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有个女儿国》

第04章

作者:白桦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我在体育方面是个弱者,我记得在中学时候参加过百米赛跑,一百米冲刺下来,心跳增加两倍。据一个医生的儿子告诉我:剧烈运动之后的脉搏和血压必然急剧上升。何不如此这般呢?我选了一个我的感觉告诉我的好日子,偷偷地侦察了一下“敌情”。医务室里的病人很少,我围着草垛竭尽全力奔跑起来,直到我自己都能听到心跳的声音为止,连忙慢跑冲向医务室,既不能使心脏平静下来,又不能泄露出一丝喘息的声音。我装着垂首皱眉,慢步走进医务室,而且扶了一下门框。刘铁梅首先看见我,她对我似乎并无恶意,先决条件可能是我并非女人,不可能成为她的威胁。在中国,同性恋者好象比较少,即使多也不会遭到怀疑。因为一般人都只承认同性者相斥,异性者相吸。从不承认有性倒错的现象。男男同床,女女相亲都不会遭到责难。男女授受则必须在严厉的目光监督之下才得以许可。她走到我面前,亲切地问我:“怎么了?梁锐!”

“心……心跳得……很……很厉害。”我的心跳真的又加剧了,因为我在她面前过于紧张,几乎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她抓住我的手腕,很专注地切脉。此时,我最担心的就是心脏忽然恢复正常。她向护士说:“拿血压计。”我暗暗高兴,说明我的不正常的心脏跳动引起了她的注意。

在她往我胳膊上绑血压计的时候,一种奇特的感觉掠过我的脑际:她手里拿的该不是绳索吧?我能逃脱吗?膨胀起来的血压计越来越紧,使我心悸不已。我差一点真的晕死过去了。当她从我胳膊上解下血压计的时候,我有一种松绑的轻松感。她冷冷地说:“小伙子呀!小伙子!你们就是不爱护身体,你们无权搞坏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是属于你自己的吗?不!是属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在这儿坐一会,让我们观察一下,不许走动!”

顿时我就象被浇了一桶冰水,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透心凉。我不知道她说的坐一会儿是多长的时间,而且不许走动。这么一来,脉搏和血压肯定又会恢复正常。长时间的煞费心机,玩儿命般的狂跑,只有大约五分钟的功效。眼看着已经到了成功的边缘,只要这位铁梅把“转院检查”四个字写在病历卡上,再签上一个“刘”字,我就可以向长途汽车站飞奔而去了。即使每分钟脉搏八百跳或者八跳,对我都无所谓了。但是,这个倒霉的“但是”把一切全部给毁掉了。我坐在硬板凳上,痴痴呆呆地看着稳坐在墙角一张大网中心的那只大蜘蛛,网上有一只小蛾子在挣扎。医务室里有蜘蛛网!?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吃惊的,天安门上都能出现江青、康生、姚文元一类动物,医务室为什么不能有织网的毒蜘蛛,我就是那只小蛾子,那个叫铁梅的女人就是那只大蜘蛛。它一动也不动,对那只蛾子连看也不看,沉着得让人忿怒,让人恶心!那只小蛾子,也就是我,完全无能为力了。那么纤细的丝都挣不脱,事实证明,不挣还好些,越挣,裹得越紧,而且促使她及早把我吃掉,我真没想到,对于自身的命运会如此无能!我总算是个汉子吧!画地为牢竟然把我关得死死的,我就不能想个脱身之计吗?此时,我又想起死去了一千七百多年的诸葛孔明先生,真没出息!我看见刘铁梅和余寿臣交头接耳地讨论着什么,可到底是什么,我从口型上根本看不出。隐隐约约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只是联成一片的音响,分不清经纬来,使我心发怵来手发麻,耳朵眼儿里吱吱响。他们肯定是在议论我,他和她用眼角的余光不时交替地向我射击,点发,而不是连发。突然感到我的两腋之下有两条冰冷的小蛇蜿蜒爬向裤腰,我吓得几乎尖叫起来。伸手一摸,原来是两行冷汗。一阵虚惊之后,又是忐忑不安的等待。我想,在被告席上等待宣判的罪犯也不过如此了!刘铁梅走过来,猛地抓住我的手腕。——给我戴手铐?——她重又给我捆上了血压计,我就象失去了武器的战俘一样,把生命交给了敌人,任其处置。这样一来,反而不怎么恐惧了。我和她一同看正在上升的水银柱,我对于多少度是正常,多少度是不正常完全无知。她量完以后向余寿臣做了一套复杂的手语,象聋哑人那样,既快又连贯,使你无法猜测。她解下血压计,装进铁盆,盖好,然后极为庄严肃穆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党要忠诚老实。”

我重复着念了一遍。世界上所有的牧师都代表耶稣,在中国一切具有政治优越感的人,不论是否共产党员,都代表共产党。我老实巴交地在“党”面前说:“我记得这教导。”

“你在来医务室之前,进行过剧烈运动吗?”

“没有……”

“没有?”她的眼睛睁大了一倍。

“没有!”我的声音也提高了一倍,真是福至心灵,一下子想起李玉和在鸠山面前的样子,活学活用样板戏还真有效。她的声音反而小了。

“再说一遍!”

“没有!向毛主席保证!”我完全懂得理直气壮的道理了。

“好吧,你回去吧!”

释放了?无罪释放?

“现在还看不出什么,你不是在放牛吗?”

“是的……”我眼巴巴地看着她,希望她能给我一张病假条,就在农场内休息休息也好呀!不能全休,半休也可以呀!

“可以照常劳动,注意营养。”

我再一次表现出我的机智,不失时机地说:“能不能给我一天假,进城买点营养品?”

“把钱交给我,让管理员给你带。”

“那……”我总不能白费这么多心机,白流这么多汗,白受这么大的惊吓呀!我连忙说:“给我开几顿病号饭吧?”

“可以!”很痛快,她给我居然开了一张为期一周的病号饭,拿了点b12 ,算是把我打发走了。虽然病号饭只不过是一碗面条,在客观上,它证明我进医务室不是无事生非,而是事出有因。在主观上,我几乎等于绝处逢生,小试锋芒。但这一仗打得真累,三天都没精打采,真的病了。从另一方面讲,总算进行了一次火力侦察。对于余寿臣和刘铁梅,有了一点感性认识。不由得我的红卫兵习性复发,想起一句最高指示来:“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看来,他俩并非三头六臂、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神人。医务室也不是一座攻不破的堡垒。

当我正在苦苦思索、全身心地谋划一个进城之路的时候,农场里发生了一件与请假有关的大事。主角是我的邻铺兼同行,前化学教授桂任中。在叙述这个故事之前,得先介绍一下这位长者。此人年已六十。所谓邻铺,就是晚上睡觉,和我紧紧贴近,所谓同行,就是我和他同是放牛郎。我每天夜里都得听他那凄惨的梦中呼叫,那完全不是人的声音,象夜半竹重中被风吹出来的鬼叫。即使是他本人,在恶梦之外,他也无法发出这种使人索索发抖的声音。他的妻子琼,是一个比教授小十多岁的娇小玲珑的美妇人,是一个有一半华人血统,四分之一黑人血统和四分之一白人血统的夏威夷小姐。一九六五年和桂任中一起从美国返回祖国。她对在一九六六年突然发生的事情惊慌失措。她的安考儿(这是桂任中的英文名字)被抓走了。一切书籍、化妆品、地毯和昂贵的时装全部被付之一炬。她被扫地出门,栖身在楼梯下一间用来堆放扫帚拖把的斗室里。为了适应革命的潮流,她用一床雪白的俄国毛毯向人换了一套草绿色的军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她那副怪样子,天然鬈曲的棕红色的头发总也塞不进军帽,塞进去了,又流了出来,惹得红卫兵手里的剪刀嚓嚓响。她到处求告,告诉一切人,她的安考儿无罪,不是间谍,他在美国的时候如何怀念故国,如何哭泣,如何向她赞美祖国的黄河、长江,“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从很远很远的美国来,为了掩人耳日,取道日本,这些不都是最好的说明吗?”但谁也不给琼以丝毫的信任。因为琼和她的安考儿来自一块最肮脏的土地,来自世界上最反动、最不能信任的人群之中,美国人中间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后来,琼听说有一个新近青云直上、权力很大的人,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政治身份,对安考儿也不例外。琼经过很复杂、很艰辛的寻访,终于找到了那位要人。他胖而矮,年过半百,嘴chún突出,说一声“这个……”就要喘一口气。他喜欢在坐着的时候把脱了鞋的腿也搬到沙发上去,象弥勒佛似地盘着腿,虽然在搬每一条腿的时候都要让警卫员帮忙。第一次琼和他见面的时候,他不许琼走近他,可能怕琼的身上带有美帝国主义的细菌。在距离他八米之遥的地方,她被挂短枪的警卫挡住了。

他听完琼声泪俱下、结结巴巴、有时还夹着英文单字的申诉之后,半晌什么话也没悦。

琼在这个要人的脸上看见了一双惊愕和痴呆呆的光亮,一直张着的嘴,偶尔也会吧嗒一下,喉结蠕动着咽一下唾沫。

“我晓得了,下次……再……再说……”

这句话给了琼一线光明。三天之后,琼又得到去见他的许可。这次的接见没有警卫,陪同的却是他的妻子,一个又黄又瘦、愁容满面的老妇人。要人结结巴巴地说:“我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琼惊喜过望,扑过去抓住他妻子芦柴棍似的手连连亲吻着,然后再去亲吻那要人脱去了方头皮鞋的脚。那人突然浑身颤抖起来,好不容易弯下很难弯下去的腰去搀扶琼,琼感激得以泪洗面。这时,使琼大惑不解的是,那要人忽然可怕地急喘起来,涨红着的嘴变成了紫色,她以为他得了什么病症,那双小圆眼睛充满血红的光。正当琼不知所措的时候,那要人象一口袋大米似地倒了下来,把琼压在地毯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而又十分可怕的事情,而且还是在他那位夫人的协助下……

后来,琼被送进了疯人院,成为全疯人院最脏、最丑、最暴烈的一个疯女人。拖着长长的铁链,在铁丝网里用英语不断喊着:“god !god !god !……”

琼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唯独桂任中本人不知道。就在我第一次进攻医务室的那天晚上,桂任中脱了衣服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在自己枕的那块砖上发现一个纸条,急忙戴上眼镜一看,上写:“你的琼正在808 医院处于病危之中。”

桂任中立即象蚂蚱一样跳起来,只穿着背心裤衩就奔向场部办公室,急擂军代表的房门,军代表吼叫着拉开房门。

“你!你怎么能穿着短裤来见我!”

“军代表,你……你不也是穿着裤衩来见我嘛!还是花裤衩。”

军代表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光腿。

“有什么事,深更半夜的……”

“我要请假,必须请假,一定得请假……”

“什么事?”

“您看,我的琼……”他把那张纸条交给军代表。军代表看了一眼,吧嗒了一下嘴,想了一下,眉毛蓦地竖了起来。

“这条子是谁写的?”

“不知道,搁在我床头那块砖上。”

“砖上?”

“我枕的那块砖上。”

军代表冷笑了一下:“这消息可信吗?”

“您说呢?”

“我说,你要老老实实地在农场里劳动改造!”

“我的琼,她……病危了呀!”桂任中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她……她是跟着我才回来……受……受……”

“受什么?”军代表知道他要说的是“受苦受难”。——我又抓住你的辫子了!

桂任中这才明白他的话就要出毛病了,急得他两眼发直,总算急中生智,接着说了一句得体的话。

“她是跟着我才回来受……受教育的。”

“那不就得了!你受你的教育,她受她的教育,都要受教育!不准假,回去睡觉!

立正!向后转,跑步走!“

桂任中只好服从军代表的口令,立正,向后转,跑步走了。但他并没跑回宿舍,而是一头扑倒在矗立于大门之内的巨大的毛泽东主席水泥塑像下,跪着默默祝祷起来。他知道再去乞求军代表的后果是可怕的。他恍恍惚惚地意识到穿着军大衣的毛泽东既然是统帅一切的伟大领袖,军代表当然也在毛泽东的统帅之下。他仰望着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哽咽着说:“毛主席!您老人家一向是宽厚的,即使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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