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有个女儿国》

第08章

作者:白桦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我……真他妈的倒霉透了!一直到汽车驰进市区终点站,他们才把我嘴上的毛巾解开,松了绑,井把我推下汽车。我为了试试喉咙还能不能讲话,使劲喊叫起来:“你们怎么敢?怎么敢这样对待我?你们……?”

我能听得出,我的声音仍然很响亮,发声器官并未失效。但谁也不理睬我,乘客们各走各的路,司机、售票员锁上门走了,好象我果真变成了哑巴,我听到的我自己的声音是不存在的。他们就这么对待我,他们敢,我能咬掉他们的耳朵?!但我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不是疯子,我只是肺结核,正确而坦白地说,只是假装可能患有肺结核。这后一层意思当然不能露,我大叫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实事求是!”先念了毛主席语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他们会反问我: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什么态度?——这一问我就得卡壳。“我进城来看的是肺病,你们把我当精神病人捆起来!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所有的当事人都好象没听见我的声音,只有与这件事毫无关系的过路人,才停下来笑嘻嘻地看着我。他们一定认为我的话很可笑。我竟然会站在一个无法可依、无天可呼的国土上呼法吁天?一想到这儿,我自己辛酸地笑了。管它呢!进城的目的达到了!我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然后用脚搓了搓,途中遇到的不愉快算是到此结束了!挤过了一座“窄门”。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找她的时候,就是站在这棵树下,从这个角度去窥测那扇窗户的。

看不见一线灯光,完全无法判断她在还是不在,是她一个人在,还是有一个另外的什么人。我这个乡巴佬还能按照她告诉我的地址找到这儿,并判断出三楼那扇贴着黑纸的窗户里就是她的蜗壳。我象腾云驾雾般惘然地走上楼梯,在她门口站定,想听听门里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想从锁眼儿里看看,她居然连锁眼都堵死了。我敲敲门,很久才开了一个缝,流泄出一窄条灯光,门虽开了,还挂着链子。她大概认出了我,她摘了链子,拉开门。我原以为这次的会见会出现一个电影、戏剧式的优美场面,她会吃惊得大叫起来,我会激动得不知所云,低着头不断在地上搓着鞋底。结果,完全不是那样。她也不吃惊,我也不怎么激动。她好象料到就是我,皱了一下鼻子,伸出一只手:“喂!快进来呀!瞧你那副傻样儿!”

我被她轻轻一拉就跨进了她的蜗壳。

“请坐!”

可往哪儿坐呢?屋中间摆着一张破铁床。铁床上堆着从来都不需要叠的被褥。她已经坐在床上了,抱着枕头,象抱着一只灰猫那样。我环顾四周,再也没什么好描述的了。

可以用古人那句“家徒四壁”来一言以蔽之,完结。她看出了我的失望情绪,撇了撇嘴,站起来扯了我一把。

“坐呀!说你傻你就更装傻了。”

我自己完全能想象得出我的样子有多么蠢,头发自不用说,是一个对理发最外行的同学用一把锈剪刀剪的,据说极象马桶盖,上衣是最时新的破军衣,蓝裤子不够长,把穿着破解放鞋而没有穿袜子的一双泥脚暴露无遗。肩上挂一个又大又侉的土黄色大书包,书包里装着那张用好几层破报纸包着的唱片。我坐下了,也坐在小铁床上。小铁床尖锐地叫了一声,不知道是表示欢迎还是抗议,八成是后者。她站起来又坐下,紧挨着我。

这时,小铁床已经叫不出来了,只叹息了一声。她从床底下掏出一把宜兴小茶壶,自己喝了一口,用手擦了一下壶嘴儿递给我。我因为太渴,接过来猛吸一口。她从响声里就可以判断出,我这一口已经把茶水全都吸干了。她从我手里把壶夺过去。

“真是个乡巴佬,茶是这么喝的?”

我很窘地看着她揭开盖子的壶里剩下的茶叶。茶是温热的,很浓。我说:“给碗凉水吧!”

“别寒碜人了!茶有的是,不过喝茶是个文化,得文明点。”说着她到小厨房里给我找了一个大搪磁缸子,抓了一把茶叶,沏了一大缸子茶交给我。

“给,使劲喝吧!”

我抱着热乎乎的茶缸子笑了。但我很快就想到,我一边编写一边表演的第一场戏已经算是结束了,下一场怎么继续下去呢?我忧心忡仲地说:“明儿还得去医院透视,我……压根就没病,一透不就穿帮了吗?唉!反正能出来溜一趟,哪怕明儿就得回去也不虚此行呀。”当我说到“不虚此行”四个字的时候,节奏放慢,音色柔美,稍带伤感,象蹩脚演员那样合情脉脉地瞟了她一眼。她在我背上轻轻打了一巴掌,摇晃着我,戏谚地说:“最高指示: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根本别操心,医院也别去,透视报告,诊断证明,等等一切,我包了!”

嗬!我的眼睛一定睁得比牛眼睛还大。难以想象!一个足不出户的小姑娘会有这么大能耐!她缩在蜗壳里,对于外面那个世界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外面那个世界不也和农场一样严峻吗?人与人之间除了监督、揭发、告密、诬陷,还有同情?徇私?甚至可以找到能开出假诊断书的“朋友”(姑且还用“朋友”这个陈旧而带有反动意味的名词)?在农场医务室老铁梅那儿可甭想。

“不相信?要是不相信,您就请吧!bye bye !”

“我不是不相信,是不敢相信。”

“真是个乡巴佬!你以为人人都象你们开始当红卫兵那阵儿,认真地信仰,认真地盲从,认真地行凶作恶……你到现在还不开窍,就在搞这场‘大革命’的第一天,中央文革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两张脸,一张是给红卫兵们和天下人看的,一张是给他们自己那伙人看的。记住,乡巴佬!并不是一切发光体都是为了照亮自己,相反!一切用最强的光去照射别人的人,他们自己都蹲在最黑暗的阴影里。我们这些黎民百姓,没有一点用以掩饰自己的光,只好用自己的身子,遮着强光,制造一小块阴影,能够让我们把手放在背后,互相交换一点点温暖!如此而已,岂有它哉!算了!我怎么会又为这些事动起感情来了?!别见笑!”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忽然,忽然为我早已经厌倦了的事情动感情。所以我也不会笑你!人这玩意儿,就是很怪!……可我今儿晚上住在哪儿呀?”

“当然是我这儿呀!”y 这么简单?!我的天!就这么简单!来了,住下,一男一女,在一个蜗牛壳里。为什么这么复杂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了呢?许多至圣先贤为此著书立说,一代一代的皇帝通过枢密院、尚书省、立宪议会为此制定法律,宗教法庭、民事法庭为此做过千千万万判决,古今才子们为此编写了堆积如山的经书、传奇小说、戏文……到了她的蜗牛壳里会如此简单。我想,她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出过一个叫孔丘的人,虽然全国正在化费几百万吨纸张和几百万吨墨汁写批孔的大字报。再不然,她很可能根本就没意识到她是一个和我性别不同的人。可我记得她对我说过,她读过不少小说,而大多数小说里写的无外乎是一些以各种伦理观念为基点演义出来的爱情故事。要么,她什么书也没读过,上次对我说的全是吹嘘自己的谎话。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她“扑嗤”一声把一口茶喷了出来。

“你现在应该瞧瞧镜子,你现在就象是契诃夫笔下那个在铁路上拔道钉做渔网坠子的农民,站在法官面前那个样子。”她好象有意在回答我的狐疑。

我没看过契诃夫的书,不知道那个农民在法官面前到底是什么样子。可以想见,她绝不是在恭维我。

“还不把你的破书包拿下来!”她替我从肩上取下书包,当她正要把书包扔向墙角的时候,我抓住她的手。

“别摔坏了!”

“怎么,书包里除了语录本,你还有什么?”

“转诊单……”

“还有半个冷馒头,”

“不!还有一张唱片。”

“唱片?《沙家浜》?《红灯记》?《海港》?《智取威虎山》?……”

“都不是!”我打断她的话,怕她一口气背出八个让人听起来都腻歪得想呕的剧名来。“是一张柴可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她的眼睛顿时大放光明,我从没看见过在沙漠中长途跋涉之后忽然看到绿洲的旅人的目光是什么样,我相信,那些风尘仆仆的旅行者的目光就是她现在这个样子。她用她那双极柔软的小手连连拍着我的腮帮子。“你真棒!你太棒了!还有一张柴可夫斯基!”

我从书包里掏出那张唱片,把报纸扯去,露出封套上的柴可夫斯基像,一双若有所思的智慧的眼睛,一把俄罗斯式的大胡子。

“啊”她抚摸着柴可夫斯基的脸,亲切地说:“老柴!果然是老柴头儿!”

她怎么把柴可夫斯基叫做老柴呢?象喊叫一个熟悉的中国老头儿似的。我有点妒忌她,她怎么会跟他那么熟悉呢?我这个读过大学的人还不如一个只上过几天初中的女孩子!对于这个老柴简直是生疏得连一个音符也没听到过。但这张唱片是我保留下来的,在一个长长的、至今尚未了结的洗劫中。

“你真棒!你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是……”我不敢把真相告诉她,那样会在她面前显得太真实。任何一个太真实的形象都是可怕的。我会立即从“真棒”变成“真野蛮”。数不清的珍贵唱片、录音带和乐谱都被我付之一炬,而且还以为自己是当代林则徐,在义愤填膺地焚烧舶来的鸦片,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我只含混地回答她:“很偶然,可惜有个裂缝……”

“啊!”她好象懂了,也就不再问了。她可能在猜想:这张唱片联系着一个与我命运相同的悲剧故事,她不便勾起我的伤心事。这个误会可真是太大了,误会已经形成,就让她误会吧!“等等!”她闭上眼睛,把双手搁在胸前,肃穆地说:“让我静静地坐一会再听它。”她仰着天使般纯洁的脸,我猜不出她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但我能看出她正在竭力使自己的灵魂归于宁静。我象傻瓜似地张着嘴,呆呆地看着她那由于激动而变得红彤彤的小嘴。我有过她这种纯净的激情吗?没有。我有过的是另一种炽烈的、虔诚得歇斯底里的近似疯狂的冲动。此时,她在表面上象静止的湖水,而在她的心灵深处是被地层覆盖着的烈焰。我很惊骇,一张裂了缝的唱片会在她的心灵里掀起如此猛烈的狂澜。至于吗!

可怎么来听这张唱片呢?唱片自己会发声吗?当然不会,可我们怎么听呢?当我正在纳闷儿的时候,她睁开了眼睛,站起来,轻声对我说:“来一下。”

我跟着她,她打开另一间空屋,屋里堆积着破沙发、破椅子、棉絮之类的杂物,一般霉味,一下脚就会扬起一大片灰尘。她从那些尘土和杂物之间拉出一架显然是她自己用棍棒扎成的梯子,交给我。我扛着梯子急急走出尘土之国。她让我把梯子扛进狭窄的卫生间,靠在给水电工留的方孔之下,她爬上梯子钻进那小小的方孔,从方孔里首先递给我一部交直流两用收音机,然后再递给我一部捷克造的四速唱机。原来她的宝藏在头顶上。我和她擦拭了机器上的尘土,接上电源,打开收音机,收音机的扬声器里突然冲出来一句京剧样板戏的唱腔:“这个女人啊不寻常……”

她立即把旋纽旋到拾音的位置,硬是把马长礼的嗓音给拧断了。她所进行的最后的一道工序是用一条雪白的细纱女用手绢轻轻擦拭着唱片。她的如此珍爱和小心翼翼的动作使我的脸上渐渐发起烧来。对比——我现在才懂得对比这个在一切艺术领域中的强有力的手段,我过去只知道光影和色彩的对比在视觉上产生的效果,而且仅仅只是在技术性的意义上,从没想到对比有时会震撼人们的灵魂!

当晶体唱针在旋转着的唱片上发出丝丝的声音的时候,她用双手托着自己的下巴颏儿,注视着那旋转着的、幽暗的唱片的反光。

最初,乐音是在不知不觉中出现的,几乎是人的不安的叹息和痛苦的呻吟,很久才出现那个在外行人听来也是极为亲切而优美的主旋律,揪心的痛楚,一颗颗滚烫的泪不断直接滴落在最敏感最娇嫩的心灵上。又象是在承受,在坚韧地承受着荆棘、砾石、锯齿般的钝刀、盐粒儿和冰碴儿……我不自主地被那张破裂的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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