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13章

作者:曹禺

在写作《雷雨》的同时,曹禺也完成了他的毕业论文,他选的题目是《论易卜生》。写关于易卜生的论文,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但是,他并没有把写论文看得那么重要,显然也没有像写《雷雨》那么下苦功夫。他说,他主要参考了肖伯纳的《易卜生主义的精华》,是用英文写的。就这样,结束了他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业。

毕业前夕,又面临着抉择。他是很想出国深造的,清华每年都有公费留美考试,这当然是一些佼佼者竞争的阵地。他考了,但是没有考取。于是,便考清华研究院。这次,倒没有费劲,一考便考取了。在清华,人们把研究院看成是养老院,虽说每月有30块钱的生活费,真要是肯沉下心来做学问,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对曹禺来说,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耐心钻到故纸堆里搞研究呢?有一次,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到保定去教中学,那待遇是十分优厚的,每月大洋240元。他去了,只教了两个月,便因拉痢疾跑回北平了。

在北平法国医院治病的日子里,郑秀经常来医院照顾他,他的老同学杨善荃也来看望他。他是不想再回保定去了。1933年9月,巴金从上海到北平来了。他和郑振铎、靳以正在筹办着一种大型文学刊物。先是住在沈从文家里,不久,便在三座门14号找到一个僻静的小院,作为《文学季刊》的编辑部。三间房子,靳以和巴金各住在两边的耳房里,中间的一个房子便成为接待客人和办公的地方。

不久,三座门14号就成了一个作家聚会的地方。因为曹禺和靳以的关系,他也常去三座门14号,他说:“我在学校没事时也常去坐坐,我记得在座的还有沈从文、卞之琳等。”①此外,还有陆孝曾、郑振铎、谢冰心等人。

他把《雷雨》早就放到脑后了。“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中翻出这个剧本,看完之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欣然同意”。②那时,巴金和曹禺并不熟悉,只是见过面罢了。但是,一当阅读这部稿子,就为它所吸引了。巴金回忆说:“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南屋中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不错,就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觉得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少的精力。”②正是巴金把《雷雨》发现了,他以他无私的真诚之心,发现了曹禺的才能。他决定把《雷雨》四幕剧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这对于一个文学上还没有名声的人,当然是破格的。巴金细心地作着文字上的修改,而且亲自阅读校样,这种对文学新人的热情,确像一个勤劳的园丁。巴金发现《雷雨》,发现曹禺这个天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为佳话。萧乾曾这样说:“30年代,像茅盾、郑振铎、叶子陶、巴金等知名作家,并不是整天埋头搞自己的创作,他们拿出不少时间和精力帮助后来人。尊敬和爱护很自然就形成一种师徒关系。……当时编者就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就是《文学季刊》编委之一的巴金,从积稿中发现并建议立即发表出来的。”①就这样,曹禺怀着对巴金的尊敬而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巴金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总是默默地无私地为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献出自己的心血,这在他已习以为常了。

这里顺便提到陆孝曾,他是曹禺的同学陆以洪的侄子,也在《文学季刊》里帮忙。严格说,他不是编辑,他打杂,跑稿子,跑印刷,跑发行,埋头地工作。他也曾给曹禺以鼓励和督促,所以,在《雷雨·序》中,曹禺除感谢巴金、靳以外,就感谢着陆孝曾。

在曹禺得知《雷雨》发表的日子里,他的心情是欢愉的。他自己,或同郑秀一道常去三座门大街14号,曹愚和靳以常去广和楼看戏。杨小楼、余叙岩,还有小翠花的戏。杨小楼的《盗御马》、《长坂坡》,使他们陶醉。看完戏出来,就在戏院门口旁边的小摊上,买烧饼夹羊肉吃,觉得是最好的美食了。

连曹禺也未曾料到《雷雨》发表之后的命运。一部作品发表自然使作者感到愉悦,像小说、诗歌,都是供人阅读的,或有人欢迎或无人问津,似乎它的反响并不见得格外引起作者的关心。剧本就不同了,如果只是躺在那里,不能化为舞台形象,那未免有些悲哀和寂寞。曹禺写《雷雨》时,就想到如果剧本不能演出,也能供人们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当然,他更希望有人来演。

从1934年7月《雷雨》发表,过去将近一年了,突然,从日本传来在东京演出《雷雨》的消息。当时,在日本有两位关注中国文坛的青年学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好。他们看过《雷雨》,深深为之感动了,带着《文学季刊》一起去茅崎海滨,找正在那里度假的中国留学生杜宣。杜宣酷爱戏剧,而且是个左翼文学青年,于是,便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起来,一致认为“《雷雨》虽然受到欧洲古代命运悲剧和近代易卜生的影响很大,但它是中国的,是戏剧创作上的重大收获”。①于是便决定把《雷雨》搬上舞台。杜宣便找了吴天、刘汝醴来一起担任导演。他们一面抓紧排练,一面由邢振铎把它翻译成日文,以便应付东京警视厅的审查。

1935年4月27日、28日、29日,《雷雨》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首次公演,导演为吴天、刘汝醴、杜宣,演员有贾秉文(饰周朴园)、陈倩君(饰蘩漪)、邢振铎(饰周萍)、刑振乾(饰周冲)、王威治(饰鲁贵)、乔俊英(饰鲁侍萍)、吴玉良(饰鲁大海)、龙瑞茜(饰四凤)等。当时郭沫若正流亡日本,同好会便邀请他来观看演出。陈北鸥陪着他坐在舞台前边,他问北鸥:“《雷雨》在哪里发表过?”北鸥说:“登在《文学季刊》第3期上,全文近20万字,是一个大悲剧。”在观摩中,郭沫若很赞赏,还一再打听作者的情况。看戏之后,他就说,这个戏表现了资产阶级家庭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用深夜猛烈的雷雨,象征这个阶级的崩溃。在整个演出中,还得到日本左翼戏剧界秋田雨雀先生等人的帮助。

在演出前,吴天、杜宣等人曾写信给曹禺,信中说:“为着太长的缘故,把序幕和尾声不得已删去了,真是不得已的事情。”曹禺当即写了回信,一方面表示欢迎他们演出,同时还就《雷雨》第一次谈了他的创作想法: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在许多幻想不能叫实际的观众接受的时候,……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推溯这件事,推,推到非常辽远的时候,叫观众如听神话似的,听故事似的,来看我这个剧,所以我不得已用了“序幕”和“尾声”。

对演出删去序幕和尾声他表示了惋惜。另外,在解释雷雨的象征意义时又说:“至于雷雨象征什么,那我也不能很清楚地指出来,但是我已经用力使观众觉出来。”有些剧评家说他深受易卜生影响,他回答说:“这个剧有些人说受易卜生的影响,但与其说是受近代人的影响,毋宁说受古代希腊剧的影响。至于说这是宿命论的腐旧思想,这自然是在一个近代人看,是很贴情入理的。但是假若我们认定这是老早老早的一个故事,……于是这些狂肆的幻想也可以稍稍松了一口气,叫观众不那么当真地问究竟,而直接接受了它,当一个故事看。”他还说序幕中用巴赫的音乐“是有用意的”,因为它“会把观众带到远一点的过去境内,而又可以在尾声内回到一个更古老、更幽静的境界内”。

曹禺这封信,以《〈雷雨〉的写作》为名发表在《杂文(质文)》月刊1935年第2号上。编者在文章后面还写了一个按语:“就这回在东京演出情形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受到的,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一个极好的讽刺。”同时又指出:“这封信对于研究戏剧的人们也许很有意思的,至少是那作者的作品与他自己的世界观是否恰恰一致,是可以看出一点的。”就在这期《质文》上,还刊登了吴天的《〈雷雨〉的演出》和罗亭的《〈雷雨〉的批评》,这大概是较早地见诸文字的关于《雷雨》的评论了。

关于序幕和尾声的看法,的确表现了曹禺的艺术思想,主要是“欣赏的距离说”影响着他。他后来对我说,这是因为看了朱光潜的美学著述的缘故。随着演出的实践,他不再感到割去序幕和尾声是一种遗憾了。

1934年暑假,他应老同学杨善荃的邀请,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他又回到天津来了。

杨善荃总像个老大哥那样关心着曹禺。一到天津,他就在小白楼起士林饭店为曹禺接风,郑秀也一起来了。当时讲好,曹禺担任外国文学的教授。就在教学期间,他更多地接触了《圣经》文学,他对《圣经》倒没有更深入的研究,可是《圣经》中不少漂亮的文章和故事,却引起他浓郁的兴趣,他也选择其中一些精采的片断来教学生,有时,也教点法文课。

他平时就住在师院职工宿舍的楼上一间单身宿舍里,李霁野也住在这里。那时,天津的文坛相当寂寞,也没有多少人喜欢文艺。李霁野、黄佐临、曹禺,还有《大公报》的文艺编辑,常常在一起聚会,讨论文艺问题。

8月初,在日本东京参加《雷雨》演出的邢振铎、邢振乾、王威治、贾秉文、吴玉良到天津来了,他们特意找到曹禺进行座谈。邢振铎就翻译《雷雨》为日文一事征求曹禺的意见。邢振铎在为日译本写的《〈雷雨〉译后记》中曾这样描述说:“他暂时沉默了一会,然后说,感谢你的好意,只是因为拙作太幼稚,又不精炼,你还是考虑考虑,不要去想它吧。”邢振铎以为他是自谦,他抱着“姑且翻一下试试”的心情,便告辞了。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天津市立师范的同学来找他来了。他们有一个业余的孤松剧团,准备把《雷雨》搬上舞台。一群年轻的学生把这样一出多幕剧搬上舞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热忱地接待了他们。在他们排演中,他特意赶到现场,就《雷雨》的人物性格逐个作了解释,并且提出如何把握这些人物的性格分寸。1934年8月17日、18日,孤松剧团在天津师范学院礼堂正式公演了《雷雨》,这是国内第一次公演《雷雨》。导演吕仰平,演员有:陶一(饰周朴园)、严如(饰蘩漪)、李琳(饰鲁侍萍)、佗哲(饰四凤)、吴天(饰周萍)、高朋(饰周冲)、陆*"(饰鲁贵)等。1935年8月24日到29日,《大公报》连载不凡的《〈雷雨〉演出》一文,对这次演出给予高度赞扬。他说,《雷雨》在发表之后一年又17天才在本国上演,又是本市的孤松剧团演出,他以为剧团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的确,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演出。此外,《大公报》还发表了冯俶的《〈雷雨〉的预演》、白梅的《〈雷雨〉的批判》,报道了演出情况,对剧本缺乏论评。石羽说:“当时我正在天津师范读书,组织戏剧研究会,演出《雷雨》,万先生亲自来指导过,不久,我又看到他演的《财犯》,万先生当时给我鼓舞很大,使我下定决心当一辈子演员。”①

张彭春从美国回到了天津。

1929年他再次去美国,一方面为南开大学筹集经费,一方面也曾在芝加哥大学等校任教。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他对京剧艺术也有深刻的见解,看到京剧得以在美国演出,以他对祖国艺术的热爱和在美的关系,主动协助梅兰芳演出。他有时作为发言人,有时作为联络人,向不懂中国艺术的美国观众,讲解京剧艺术的技巧和剧本的含义,向有关人士宣传,扩大影响。同时,他还向梅兰芳提出建议,从选定剧目到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出过不少好主意。实际上他成为梅剧团的顾问,和梅兰芳先生进行了愉快的合作。因此,1935年1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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