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

后 记

作者:曹禺

应上海电影制版厂的邀约,我与万方改编《日出》为电影剧本。我想在这里说几句话。

多少年来,《日出》这个剧本,我总以为是1935年写的。最近问了巴金同志,才知是1936年写的。那年6月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月刊》上,刊登第一幕。每月一幕,连续刊载了四个月。每到月半,靳以便来信催稿,象写连续小说一样,接到信便日夜赶写,写一幕登一幕,后来居然成为一本整戏。

当时写得很顺畅,不感到如何困难。动笔之前,有一个简略的大纲,心中早已酝酿着几个熟悉的人物。这些人物,在上的横暴荒婬,在下的受尽压榨,许多残酷的事实使我思索,使我愤怒。使我觉得必须打倒这个恶鬼当道的旧社会。我年轻,确实不懂革命的道理。我无能为力,只有写戏暴露它,公之于众,抨击它。我只想砸碎这个腐烂的人间,劳苦人才有出路。

那时,我不明白那种人吃人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必然产物。我只痛苦地感觉到这座箍得人透不出气的人间地狱,必须粉碎。在《日出》剧本的跋中,我引用一句古文“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我诅咒旧世界,象要嘶喊出血来。我发誓,情愿随这座牢狱的灭亡,自己与之共埋葬,不愿这个暗无天日的世界继续存在。

写《日出》之前,最早从心里发作的话是:“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睡”就是长睡不起,这个“我们”,出自陈白露口中,指的是那鬼蜮社会的操纵者和他们的殉葬人。我想,如果有这一天,象太阳升起似的,新的社会出现了,我将是如何狂喜,如何拥抱它,如何珍视它、保卫它!”

新中国终于站起来了。人民不再受压迫,人民在搏斗中,取到幸福的现在和将来。这个胜利,是千百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斗得来的,是无数先烈为坚持真理流血牺牲得来的。我爱今天的中国,爱明日的中国,真诚地相信祖国有更光明的前途。

然而过去的苦日子是不能忘记的。认识了,理解了往日惨痛的历史,使我们更有决心为今天的好日子奋发图强,为来日的美好河山战斗不止。

因此,把这个剧本改编成电影,使更多的现众,尤其是青年,看一看过去被践踏的劳苦人民,过着如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日子,是一件应该做的事。

在改编为电影脚本的过程中,我仿佛又经过一次可憎恨的噩梦。同时,也感到无穷的喜悦,这场噩梦毕竟过去了,永不复返了。

改编使我逐渐回忆起更多、更远的往事。这个电影剧本把当时的社会写得丰富一些了,广阔一些了。舞台,作为表现的工具,无论怎样运用,究竟有一定的限制,不如电影灵活,那样变化万千,可以“呼风唤雨”,可以“撒豆成兵”。电影的天地确是广袤无边的。话剧《日出》有四幕和两个场景紧紧地箍着,在这里面。我挤进许多事与人。如今,变成电影本子,就感到松动多了。从前我在朦胧的意识中想到过却没有地方写进去的,现在可以由我从容地展现出来。自然,任何表现的艺术都有它一定的限制,电影也不例外。它也有它独特的规律与知识,这种基本知识的作用大约就是要“电影化”。

从一个舞台剧本一跃而为电影本并不是原来所想的那样容易。要“电影化”,也有个转化的过程,不是画个圈、就成一张面孔,点个点、就是一个活泼的蝌蚪那样简单。我反复想了多次,突破原来的旧框子,把舞台本的《日出》变为电影本的《日出》,倒是用了一些功夫。

这里要说明的,陈白露这个人物似乎比以前丰满了,占的篇幅多了,其余人物保存下来,又加了两三个角色。有些场面比较热闹,其中必然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那只好留待电影导演来勾勒、描写,我觉得无须在剧本上啰嗦。再有,就是剧本的夯歌,我改了一句,把原来的“要想吃饭,可得做工”,改为“往下砸啊,咱们弟兄!”当然,还有不少的改动,也可以说不少地方重新写过了。我多少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新写的戏,仍是根据我当时的生活知识。可见改编工作,也需要充实的生活。

有两个朋友读完了这个电影本子,他们都说它是个新创作,尽管主题未动,但与原来剧本的面目不相同了。他们对我说的话总是真诚的、坦率的、客观的。我也就认为这个本子不是照猫画虎,不是摆弄一点陈旧的玩意儿,冒充新货了。

我仿佛又进了一个天地。这个天地是新的,是亮堂的,是充满阳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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