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处方》

后记 女儿,你是在织布吗?

作者:毕淑敏

在我正式写作十年以后,当我44岁的时候,完成了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名为《红处方》。

在这之前,我一直在踌躇,自己要不要写长篇小说?因为它对人的精神和体力,都是一场马拉松。我是个青年时代遭过苦的人,对所有长途跋涉的行动,都要三思而后行。我甚至想过是不是一辈子不写长篇小说?因为有好几位我所尊敬的作家,写完长篇后撒手人寰,使我在敬佩的同时,惊悸不止,最后还是决定写,因为我心中的这个故事,像一颗泡过水的黄豆,不断膨胀着,呼唤着我。

写作也像做衣服,先要有材料。鲁迅先生所说,宁可将小说素材压成速写,不可将作速写的材料拉成小说,讲的便是量体裁衣的规则。在我对生活感受的储存里,有许多材料,它们像。一些彩色的布头,每当我打开包袱皮,就闪烁着翻滚着跳到眼前,拼命表现自己,希望早些进入笔下。我总是慢慢地审视着它们,估摸着自己裁剪缝纫的技艺,不敢贸然动手。这其中有一堆素色的棉花,沉实地裹成一团,我数次因了它的滞重而绕过,它又在暗夜的思索中,经纬分明地浮现。

这就是我在戒毒医院的身感神受,也许不仅仅是那数月间的有限体验。也是我从医二十余年心灵感触的凝聚与扩散。我又查阅了许多资料,几乎将国内有关戒毒方面的图书读尽。

以一位前医生和一位现作家为职业的我,感觉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是一个视责任为人职的人。

我决定写这部长篇小说。前期准备完成以后,接下来的具体问题就是——在哪里写呢?古话说,大隐隐于市。我不是高人,没法在北京高分贝的声波中定下心来。便向领导告了假,到了我母亲居住的地方。那是北方的一座小城,并不是我父母的故乡,但他们离休后一直住在那里。父亲最后的时光在那里度过,安息在那片土地上。幽静的院落被一种深沉的暮气索绕,使我的心境浸入一种生命晚期的苍凉。

母亲问我选在家中哪一间房屋写作,按她的意思,是将我安顿在一间大大的朝阳房屋,那是整所住宅中最豁亮的地方。我迟疑着,想象中我未曾落笔的小说,似是一种更为凝重的调子。我最后选定了父亲生前的卧室。自老人仙逝以后,房门紧闭,一种极端的整洁和肃穆凝结在每一立方厘米的空气中。推开门来,是父亲巨大的遗像,关切地俯视着我。正是冬天,母亲说,这屋冷啊。我说,不怕。我希望自己在写作的全过程中,始终感到微微的寒意,它督我努力,促我警醒。

写作长篇小说,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可怕。在大约3个月的时间里,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工厂的工人一般准时,每天以大约5000个字的匀速推进着。有不少时候,我很想写得更多一些,汹涌的思绪,仿佛要代替我的手指敲击计算机键盘,慾罢不能。但我克制住自己的激情,强行中止写作,去和妈妈聊天。这不但是写作控制力的需要,更因为我既为人子,居在家中,和母亲的交流就是非常重要的大事。母亲从不问我写的是什么,只是偶尔推开我的房门,不发出任何声响地静静看着我,许久许久。我知道这种探望对她是何种重要,就隐忍了很长时间,但有一天终于耐不住了,对她说,妈,您不能时不时地这样瞧着我。您对我太重要了,您一推门,我的心思就立刻集中到您身上,事实上停止了写作。我没法缎炼出对您的出现置若罔闻的能力……

从此母亲不再看我,只是与我约定了每日三餐的时间,到了吃饭的钟点,要我自动走出那间紧闭的屋子,坐到饭厅。偶尔我会沉浸在写作的惯性中,忘了时辰,母亲会极轻地敲敲门。我恍然大悟地跑出去,才发现母亲守在餐桌旁,菜已凉,粥已冷,馒头不再冒气,面条凝成一坨……我怪她为什么不自己先吃一点,她总是说,你爸爸在的时候,我也总是等他一起吃。

于是母女相对无言。以后的日子,我再不敢丝毫贻误吃饭。

打印出稿纸越积越厚了,母亲有一次对我说,女儿,你是在织布吗?

我说,布是怎样织出来的,我没见过啊。

母亲说,织布女人,要想织出上等的好布来,就得钻到一间像地窘样的房子里,每日早早地进屋,晚晚地才出来,不能叫人打搅,也不跟别人说话。

我说,布难道也像冬储大白菜似的,需遮风避雨不见光吗?

母亲说,地窖里土气潮湿,布丝不易断,织出的布才平整,人心绪不一样,手下的劲道也是不同的。气力有大小,布的松紧也就不相同。人若是能坚持一天不说话,心里的那口气是饱满均匀的,绵绵长长地吐出来,织的布才会像潭水一般光滑。

我凛然一惊。

母亲的话里有许多深刻的道理,可惜我听到它的时候,生平的第一匹长布,己是疙疙瘩瘩地快要织完了。

好在我以后还会不断地织下去,穷毕生精力,争取织出一幅好布,以告慰无微不至关怀我的母亲,告慰父亲九天之上的英灵。

199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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