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的一幕》

第06节

作者:路遥

深秋的夜晚。除过个把秋虫的聒噪声,天地间一片死气沉沉。远处的山岗黑幢幢地屹立着,月光照出的半面山坡,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显得很荒凉。城市是寂静的,但潜伏着危险。这时间,“孙大圣”和“千钧棒”们说不定在每一个角落里活动着。黑夜是属于他们的。

马延雄顺着城墙下的小路,步履蹒跚地走着。好在这地方荒凉,又是夜晚,所以没有什么人,他的精神暂时不那么紧张了。城墙上和小路边长得正茂的苦艾散发出浓烈的味道,直往他鼻孔里钻。多香!他在这秋草丛生的小路上走着,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脊背像背着一捆葛针,疼得万箭钻心。路啊睡啊!你将通向何方?对他这样一个为党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人来说,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前途,永远在他个人命运之上。目前社会的现实状况使他不寒而栗:天啊!怎么人民和人民打起来了?群众批他、斗他,他想得通——共产党员嘛,怕群众批评还行?可是,怎么坏人也赶来斗上好人了?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这成了什么社会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他嘴里喃喃地呼喊着: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这情况呀?

他有经验:党的历史上任何群众运动都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最后总是能纠正的。这次运动目前实在是太过火了,但他相信最后也一定能纠正的。眼下,他不因为自己受了罪就怀疑这运动本身的伟大——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啊!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和信赖是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血汗凝结成的,是不可动摇的。他个人挨打也罢,受气也罢,只要这些对党有好处,他也心甘情愿。

他,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县委书记,在这场也许是伟大运动的不正常情况中,在这些流血的日子里,应该怎样呢?他想: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党性原则还不就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保护人民群众,勇于为人民群众献身吗?他现在也完全应该这样做。当然,他知道他是当前全县矛盾的焦点,一切灾祸都可能由他身上引起。他个人又对现在任何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他只有挨打和被批斗的份。但是,他在内心中要求自己:要在这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尽他的一切可能力量保护人民群众,他汉有胡说、胡表态、胡应承,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危考虑,而造成人民群众的不幸。就是这个原则。他这样想着,走着;走着,想着。已经快到城墙的豁口了。出这豁口就到了城外。出豁口下个坡,就是他的家。家啊!现在成了个什么样子呢?他三个月没有回家了。那三口人现在怎么样了呢?正在他这样想的时候,路边的草丛里突然嗦嗦地钻出一个人来,一下子扑在他怀里,抱住他“哇”一声哭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凄切而又可怜。他感觉到那个小小的脑袋在他的怀里*挛地颤抖着!

啊,在月夜的朦胧中,他认出,这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小梅!他伸出两条柘瘦的胳膊,一把把孩子抱起来,他自己跟着又摔倒了——一颗石子正垫在脊背的伤痂上,痛得他几乎大声喊出来。他咬着牙坐起来,头上泌出了一层冷汗。

孩子还在他怀里——她已经顾不上哭了,两只小手在他身上摸索着,一双惊慌的泪眼望着他,嘴里呢喃着:“爸爸!爸爸!跌痛了没?跌痛了没?……”

他垂下头,把自己苍白的额头贴在孩子的额头上,亲昵地摩擦着。半天,他才说,“不要紧,不要紧……小梅,告诉爸爸,你怎么一个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了!”

孩牙啜泣着,小嘴chún发着颤,说:“妈妈的胃病又犯,打发我到中学做饭的刘伯伯那里寻几颗止痛片。返回来时,我看见城墙根下过来一个人,我吓了一跳,还当是个讨饭的呢!后来才认出是爸爸……爸爸呀!”孩子又一次呜呜地哭起来。

两颗泪珠从他眯缝着的眼睛里涌出来了,从白蜡一样的脸颊上淌下来,滴在了孩子的小脸蛋上。

一阵呜咽从他胸脯里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声来!他又把这呜咽咽回到肚子里去了。他枯瘦的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妈妈在家吗?哥哥在家吗?”

“妈妈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着。哥哥不在了,说划清界线哩,给人家造反派提浆糊桶哩……那天你游街,他还喊打倒你哩,可罢了我见他藏到城壕沟里放开声嚎哩……”

马延雄鼻子一酸,带着呜咽的声音问:“……那……谁给你们……闹粮闹柴……哩……”

“粮站不给咱家卖粮了,炭也只剩了一点点,我们一天才吃一顿饭,也吃不下喀……我也不敢到学校里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们打我,说我是反革命的女子……”

她小小的肩头剧烈地耸动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那张小脸上滚淌。在那大动乱的十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和父母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在担心惊怕中度过童年。马延雄的心像刀绞一般痛楚。他想说几句安慰孩子的话,但他又说什么呢?他枯的手只是神经质地轻轻揪着她小脑袋上的羊角辫,嘴里喃喃地说:“别哭了。小梅,别哭了。爸爸不是回来了……”“咣!咣咣咣……”一阵敲击金属的响声,突然从城墙的豁口里传过来。

悲痛的父女俩一惊:只见豁口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光头,驼背,嘴里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

“老高!”马延雄忍不住脱口喊出了声。

高大的驼背人猛地站停住了。他迟疑了一下,跑过来了。

他站在马延雄的面前,把手里的铜马勺和拨火棍扔在地下了。月光下,两个人互相扶抱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们一同坐在路边的草地上。

马延雄打发小梅先回家去,他把自己的破棉袄放在一边,一只手轻轻搭在高正祥厚实的肩背上。

高正祥是这个县的县长。

他和马延雄从小在一起揽工,又一起起来闹革命。四七年打游击,马延雄是区游击队指导员,他是队长。以后他们又多年一起工作,既是老战友,又是亲密的弟兄。

老高是个直筒子,有时候在红总或者红指批斗他的会上,如果不符合事实,他就自己为自辩护,甚至顶撞批斗他的人。为此,他挨了不少打。好在他身体结实,还没被打垮。

造反派们也抓不下他什么大问题,就任意扣了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强迫他每天“自我游斗”,时间从每天早上六点开始,直到晚上下一点结束。他每天就这样重复着那句“自报家门”的话,从满天星星走到星星满天……

“延雄,党……大概不要咱们了……”高正祥紧挨马延雄坐着,痛苦地开口说。他说了这一句话,半天合不住发颤的嘴chún,铜铃般的大眼睛里泪光点点——这是一个感情激荡的年代,谁没有溢流过这感情的液汁呢?

他等待着马延雄回答。他相信他比他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老高,千万不要这样想。”马延雄吃力地拔起一棵苦艾,把那带泥土的根举在鼻前贪婪地吸吮着。

“党最终不会丢弃我们这些人的。到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决相信这一点。咱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这一切都看成是党对咱们的考验。”马延雄把手里的苦艾倒过来,脸偎着它冰凉的枝叶,继续缓缓地说:“咱们这一批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大的考脸。历史证明,咱们经受住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呢?”他眯缝着眼睛望着他的老战友,“十几年来有过一些考验。但这文化大革命也许是一次根本的考验,考脸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坚持到底……”

高正祥沉思着这些话,呆呆地说:“问题可能应该这样考虑,可是我咋也想不能:为什么有人不工作,没人斗,咱们拼命工作,却挨斗。拼命工作的人都成了反革命,不工作的人倒成了没问题的人……你看,咱们不知流了多少汁修起来的水电站,现在也成了‘黑水电站’了。他们就在明晃晃的电灯下说这电站是‘黑的’。真不要脸!为修这水电话,你把一个脚指头都叫石头剁掉了……而李维光屁都不干,现在却成了‘革命领导干部’了……再说吧,那些坏家伙为了把你打倒,红口白牙,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哩!”高正祥一边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捶着路边的草地。

马延雄丢掉手中的苦艾,亲切而严肃地看着高正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正祥,问题也不能光从一方面来看。十几年来,我们的确搞了许多蠢事,也的确积了不少问题。许多做法都伤害了群众的利益。党的干部身上也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甚至完全成了群众的老爷,群众心里有气嘛!就拿咱们县来说吧。搞了十几年社会主义,结果许多群众至今还少吃没穿!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众,也要正确对待自己。要不,群众不打,我们也要垮台!只要我们时刻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大多数群众最终是会谅解我们的。当然,少数坏人乱扣帽子,我反感。不知你怎样,我是在心里有意无意经伫些人记着帐哩。但是,不能把这些人和群众的批判混在一起来看。老高,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不正常的情绪搅乱了正常的思考……”

高正祥睁圆眼睛望着马延雄苍白的脸:这个瘦弱的人,他的胸怀是多么宽广啊!他把自己出过力的大手主在马延雄的腿膝盖上,轻轻地摩挲着。他的农民似的脸淳朴地对着马延雄,说:“延雄,我理解你这些话了,我们应该多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管我们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不能失挤共产党员的觉悟。你的话很对,我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一切看成是党对我们的考验。就是有些人把我们当反革命看待,自己也应该把自己当成共产党员来看,是不是这样?……唉!不是你今晚这一番开导,说不定我明天就跳崖自杀了。挨打爱气不要紧,思想痛苦比什么都折磨人!”马延雄把自己枯瘦的手压在高正祥的手上,满怀葛情地说:“正祥,不要灰心,要撑下去!”

两个人从草地上站了起来。

月光下,他拾起了他的破棉袄,他拿起了他的马勺和拨火棍。他们微笑着,无言地互道着珍重,情绪甚至有点激昂,不像是两个被批斗的“走资派”,倒像他们当年离开游击队的露营地,分头去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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