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01章

作者:曹禺

日本的一位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曾写过一部名叫《苦闷的象征》的书。他说,艺术是苦闷的表现,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当然,这种看法不无偏颇之处。如果说苦闷对艺术创造是相当重要的,也不是毫无道理。这点,对曹禺来说,倒多少有点真实性。他曾对我说,“你要写我的传,应该把我的心情苦闷写出来。”

的确,曹禺从小就有着不少的苦闷,好像生来就是一粒苦闷的种子。他上中学时,才不过十几岁,他的父亲就对他说:“你小小的年纪,哪里来的这么多苦闷?”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能理解儿子的内心苦闷,说来都会使局外人感到奇怪。

从曹禺的家境来说,他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住的是小洋房。家里有各种佣人:拉车的、做饭的、看门的、打杂的,还有保姆等等。生活优裕得很。按理说是不该有什么可愁的可苦闷的;但是,他偏偏却有着许多苦闷。他对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会有那么多苦闷,可那时我的确是苦闷的啊!”家庭生活的优裕,不但没有给他增添欢乐,反而成为他痛苦的渊薮了。

也许有人会说,可能曹禺先天就带有忧郁的血质,以致从小就忧心忡忡,心怀苦恼。这自然是说不通的。尽管曹禺的父亲不能理解儿子的苦闷,但要理解曹禺的苦闷,还得从曹禺的父亲的苦闷谈起。原来,曹禺的父亲也是一个苦闷盈胸的人。

曹禺在戏剧创作上是个天才。可是,你要从他那里去了解他的父亲,了解他的家世,他却不能给你一个详细的回答。似乎他很健忘,他说不清楚他祖先的事情。他对他父亲的脾气和性格,有很深的了解,但他却说不清楚他父亲的确切履历,这也多少反映了曹禺的个性。他对他家的有些事是漫不经心的,甚至是很生疏的。并不是家里人未曾对他讲过万家的家族史,而是他从不记忆这些“家庭琐事”。他不是故意不记,而是他的大脑不储存这些信息。因此,当人们问起他的家世时,有许多事他说不清楚,讲不出个来龙去脉,年月更是模糊不清;或者是不知道。对于这种尴尬的场面,他总是摇着头,喟叹一番,而终于说不出一个究竟来。有时,这使来访者格外扫兴,这确是无可奈何的。譬如他童年时代曾有一段十分重要的经历,他说他六七岁或者八九岁曾随父亲到过宣化,但究竟是几岁,他始终不能说出个究竟来。除非你调查来一些事实材料,再问他,那也许会从他的记忆库存中又引起一些回忆,但也不是每件事都能说个明白的。要么,他就干脆说,这件事你去问某某吧。但是,有的事他的记忆却十分清晰,连细节都记得十分真切具体。他念过的书,有的至今都能倒背如流,如美国总统林肯在葛特斯堡的演说,他还能用英文背下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说起曹禺的家世,得亏还有几篇资料,还有他的同族的一位长辈万枚子的回忆记录,使我们对他的家族史有个粗略的了解。这对了解曹禺,特别是了解他的父亲是很有帮助的。曹禺的父亲,名叫万德尊,字宗石,原籍湖北省潜江县人。他一辈子都梦想光宗耀祖,实现万家祖辈代代相传的理想。但是,他闯荡一生,却没有实现祖宗的理想和愿望而恨恨死去了。知道了万家的家世,就懂得万德尊的苦闷了。

据说,在明朝的万历年间,江西省南昌府九龙街石门限万庄,有个叫万邦的武官,因为当时天下扰攘不安,他便宦游到今天的湖北省潜江县定居下来。这样,万邦就成为万氏的支脉在潜江的始祖了。万邦娶妻杨氏,万家的子孙便在这块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繁衍生长。最初的几代没有什么可考的事迹。到了万邦的八世孙万廷琇出生,其时正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万家开始有些起色。嘉庆五年(1800),廷琇的长子时叙出生,时叙字蔼五,号珏田。嘉庆二十三年(1818),廷琇恩贡,候选州判。时叙不如父亲,只做了郡禀生,后来又做了私塾先生。道光十二年(1832)十一月间,时叙给一个病人看病,大概是误诊了,造成死亡事故,遂自缢身死。从万廷琇开始了万家的奋斗史,那就是靠读书而入仕途。但是,这条道总不能如意,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名落孙山,依然不能振兴门庭。这样,万家的奋斗史就成为失败史。

时叙的儿子际云是道光三年(1823)十月八日出生的。际云榜名骏,字祥五,娶妻魏氏

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私塾先生在乡村表面上受人尊敬,实际上却是地位寒微,生活贫困自不待言,也为官宦财主人家所不齿,饱尝着世态炎凉的苦涩酸辛。这样,一代又一代苦读而不得发迹的家族命运,使万德尊从小就深刻地体验着一个贫穷人家的艰难和耻辱,万家的失败史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因此,他从小就下定决心,凭着苦读进入仕途,光宗耀祖,振兴家业。在乡里,德尊有“神童之誉”。天资聪颖,又很用功,15岁便考中秀才,一时传为佳话。稍后,便毅然离开家乡,到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求学。德尊一面刻苦攻读,一面养家餬口。书院每月发四两银子的津贴,他省出一半来寄给父亲,接济家用。他常说他是“窭人之子”,“窭人”是湖北潜江土话,就是穷人。他是多么想摆脱“窭人”的命运啊!

贫苦的家境,光宗耀祖的思想促使德尊探寻一条发迹的道路。那时,可走的路有两条:一条是读书应试的科举道路。这条路,他家一代一代的人走过了,这是一条风波险恶而希望渺茫的路。到头来都碰了壁,还得去做私塾先生,真是太令人辛酸了。一条是靠亲友的介绍去当学徒,去经商,去做幕友。但是,万家没有得力亲朋故旧可攀。这条路实际上是被堵塞了。清朝末年,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留学外国之风也开始兴起。留学外国似乎是一条新路,但这是一条陌生而令人生畏的道路。突然,这样的机遇摆在德尊面前了。面对这样一个前程未卜,不知吉凶福祸的机会,使他踌躇起来。在那时的人们看来,出国学洋务是很不光彩的。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洋人,是一条歪门邪路。生活是逼人的。一个人走什么道路,有时并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德尊看到科举道路的渺茫,经商又无门径的时候,他以为学洋务也许是个机会,能够实现夙愿。于是,便下定决心到国外去闯荡一番,去争得一个好前程。好在还有他的舅舅与他作伴同行,也多少增添了他的勇气。

光绪十年(1904)六月,万德尊以清国官费留学生的身份抵达日本东京。先入日本振武学校就读,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陆军学校是很有些名气的,在日本也算是较老的军官学校了。和德尊一起的中国同学有后来成为军阀的阎锡山,还有黄国梁等。①鲁迅是光绪八年(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的,鲁迅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②万德尊也是在这种“又要维新”的潮流中去日本的。

万德尊于1909年初学成回国。回国后,便被委以军职。不过,他没有再回到湖北,而是到了天津。据说,当时直隶总督端方对德尊颇为器重,任命他为直隶卫队的标统。标统,按现在的军职来说,相当一个团长。从万家的家谱来看,他的官位也不算高,但终于跻身于官僚行列之中,较之当私塾先生不知要强了多少倍。按说,他该心满意足了吧?不,他总觉得他不该当武官,也许他就不该去习武。他那文人的习性改不过来,他喜欢舞文弄墨。因之,他当了标统不但未能使他如愿以偿,反而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在内心深处交织着苦恼和忧郁。

万德尊当官的年代,正是满清政府面临覆灭的前夜。种种腐败相已暴露无遗。1909年1月,清改年号为宣统。载沣玩弄假立宪之手段,命令各省成立咨议局,以维持垂死的封建统治,镇压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掠夺侵吞,清政府媚外卖国,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两湖一带发生旱灾水灾,米价飞涨,饿殍遍野,不断发生抢米抗捐风潮,只1909年全国各地群众反抗斗争就达130多起。直到1911年初,全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先有震惊全国的广州起义,继有全国的保路风潮,而终于10月10日爆发了辛亥革命。在这次民主革命的大动荡中,万德尊并没有被革命赶下台,当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得大总统的职位后,他也随之成为中华民国的武将,而且不久,还被授于陆军中将的军衔,一度被派到宣化任镇守使,相当一个师长。

民国之后,万德尊之所以能够不断升迁,颇得力于黎元洪的提携。黎元洪当大总统时,他还做过黎元洪的秘书。但好景不长,随着黎元洪的下野,他也只好弃官避居天津,从此赋闲在家,一蹶不振,直到死去。在民国初年军阀混乱的年代,各派军阀犹如走马灯一样,轮番上台表演,成者为王败则为寇。因此,有的军阀铤而走险青云直上,也有的很快跌下马来。万德尊不走运,他被混战挤轧出来,便再无心去挣扎了。其实,他并不是没有机会,没有可攀的关系,他也不是不能去做事了,阎锡山就曾邀请他出来,但是,他不愿再干了。他没有再出去做事,也许他厌倦了军阀混战的乱世,也许他觉得自己不是那种人,就像他的老同学阎锡山那样盘踞一方成为军阀,他不愿去冒那种风险。曹禺说:“我父亲做官不得意,他说他做了一辈子官是做错了,坚决反对我去做官。虽然,他做的是武官,可他从来没有打过仗,他不是那种秉性黩武之徒。”①相反,曹禺说:“在我的记忆里,他又有些软弱、善感。他有一手好文笔,能作诗也能写对联。有时又满腹牢騒,像一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他这一方面的性格,后来影响我在《北京人》里所写的几个人物,譬如曾皓、曾文清、江泰。”②他在天津当起寓公,抽上鸦片,那种没落文人的习性倒使他苦闷异常,那光宗耀祖的愿望也化为泡影了,他被打败了。不是万德尊一个人,而是像他那样的一批人为历史所淘汰了。他有时不甘心,可他又不愿像有些军阀那样在乱世中去投机,去冒险,加之,他没有冒险家的胆量,这就不能不使他内心常有一种莫名的烦恼和苦闷。他才40岁,就觉得老之将至,潦倒不堪。或成日和几个朋友一起饮酒赋诗,或躺在烟灯前面,在烟雾缭绕中*醉着自己。他发脾气,骂大街,摔东西,打下人。似乎什么他都看不顺眼,他内心苦闷极了。但是,他不懂得他的苦闷又给他的家庭带来多么沉闷而抑压的空气。曹禺是这样回忆他的父亲和家庭的: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火。我总是害怕和他在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斥起子弟来。

我父亲这个人自命清高,“望子成龙”的思想很重。可是,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来。哥哥30多岁就死去了,到现在我还不大明了他。他们父子两个人仇恨很深很深。父亲总是挑剔他。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父亲,只不过不同母罢了。但是,哥哥恨透了父亲。家中空气是非常不调和的。我父亲40岁就赋闲了。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了中学,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四点回家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傍晚才起床。每次我回到家里,整个楼房没有一点动静。其实家里人并不少,一个厨师,一个帮厨,一个拉洋车的,还有佣人和保姆。但是,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十分可怕。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常常在吃饭时骂厨师。有时,他一看菜不满意就把厨师喊来骂一通。有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我母亲说他,他就更抑制不住,大发脾气。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①每当曹禺向别人谈起他的父亲、他的家庭,都是这样说的。一个如此沉闷而令人窒息的家庭,又怎么能指望曹禺有一个心情欢悦的童年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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