珍品被撕得粉碎。

当突然静下来的时候,空荡荡的客厅里只剩三个人,一个是抱着装有琼的骨灰的鞋盒的老桂:一个是手里拎着一串钥匙立等我们走出去,他好锁门的那位前“佣人”:另一个就是呆若木鸡的我。

“可以走了吧?”老桂恭敬地问他的前“佣人”。

“可以走了。”

“我可没拿公家一根针。”

“行了,走吧!”前“佣人”不耐烦地摇着钥匙串。

“再见,谢谢你!”

“有什么好谢的,我们都是在按革命原则办事嘛。”

老桂走向我。

“小梁,你是农场领导派来接我的吧?”

“不!我正好要去农场送诊断证明书,来看看你。”

“啊!那……咱们正好同路。”

“是的。”

我和老桂默默走出客厅。他环顾了这座他生活了(如果能称之为生活的话)一个月的房子。院子里移栽来的那些菜,不适应这块冷僻荒芜的土地,已经枯黄了。我听见身后不断响着关窗户的声音,锁门的声音……

在公共汽车上,他的脸色才变得稍稍开朗些。他说:“小梁!我觉得还是农场好,自在,那些黄牛跟我满合得来的,跟它们在一起很舒服,没有思想负担。象我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应该这样苦点儿,否则,我反而不自在,内疚,惭愧。你说是不?”

我没有回答他。此时,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想跟他说几句真心话,说几句出自对他关心的话,比上一次说得更透些。但最终我也没有说出来。他对我说:“托玛斯什么也没问,好象他什么都知道。他只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从始至终地看着。我表现的不错,外事部门的领导事后表扬我,说我的样子很欢快,表现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直都得到很好照顾的正常状态,特别是我说的那段不羡慕西方高级物质生活的话,说我讲得很得体,有真情实感。他问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受到冲击的事,我说:是的,那是应该的,就象妈妈管束孩子那样,即使打得疼些,没什么,妈妈的心是好的。他说:你说的妈妈是后娘吧?我严词反驳说:不!不!是亲生妈妈。——这些话特别得到领导的肯定,说我热爱祖国热爱党,以后如果再有老同学从国外来,还准许我见面……”老桂说到这儿有点得意,用舌头舔了舔上嘴chún。

我庆幸及时按捺住了我想向他进言的冲动。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在我们下了公共汽车,走上通往农场的弯路的时候,迎面开来一辆行刑车。那时的行刑车也就是一辆军用卡车。卡车两侧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士兵。驾驶室后面站着一个五花大绑的犯人,背上插着一根古典的亡命标。

“是枪毙人吧?!”老桂拉着我往路边闪。

“象是个女的。”

“可不是,是个女的,该不是医务室的刘铁梅吧?”

“刘铁梅?怎么可能呀?”我无论如何都没法把刘铁梅和死刑犯这两个概念糅在一起,但很快我也就认出是她了。刑车开得很慢,远处农场里的大会还没散,口号声起伏不停。

卡车越来越近,刘铁梅一反常态,她穿了一身新。虽然天已很热了,她在花布衬衣上还套了一件薄薄的红羊毛衫,肩上披着一条白色纱巾。头发梳得又光又亮,鬓边还插了一束不知名的小野花。若无其事的样子,嘴角上挂着天真无邪的笑容。当她俯瞰着我和老桂的时候,反倒是她对我们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情绪,亡命标上写着“反革命杀人犯刘梅”,可能是司法当局认为铁梅是样板戏中的人名,当然也就是革命人名的样板,不应该给一个死刑犯,才恢复了她原来的单名,姓和名上都用殊笔圈过。“文革”

以来,破了那么久的“四旧”,这种最旧的东西反而沿袭下来了。包括允许她按她自己的意愿穿一套新衣服,戴一束野花,吃一餐好饭菜之类,都是在久远年代就有的陈规陋习。老桂吓呆了,好象要枪毙的不是刘铁梅,而是他。他不住地筛糠,喃喃自语:“她怎么会杀人呢?她怎么会杀人呢?”

“是呀,她为什么杀人呢?”我也自言自语起来。她以往的形象和现在的形象怎么也无法重合在一起。

“她杀的是谁呢?”老栓反问我。

“是呀!她杀的是谁呢?……啊!我知道了,她八成是把秦光明给杀了吧!”

“她丈夫?她怎么会把她丈夫杀了呢?不对。”

“很简单,因为妒忌。她早就说过,她早晚会把秦光明变成秦黑暗,肯定已经黑暗了……”

“是吗?……”老桂的嘴大张着,很久都合不拢。

等我们回到农场,才知道刘铁梅杀死的不是秦光明,并不是那种几千年来常见的谋杀亲夫案。她杀的是余寿臣的妻子金向东。余寿臣的妻子又不是个年轻少妇,怎么会起了个如此时髦的名字呢?原来她本没有名,户口簿上写的是金氏。“文革”一开始,余寿巨就正式打报告,给她取了这样的名字,含“心向毛泽东”之意。金向东本来就丑,老了,就更丑。可为什么刘铁梅会把这个又老又丑的女人杀了呢?难道她和秦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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