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

第53章

作者:路遥

阳历年过后阴历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北方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在这些日子里,山乡圪崂有些不讲卫生的“懒大嫂”们,冷得不想出门,往往就让自己的娃娃把大便拉在炕席片上,然后把狗唤过来给他“打扫卫生”,因此就有了那句著名的乡谚“三九四九,隔门叫狗”……气候的确是寒冷啊!

可是在这个冬天里,孙少安的心头却热烘烘的。

自从儿子降生以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一个作了父亲的男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个男人。

秀莲生孩子后,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他母亲过饲养院这边来侍候。妻子奶水很旺,因此麻烦事不多,他很快就正常出山劳动了。

往日在地里,他常贪活,总嫌太阳落山太早。可这些天来,他却怨太阳迟迟地不下西山——他急着收工,好跑回家去看亲爱的儿子。

当他急切地跑回家,扑上炕,看着自己的亲骨肉一对黑溜溜的眼睛望着他的时候,他就忍不住欣喜得鼻子一酸,他赶忙俯身去亲吻儿子的小脸蛋,却让秀莲把他的头掀在一边。妻子嗔怒地说:“你那副嘴巴把娃娃都亲疼了!”他也就嘿嘿笑着退开了。他的秀莲更丰满了,圆脸红润润的,带着做了母亲的幸福——多么满足啊!

但是,当无比欢欣的情绪过去以后,生活本身的沉重感就向他袭来了。

现在,孙少安更加痛切地感到,这光景日月过得太硒惶了!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作为父亲,能给予他什么呢?别说让他享福了,连口饭都不能给他吃饱!这算什么父亲啊……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养活不了,庄稼人活得还有什么脸面呢?生活是如此无情,它使一个劳动者连起码的尊严都不能保持!

按说,他年轻力壮,一年四季在山里挣命劳动,从来也没有亏过土地,可到头来却常常是两手空空。他家现在尽管有三个好劳力,但一家人仍然穷得叮当响。当然,村里的其他人家,除过少数几户,大部分也都不比他们的光景强多少。农民的日子,难道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这世事难道就不能有个改变?

作为一个整天和土地打交道并以此为生的人,孙少安知道,这一切不幸都是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造成的。说句反动话,如果让他单干种庄稼,他孙少安就不相信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前不久他到石圪节赴集时,听安徽跑出来谋生的一个铁匠说,他们那里有的村子,现在把生产队划成了小组,搞了承包制,超产还带奖励呢;结果庄稼都比往年营务得好,农民不仅吃饱了饭,还有了余粮。少安当时象听神话传说一样,把安徽铁匠的话没当一回事。吹牛哩!难道你安徽就不是中国的地方?

现在,他心想:也许真有这事哩!这办法当然好嘛!这样一搞,就肯定没耍姦溜滑的人了。而现在一群人混在一起,干多干少大家都一样,因此谁都不出力,结果一年下来都受穷!

少安马上心血来潮地思量他领导的生产队能不能也这样搞?

他尽管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又是个农民,但他凭直觉,感到“四人帮”打倒一年多来,社会已经开始有某些变化的迹象了。平时,少平经常看报纸,也给他透了不少外面的消息和国家大事。他知道,现在又提倡学雷锋了,上大学也不再是推荐,而是象文化革命前一样要考试:并且还提倡学文化知识;有本事的人也开始吃香了。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也恢复了名誉;报纸上还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哩!最重要的是,去年七八月份,群众拥护的邓小平又恢复了职务……孙少安想,他把一队分成几个承包责任组,来它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是也符合中央的政策吗?

但他又知道,这种“理论根据”是很牵强的。现在上级还号召叫农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抓阶级斗争,学大寨,赴昔阳。他还听少平说,报纸上登了个消息,说外地一个社员挖了些葯材没交公,就被村里的政治夜校批判了三天三夜……

这样一想,孙少安萌动的勇气就又不太足了。他象所有的这一代中国人一样,在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长大;知道这事弄不好会给他和家庭招致无穷的灾难。他想起前几年,他就因为给社员多划了点猪饲料地,被拉到公社批判了一通……

不过,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冒险事一直在他脑子里盘旋纠缠,无法摆脱;这叫他痛苦不堪。

有一天,他突然又想:我为什么不和队里的社员们商量一下呢?人多主意高,说不定这事还有门哩!再说,只要大家都同意,也就不要他孙少安一个人担风险了!

这样想过以后,他就立刻去找一队的副队长田福高。他想先和福高通通气再说。

他没有想到,福高听了他的想法,竟然高兴得手在大腿上一拍,说:“我看这事敢做哩!咱个农民,怕个球!他公家还把咱老镢把夺了不让受苦吗?干脆!咱把队里的社员召集起来,看大家的意见怎样?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干,咱就干!球!怕甚哩!”

少安一看副队长对这事如此热心,把他心中的火又燃旺了。他对福高说:“既然你支持,咱今晚上就开社员会!”

当天晚上,一队的社员们都聚在了饲养员田万江的窑洞里——这是一队的“会议室”。往常,开会前总有许多人涌到隔壁少安家里闹腾耍笑半天。今天队长门上别着红布条,示意媳妇坐月子,外人不得入内。

当社员们聚齐以后,少安就把他和福高商量过的意见。给大家端了出来。

这个空前大胆的设想,先把众位乡亲惊呆了。

紧接着,饲养室里顿时象煮沸了一锅水!

所有与会的人,都纷纷争抢着说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么做,并且一个个情绪非常激昂。庄稼人都明白,只要这样做,那今年下来,一队家家户户恐怕都要大囤冒尖小囤流了!

这群泥腿把子穷得都濒临绝境,因此没有那么多患得患失;这么严重的离经叛道行为,甚至连后果也考虑得不多。这样做,个人、集体都增加了粮食,为什么要拒挡他们呢?干!头脑热烘烘的庄稼人,已经沉浸在一片激动之中。他们已经纷纷议论起怎样分组;分组后怎样劳动;有的甚至描画这样一年下来,他们的光景日月将会如何美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热打铁,现在就研究着往开分!

在众人的闹哄声中,小队会计田平娃已经在炕桌上铺开了几页白纸,准备记录大家的意见。众人立刻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开了。

弄了大半夜,庄稼人还连一点瞌睡也没。这些没文化的农民,竟然搞出了一份叫人大为惊呀的“文件”——田平娃给它起了个正确的名字:合同。

现将其中的一份抄录于后,无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不读,有兴趣的不妨浏览一下——双水村大队第一生产队一九七八年农业作业组生产合同经协商,第一生产队(甲方)与第三农业组(乙方)订签七八年生产合同如下:一、生产任务:定土地220亩。夏田103亩,其中小麦83亩,复种荞麦10亩;秋田117亩,其中玉米60亩、谷子15亩、糜子25亩、蔓豆10亩、其它豆类7亩。二、交队产量:小麦12940斤、玉米17700斤、糜子3550斤、谷子3300斤、蔓豆1700斤、荞麦800斤、其它豆类1190斤。

三、定工:按照各种作物的工序和组内社员投肥,共定工3140个。其中工序工(见附表)2340个;组内社员投肥工2800个。

四、投资:投化肥2300斤、农葯款10元。

五、奖赔:全奖全赔。所定工序如有一道工序未搞,除扣本工序定工外,再扣总定工的10%。

六、说明:组内搞副业需经生产队批准。其收入队、组各半;队按1.50元一个工给组记工。

队长:孙少安(签名)

第三农业组长:田福林(签名)

第二天上午,孙少安拿着这些“文件”进了田福堂家。他向书记详细汇报了一队今年的这新打算、新办法;并且把开会的情况也给书记说了。

田福堂听了这事,就象耳朵边响了一声炸雷,都懵了!他半天弄不懂倒究发生了什么事!

但有一点他很快明白了过来:一队长胆大包天,准备带上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他一时不知该对少安说什么。

本来,他自己可以毫不犹豫地一口否定这无法无天的行为。但听少安汇报说,一队的社员都拥护这样做;并且是全体一致通过的。这样一来,他就先不能忙着表明他的态度了——当然,他就是立即表态反对,他也肯定是正确的!这样做,一队的社员就都会骂他田福堂;而这个队大部分又都是他的同族人。如果田家圪崂的人起来反对他,那他田福堂在双水村就成了孤家寡人。不能!先把少安这小子打发走,让他想一想再说!

他于是就对等待他表态的少安说:“这么大的事,我田福堂一个人怎敢给你们表态?你先回去,等我和大队其他人开会研究后再答复你们!”

少安就马上从书记家告辞了。

田福堂手里拿着少安放下的“材料”,就象拿着一颗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慌慌忙忙地把孙玉亭叫到了家里。

孙玉亭一听这情况,立刻震惊得张大了嘴巴。他激愤地说:“毛主席老人家一去世,人的心胆越来越大了!竟敢明目张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了得!没王法了!”田福堂讥讽说:“你们家出了大人物,敢领着群众造社会主义的反!”

孙玉亭坚定地说:“谁反对社会主义,我就反对谁!别说是我的侄儿,就是我父亲现在活着,他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

田福堂说:“不论怎样,你侄子已经闹腾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到石圪节去!”孙玉亭气愤地说。“也不必这样。咱是不是先开个支部会,看他们其他人怎说?”

“这还要开什么支部会哩?”孙玉亭说,“这明摆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他们其他领导人还敢支持吗?干脆,别再费这神了,你赶快到公社汇报去!”

孙玉亭一下子提醒了田福堂。对!这么严重的路线斗争,不是双水村能够解决了的,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田福堂说走就走,骑上自行车很快动身去石圪节公社,找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去了。

与此同时,孙玉亭连家也没回,火急火燎地找到他哥孙玉厚,让他赶紧说服孙少安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恐怕公安局的法绳就要套到他娃娃的脖子上了!

那晚上的社员会孙玉厚没有去参加,因此并不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乱子。

他紧张地听完玉亭的叙说后,立刻拉着弟弟到一队饲养院去找儿子。

老兄弟俩来到饲养院,因为秀莲坐月子,按乡规他们不能进家去。

他们就把少安从窑里叫到院子来。

兄弟俩立刻围住他,连说服带吓唬,让他赶紧声明不再“胡闹”了。孙玉亭还建议侄儿主动到公社投案,好争取党和政府从宽处理。

少安一看两个老人这么惊慌,心里烦乱极了。说心里话,他对这事也没有什么把握。但现在已经骑到了老虎背上,也不好轻易下来。尽管一般情况下他都老成持重,但有时也有年轻气盛的一面,事情究竟怎样,现在还没最后定论呢!他不能答应两个老人的要求。再说,事到如今,这事就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的,而牵扯一队的几十户人家呢!他平静地对两个老人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先不要管,有什么差错我自己承担!”

这老兄弟俩没想到少安这样回答他们,气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孙玉亭一看侄儿冥顽不化,干脆一拧身回家去了。哼!到时吃了亏,甭怨你二爸没提醒你小子!

孙玉厚一看玉亭走了,自己便抱住头蹲在寒风地里,急得几乎快要哭了。

少安见父亲这样痛苦,就劝他说:“爸,你别这样。你先回家去,让我一个人想想再说……”

孙玉厚看当下说不转儿子,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当田福堂气喘嘘嘘地赶到公社,向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了双水村的“严重政治事件”后,公社的两位主任也惊呆了,从白明川来说,他不久前心里也闪过这种设想,但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已——他没想到,孙少安这家伙竟然这样干开了!

两位主任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公社也不敢处理,就立刻用长途电话向县革委会的领导作了汇报。

这消息顿时使原西县革委会炸了!

冯世宽很快召集常委们紧急开会——讨论双水村出现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

在会上,冯世宽没等大家说话,他自己先严肃地对这件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发言。在发言中间,他停顿了一下,立刻指示一名常委出去给各公社打电话,看其它公社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出现,要立即制止,狠狠批判,严厉打击!

冯世宽发完言后,李登云和马国雄接着发言,坚决支持冯主任的意见。但副主任田福军提出,县革委会能不能心平气静地研究一下这个新情况呢?另外,是否可以不必忙着处理这事?他建议先由县、社、队三级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把具体问题调查清楚再做结论也不迟!

田福军由这个问题,转而很沉痛地论述了全县的农业生产情况。他大胆地指出,他们村子出现的这个情况,也许能反映了全县农民的一种情绪。孙少安的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目前农村既然已经贫困至极,人们就得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作为管农业的副主任,田福军立刻给常委们摆出了一滩数字:一九五三年全县人均生产粮九百斤,而去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五八年到七七年的二十年间,有十六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都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仅有三百一十五斤,而其中三百斤以下的就有二百四十一个大队、四万一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四九年人均生产油品九斤二两,去年下降为一斤九两……社员收入低微、负债累累,缺吃少穿。劳动日值只有二、三角钱,每户平均现金收入只有三、四十元。超支欠款的达二千三百户。去年国家贷款金额近一千万元,人均欠款五十多元。社员欠集体储备粮一千三百多万斤、相当于全县近一年的征购任务……

田福军罗列完这些数字后,痛心地说:“我们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田福军发完言后,常委们都沉默了。

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事实归事实,问题归问题。

归根结底,总不能让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

冯世宽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一些。他沉吟了一会,说:“你们先谈着,让我打个电话,把双水村的情况向地区领导汇报一下,看上级有什么指示……”说完他就出去了。

一刻钟以后,冯世宽回到了会议室。他向常委们传达了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的指示:坚决制止!

这是“终审判决”。大家都再不言语了。

常委会决定:立刻通知石圪节公社,坚决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对于当事人孙少安,因其计划在事实上还没有实行,不予处分;但责成公社通过适当的方式,严肃批评教育这位生产队长。另外,针对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县革委会要立即专门发一个文件……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改革尝试——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以失败而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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