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

第一节

作者:路遥

第六次相遇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里为报纸赶写一篇报道。

大约是早晨九点钟左右,听见有人不住气地敲我的门,敲门声看来不是询问能不能进来,而是非要时来不可。

我厌烦的事情又发生了,只好把笔扔在稿纸上,前去开门。在这个过程中,敲门声一直不断,而且相当没有规矩,我生气极了。门一打开,我看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生人。

来人年纪不大,约摸十八九岁,脸上汗淋淋的,一对黑眼珠灵活地转动着,张开嘴只管对我畏怯地笑着。从他那身半新半旧的制服和手里那个落满尘土的大黑人造皮革包,一看便知道这是我家乡那里来的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

“你是刘叔叔?”“是。”我说。听他说话的确是家乡口音。

“我是张家堡的。”他说。

“谁家的娃娃?”我问。

“我父亲叫张志高。你认识……”

“噢……”我这下才看出他脸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点。是的,他简直就是我童年认识的张志高。

我把五叔的后人让进家门,给他冲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过茶杯,坐在椅上,端着那坏茶,也不喝。“你来省里有什么事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嗫嚅着说:“我父亲在这里被拘留了。我来看他。”“什么?”我惊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为什么?”我问他。

“为倒贩粮票。”“现在在哪里?”“新城区公安局”。“你见他没有?”“没……走时我妈安咐我,让我来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脑子像乱麻一般没有了头绪。

我透过水的窗玻璃,望着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开始盘算我该怎样对待这件事。

我知道五婶叫儿子找我来的意思是什么。记者在我们家乡人的眼里也是一种不小的“官”,甚至我父母亲都这么认为。这多年,凡是家乡来省城办事的人,包括县上我所认识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干部也翥找我,让我给他们走这样那样的“后门”。他们来,当然都不空手,总要给我带些家乡的土特产;我自己自然也要给他们管饭。我爱人为这些事早已经叫苦连天了,和我吵了好几次架。我自己心里也相当烦。但没有办法,乡里乡亲,远路风尘来到你门上,能把人家赶出去吗?这不是说我已经“修”了,看不起家乡来的人;也不是小气得不愿给他们管饭。关键是这些事太耗费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个办事处,有的人甚至把这里变成他们在省里办肥事和做买卖的碰头地点。并且不时让我给他们“走后门”。其实我在这方面并不开窍,只能帮他们找找旅社,买买车票而已。

现在,五叔的儿子又找上门来,肯定是要让我想点办法把他爸领出来。这真是开玩笑!我怎么敢去触犯神圣的法律呢?“你父亲还当大队书记吗?”我随便问五叔的儿子。

“当着哩。”他说,手里仍然拘束地端着那杯一口也没喝的茶水。“你住下了没?”我又问他。

“住下了,在建华旅社,离你们这里不远。”

我考虑了一下,对他说:“我现在忙着要写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写完再说。”

小伙子立刻站起来,脸上显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机灵地过去拿起了那个黑色人造革皮包。

我也机敏地意识到,我又面临那老一套子,赶忙先发制人,过去捉住他的手,不让他把那些我已经熟悉而厌烦的礼物给我留下。我知道这些人虽然不识字,也没经见过世面,但懂得一条经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给我说个什么!

结果,五叔的儿子用劳动锻炼出来的力气,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墙角里,我没站稳,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伙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机,麻利地拉开了黑皮包的拉链。他怕我腾出手又来拒挡他,竟然把那一包红枣、瓜籽和没有肃壳的落花生“哗”一下全倒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我是个爱干净的人,见那沾灰带土的礼物把一张干净的办公桌弄得一塌糊涂,连稿纸、笔记本和钢笔也被埋了,于是又绝望地扑过去。结果又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来站的地方。这种送礼的方式的真诚到了野蛮的程度。我虽然又气又急,但还不能发作,只好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份恼人的馈赠。

五叔的儿子看我失去了拒绝的信心,就满意地一溜烟跑了。我沮丧地站在屋角里半天不能动弹。我为五叔悲哀,也为我自己悲哀。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阳台上,接连抽了几支烟。

现在的问题是,我去不去拘留所看五叔呢?

想来想去,不管能不能见到他,我总应该去一次。这不是说五叔的儿子给办公桌上倒了一堆土特产;也不是说我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从拘留所领出来;而是说,他毕竟是我的乡亲,并且是我姑夫的弟弟,而且小时候他曾给过我那样的爱抚;我也曾怀着那样愉快的心情,和他的老黄狗一起卧在他的身边,听他弹奏过那叮叮咣咣的土三弦……

第二天早晨,我连早点也吃,就直身去新栽区拘留所看我的五叔。刚下过一场雪,街上乱糟糟的。有的地方雪已经化成水,有的地方又结成了冰。自行车和行人的洪流簇拥着电车和汽车,在严寒笼罩的大街上流淌,迎面过来的人,嘴里都喷着白雾。我在这庞大而纷乱的旋流中走着,由不得想起了家乡冬日的早晨。在这样的日子里,故乡的山野已是一片荒凉。班驳的积雪反射着阳光;寒风打着唿哨吹过冰封的河道和清冷的村巷。四野里全是一片寂静,只能偶尔听见一两声鸦的啼叫。庄稼已经收割,禾场上也没有多少堆积了,但人们仍然在田野里操劳着。拉粪,打柴,编筐,修理坏了的农具,给大牲口铡草……今年虽然结束了,但赶紧要为明年的一切劳务。天地是寒冷的,但生活仍然热气腾腾。这就是我熟悉的故乡。现在我要去看望的那个人正是从这一块土地上来的,他现在本来也应该在那里,像其他人一样为明年的活计而操劳,可是现在却被拘留在了省城里。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人竟然出来搞这种把戏。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此。问题在于:“为什么让这样一个人来领导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呢?在这之前,我已经几次和五叔相遇,我早觉得他已经再不能担当这个职务了,可是他仍然一直是张家堡大队的党支书……我踩着乱糟糟的人行道走着,脑子里也乱糟糟地想着。

我来到一家副食门市部买了一些点心,心情就像去医院看望一个得病的亲朋好友,沉痛地来到新城区的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办了一些必须要办的手续后,一位预审科的干部接待了我。这位干部告诉我说,我要查问的这个人问题基本查清,属于倒贩粮票,但数量不大,已经和本人所在地的领导机关联系过了,不久就可以让他们来人把他领回去。

我问能不能见一见他?

这位干部说,按现在的规定,轻微犯罪主要案查清后,亲属在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可以见面,不过要协助工作人员做犯罪者的转化教育工作。

我说我虽然算不上是他的什么亲属,但我一定会帮助做工作的。这位干部让我坐在这儿等着,他就出去了。

不一会,公安干部领着五叔进来了。

我先吃了一惊:我一下子竟然认不出五叔来了。他脸色灰白,头发和胡子毛碴碴的,背驼了下去,个码也好像低了许多。两只原来咄咄逼人的眼睛,现在毫无光气地深陷在眼窝里。那本来挺壮实的身板,一下子就好像瘦了许多圈,显得衣裤异常地宽大而不合身。一个在家乡土地上有权有威的强人,此刻已经没有一点分量了。

五叔一见是我,嘴chún子剧烈地哆嗦着,凄惶得眼泪在毛胡茬子脸上淌个不停。他眼睛不时胆怯地瞄着公安干部,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竟然像驴蹄子踢了一般,讷讷得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了。我对五叔说:“你要好好把问题交代清楚,不要隐瞒任何一点什么,争取从宽处理,党的政策……”

没等我说完,五叔忙接住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五叔对政策是熟悉的。我也再没什么好说的,只是重复刚才的意思。五叔也一再表示他一定好好交代问题,知罪伏法。规定的谈话时间到了以后,工作人员就把五叔领走了。临出门时,五叔回过头悲哀地望了我一眼,使我的心忍不住像针扎了一般痛楚。是的,不论怎样,他现在沦落到这般地步是一种极大的不幸。五叔啊,你怎么从我记忆中那个纯朴热情的青年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呢?

我怀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沉重心情出了拘留所,又来到了拥挤热闹的大街上。电车、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仍然在这宽阔的大道上流淌着,像一条永远汹涌澎湃的河流。是的,生活的河流永远激荡,但也总会有一些船只搁浅。

太阳已经从东边那一片灰蓬蓬的建筑群中升起来,把那淡淡的桔红色的光芒洒在积雪演化了水迹斑斑的笔直道上,空气里已经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潮湿的暖气,甚至能嗅到远方田野和山谷中飘来的泥土和草的气息。

我在拥挤的人群中匆忙地走着,纷乱的人群和车辆,那一排排落光了叶子的中国槐的褐黑色枝丫逐变成模糊的一片,而五叔那张长着毛碴碴胡须的面孔却在眼前清晰地晃动着。我很快想起了我上一次和他相遇的相遇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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