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

第27章

作者:路遥

一九八一年农历正月十六过罢传统的“小年”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城,顿时涌满了公社和农村来的基层干部。这些人胸前的钮扣上都挂着一张红油光纸条,上面印有“代表证”三字。各县每年这个时候召开县、社、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似乎象过节一样,也成了个传统。会议期间,这些小小的县城陡然间会增加一倍左右的人口,显得异常地拥挤和热闹。县城的小学、中学和各机关一切闲置的房屋和窑洞,都睡满了这些各地农村来的杰出人物。通常这期间,县上都要唱大戏;这种会议似乎越热闹效果越好。

按老套路,每年的“四干”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产,全体大会上,由县委书记做总结报告,县上其他领导围绕报告中心分别讲一通话,然后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讨论。

今年的“四干”会非同以往;因为这是农村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不知哪个县开的头,今年“四干”会除过传统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一个新内容:在会议结束时举行声势浩大的“夸富”活动。

于是,各县闻风而纷纷效仿。

这真是时代变,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干”会,通常都要批判几个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敌人”、今年却大张旗鼓地表彰发家致富的人。谁能不为之而感慨万千呢?既然各县都准备这样搞,原西县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尽管县委书记张有智向来反感这类大哄大嗡,但看来不这样搞也不行。以前他是副职,不感兴趣的事可以回避;但现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夸富”实际上是赞扬新政策哩!

张有智把这件事交给“二把手”马国雄去操办。这差事正对国雄的口味,他最热心这些红火工作。我们知道,一九七七年,他曾负责“导演”了接待中央高老的那次著名活动。

马国雄根据常委会的决定,早在元旦前后就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选“冒尖户”。“冒尖户”的标准是年收入粮一万斤或钱五千元;各公社不限名额,有多少推选多少,但不能连一名也没有。“冒尖户”除在春节后”四干”会上披红挂花“游街”以外,每户还要给奖励“飞人牌”缝纫机一架。

这件事首先难倒了石圪节公社书记徐治功。治功知道,按照县上要求的标准,他们公社连一个“冒尖户”也找不出来。石圪节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新政策才刚刚一年,凭什么能打下万斤粮食或赚下五千元钱呢?这不是逼着让他徐治功去上吊吗?哼,别说农民,他徐治功也没那么多家当!

可是,找不出“冒尖户”,徐治功没办法给县上交待,再说,没个“冒尖户”,他又有什么脸向去参加“四干”会?

找不出来也得找!找不出来就说明他徐治功没把工作做好!

他们副手刘根民叫来,发愁地和他商量到哪里去找个“冒尖户”。

两个人扳着手指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往过数,结果还是找不出来一个。

徐治功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一巴掌,说:“我好象听说双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钱,兴许这个子能够上标准哩!”刘根民淡淡一笑,对兴奋的徐主任说:“据有人传说,他的钱不是从正路上得来的去他妈的!不管是偷的还是抢的,只要凑够五千块就行了!”

“这样恐怕不行。”刘根民摇摇头,再说,如果这小子真是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钱,他也不会给你说他有那么多。”

“那咱们怎么办?”徐治功束手无策地问刘根民。刘根民能有什么办法呢?

徐治功背抄着手在地上走了两圈,又来了“灵感”,说:“你的同学孙少安怎么样?这小子开了烧砖窑,说不定赚下不少钱呢!”

“据我所知,少安也没赚下那么多钱。”刘根民说。“不管怎样,咱们一块到双水村去看看!”

刘根民也和徐治功一样急,找不出个“冒尖户”,县上不会饶了石圪节公社。

刘根民只好和徐治功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双水村找孙少安,看能不能把他的同学凑合成个“冒尖户”。

公社的两位领导在烧砖窑的土场上找到了满脸烟灰的孙少安。

少安听他们说明来意后,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也不想想,我就这么个摊场,怎么可能赚下那么多钱呢?”“你甭轻看这事!”徐治功诱导说:“当了‘冒尖户’,不光到县上披红挂花扬一回名,还给奖一台缝纫机呢!”“我没资格去光荣嘛!”少安无可奈何地说,“把我的骨头卖了,也凑不够那么多钱。”

“嗨,这就看怎样算帐哩!”徐治功嘴一撇,给刘根民挤了一下眼睛,“咱们回家去说吧!”

少安引着他们回到家里。徐治功一进院子,就指着少安的三孔新窑洞说:“这不是个‘冒尖户’是个啥?”秀莲一看两个公社领导上了门赶忙洗手做饭。

徐治功立刻发明了一种“新式”算帐法。他把孙少安的现金、粮食、窑洞和家里的东西统统折了价,打在一起估算。后来又加上了现存的砖、砖坯和烧砖窑。尽管这样挖空心思算了一番,结果还是凑不够五千元。这时候,在锅台上擀面的秀莲插嘴说:“要把我爸爸的算上大概就够了。”她听说能奖一台缝纫机,就一心想当这个“冒尖户”,她早就梦想有一台缝纫机。

“对!”陷入困境的徐治功高兴地说“可是我和爸已经分家了。”少安说。

“父子分家不分家有什么两样!”秀莲白了一眼丈夫,意思是埋怨他太傻了,为什么把一台不要线的缝纫机扔了呢?

徐治功竟然就麻麻糊湖把孙玉厚的财产也算到少安名下,总算凑够了“标准”——他终于搜肠刮肚为石圪节创造了个“冒尖户”。

会议期间“肯尖户”们象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其他社队干部都是自带铺盖,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而“冒尖户”和各公社领导一起被安排在县招待所,两个人住一间带沙发的房子;吃饭也在县招待所的小餐厅,有社会还普遍贫穷的状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佩戴着写有“冒尖户”的红纸条走到街上。连干部们都羡慕地议论他们——是呀,这些每月挣几十元钱的公家人,恐怕有五千块存款的也不多。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过去尊敬的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却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这些腰里别着人民币的人物身上了。

孙少安站在这个光荣的行列里,心慌得象兔子一般乱窜。他知道,在全县这几十个“冒尖户”中、大部分是真“冒尖”,也有假“冒尖”的。他自己属于后一种“冒尖户”。他真后悔为了一台缝纫机而来受这种精神折磨。除过开会,他也不上街去;他心虚,似乎感到城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假”的。

他同屋住着柳岔公社的一个“冒尖户”,名叫胡永合,是靠长途贩运发财的。这家伙是个真“冒尖”。据他夸耀,他可以一次包县运输公司的两辆汽车,到省城和中部平原的县镇拉面粉,回到山区每袋净赚四五元钱。胡永合气派很大,对少安说,他今年还准备办个罐头加工厂呢!

几天以来,孙少安被各种情况刺激得坐卧不安,同时也在内心升腾一种新的雄心壮志。他感到,由于过去太穷,生活一旦有所改善,就有点心满意足了。现在看来,他应该放开手脚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冒尖户”。他暗暗下决心,明年他要理直气壮地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在别的“冒尖户”们外出逛悠的时候,孙少安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开始谋算他下一步的宏图远景。他想回去以后,先立刻筹划买一台中型300型制砖机,多开几个烧砖窑,办它个真正的砖厂!

当然,要迈出第一步困难就很多。首先是资金问题。一台中型制砖机就得五千元,他个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更不要说扩大生产还得有其它花费。至于人手,现在倒可以雇几个人;虽然雇工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但许多地方已经有这样的现象,公家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他二爸说,报纸上现在对这问题正讨论着哩。

他首先发愁的是钱。没有办法,看来只能走贷款这条路。

这一天晚饭后,他找到了公社的徐主任和刘主任,向他们倾吐了自己的心事。

徐治功和刘根民马上表示支持他的想法,说回去以后立即给他贷款,他要多少就给贷多少。两位主任这次会上也受到了强烈刺激。别的公社都有两名以上的“冒尖户”来参加会议,就他们公社是一户,并且还是个假的!他们来参加这个会实在是脸上无光,因此决心回去也要大干一番,下决心搞出几个真正的“冒尖户”来!

“四干”会的最后一天,原西县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冒尖户”大会(当时俗称“夸富”会)。

这一天,原西县城一片热闹。除过参加会议的一千多名干部外,城里的机关干部和市民也都纷纷涌进了县体育场。县广播站在向全县转播大会实况。体育场挤得人山人海。主席台下,“冒尖户”们全部披红挂花,骑在高头在马上,一个个都被装扮得象状元兼驸马。人们都新奇地想挤前去看看这些光荣的老百姓。

简短的会议仪式举行完以后“夸富”大游行开始了。总指挥马国雄手里拿着个电喇叭,满头大汗地跑个不停,指挥着游行队伍按顺序出了体育场,浩浩荡荡走向大街。

游行队伍的最前边是十几班吹鼓手。这些被召来的是全县最著名的乐人,唢呐上挽着红绸花,一个个都大显神通、腮帮子鼓得象拳头一般大。唢呐声和锣鼓声震天价喧吼。四面八方鞭炮声聚起,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

乐队后面,是骑马的“冒尖户”们。他们的马都由县委和各部门的领导人牵着,使得这些受宠的泥腿把子们,都十分不好意思;此刻一个个羞怯地低着头,象些新娘子似的。“冒尖户”后面,是一长溜工具车。每辆车驾驶楼的顶棚上面,都搁着一架“飞人牌”缝纫机——这是给“冒尖户”们的奖品;缝纫机上贴着大红“喜”字。马国雄几乎把这个活动弄成了集体婚礼。工具车使劲按着喇叭,警告两边潮水般拥挤的人群让路;它们跟在马匹后面,象乌龟般慢慢地爬蜒着。工具车后面,紧跟着“四干”会的一千多名代表。市民们现在已经挤在街道两旁,欢天喜地观看这场无比新鲜的热闹景致……

披红挂花的孙少安骑在马上,在一片洪水般的喧嚣和炮仗的爆炸声中,两只眼睛不由地潮湿了。此刻,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个冒充的“冒尖户”,而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第一次感到了作为人的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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