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15章

作者:曹禺

1936年1月,《雷雨》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是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曹禺戏剧集》第一种出版的。

1936年2月,《雷雨》日译本,由日本汽笛社出版。日译本出版的经过令曹禺格外感动。他特别感谢秋田雨雀、影山三郎和邢振铎三位的支持和热情。

影山三郎于1981年8月在《悲剧喜剧》(370—373)发表连载文章《〈雷雨〉翻译始末》,回忆《雷雨》日译本产生的过程。《雷雨》在东京演出后,影山三郎在《东大新闻》发表一篇介绍《雷雨》的文章,很快在中国留学生中传开,这消息由一位推着售货车卖肉食的大婶告诉了影山三郎,由她搭桥结识了邢振铎,两人出于对翻译的共同爱好,决定把《雷雨》翻译成日文。影山三郎回忆说:“秋田雨雀先生从我写的介绍《雷雨》的文章中,得知中国留学生公演新剧的消息,便说‘以后有再演的机会,务必通知我’。这话传到我耳中,使我们得到很大的鼓励。拜访秋田雨雀先生,连想都不敢想,秋田雨雀这样的权威,同我们这样的无名之辈见面,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俩人都这么想。”《雷雨》于1935年10月12日、13日第二次公演。秋田雨雀先生来了,当时他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慈祥地回答着影山的问候说,“是影山吧,什么时候到我家来玩,不必客气”,一下子使他感到老人格外和蔼而亲近。他把《雷雨》的译稿拿给秋田雨雀去审阅,四、五天之后,秋田雨雀便寄来了“已读完”的明信片,很快就给三上于菟吉先生写了明信片:“非常好,请出书。”就这样,《雷雨》日译本很快由汽笛社出版了。秋田雨雀不但支持《雷雨》的出版,并在即将出书前在《汽笛新刊月报》(1936年1月19日第7号)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悲剧〈雷雨〉的出版》,同期还有影山三郎的《〈雷雨〉的反响及其它》。秋田雨雀先生对中国的新剧充满热情,不遗余力地介绍和支持中国的新剧。

《雷雨》日译本,有曹禺为此书写的序,还收有秋田雨雀、郭沫若的文章。

这里应该介绍一下郭沫若的文章,他对《雷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作者于全剧的构造,剧情的进行,宾白的运用,电影手法之向舞台艺术之输入,的确是费了莫大的苦心,而都很自然紧凑,没有现出十分苦心的痕迹。作者于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术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以我们学医学的人看来,即使用心地要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什么破绽。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他的这篇作品受到同时代人的相当地欢迎,是可以令人首肯的。”此文,后来收到《沫若文集》第11卷中。当时,鲁迅先生也在关注着曹禺。《鲁迅日记》1936年2月15日记载,他在书店购得日译本《雷雨》,4月22日,收到曹禺寄赠的日译本《雷雨》。就在这年4月份,鲁迅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活中,介绍中国剧作家时说:“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①在鲁迅心目中,曹禺是个左翼戏剧家,这倒是很值得注意的。曹禺已作为中国文坛的新星升起来了。

曹禺来到南京几天了,这正是1936年的初秋季节,他正忙着整理行李,接待新的朋友。他作为国立南京戏剧学校的教授,应聘到这里来教书。虽然,很疲惫,但心情却有另一番新的滋味。

虽然已是初秋,但南京的天气依然闷热。这里的气候和天津比较起来是有些不同了。也许不像天津一样经常能听到日本驻军的枪炮声,不会有那种局势日益紧张的感觉,但是,南京夫子庙的喧嚣和繁华,却也掩盖不住这里的白色恐怖。夜,依然是黑沉沉的。

余上沅刚把戏剧学校创立起来,急需教授,张骏祥向余上沅推荐曹禺。于是,余上沅便一封封书信和电报催促曹禺南下,他终于把曹禺邀请来了。这里,尽管人地生疏,而学校的师生是热烈欢迎他的,特别是同学。那些热心致力于话剧的青年早就盼望着他来了。余上沅在上学期就对学生说:“我请曹禺,就是万家宝先生来教编剧,好不容易啊!他答应了!”在学生心目中,曹禺是他们崇拜的人物,而且带有一种神秘感。那时,到处在上演《雷雨》,《雷雨》在哪儿演出就在哪儿引起轰动。一个23岁的青年,几乎同学生岁数差不多,能写出这样的杰作,怎能不使他们感到神秘,又怎能不引起他们的向往呢?国立戏剧学校是1935年10月18日创办的,校长余上沅是位热心戏剧事业和戏剧教育的戏剧家。他早年就读于武昌文华大学的中学部和大学部。五四运动时,他是文华学生会主席,曾以武汉学联代表身分出席过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1920年进北平大学英文系学习,1923年赴美国留学,先是在长内基大学钻研戏剧,后又去哥仑比亚大学当研究生。1925年同闻一多、徐志摩、赵太侔、张禹九等一起回国。之后,在北平艺专、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中文、英文、戏剧学教授。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戏剧事业上。1926年,他曾与赵太侔等人主办北平《晨报·剧刊》,倡导所谓“国剧运动”,并以此而闻名。他的“国剧运动”的主张是:首先是认清目的。他希望“要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是他倡导国剧运动的目的。其次,是要讲究方法。他认为应该明了剧本、演员、布景、服装、灯光等方面的具体应用方法,同时,更应掌握话剧“整个有机体的融会贯通”。最后,是要巩固经济。话剧艺术的发展必须有“经济的帮助”。①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创办戏剧杂志,要创设北京艺术剧院,要开办演员训练学校,要创建戏剧图书馆、戏剧博物馆,筹集选送留学生资助金。但是,“刚刚跨进国门,便碰上‘五卅’惨案,6月1日那天,我们亲眼看见地上的碧血,一个个哭丧着脸,恹恹失去了生气”。②在北平,他们虽然办了剧刊,在艺专办了一个戏剧系,订出北京艺术剧院的计划,但只勉强维持了一年,便支撑不下去了。他叹息着:“啊!社会,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屹立不动的社会,它何曾给我们半点同情!”他不得不离开北平去另寻出路。他没有死心,他说他要像造金字塔一样,从下面造起,将来造到极蜂,希望那戏剧艺术之花在中国开放。他终于历尽辛苦,又把一所专门戏剧学校开办起来,他很想把它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戏剧学府,实现他那美好的愿望。为了聘请曹禺来校执教,他是费了心思的,他那种求贤若渴的心情,也使曹禺为之感动。

但是,国立剧校的背景是复杂的,它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同时又属教育部。支持剧校的后台老板,是国民党中宣部的负责人张道藩,此人原系南开大学毕业生,后曾到英国伦敦学习美术,不久又到巴黎学画。这位来自贵州的阔绰公子,无心于学业,只不过为了镀上一层金罢了。他回国后便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成为蒋介石手下一个得力的干将。他对戏剧有所爱好,也曾编过《自救》、《自悟》等一些不像样子的剧本。他搞戏剧是为国民党作宣传的,正是他的主意才办起剧校来。他是校务委员会的主任,从背后控制了剧校。他不允许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曾经对学生训话:“我们这个学校很复杂,有cc分子,有cy,你们是学戏剧的,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张道藩不准的事并不等于不能做。而这里偏偏又有共产党人在进行活动,最出名的是石蕴华(杨帆),校务委员会的秘书。张道藩没料到在他眼皮底下还有共产党人在活动。

曹禺来到剧校,最难使他忘怀的,也是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过影响的人物中,大概要算石蕴华了。

石蕴华,就是全国解放之后,最有名的所谓“潘杨反党集团”事件中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潘”,就是潘汉年。这是一起大冤案,自然现在已得到昭雪。潘汉年早已冤死狱中,杨帆出狱后已成为一个身染重疴的废人。杨帆未来剧校之前,就在北京大学从事学生运动,并曾被捕入狱,释放后,奉党组织之指示到剧校开展党的工作。他为人机智干练,待人热诚,很善于团结老师和学生。他常让学生去听抗日的演讲,鼓动激发同学的抗日热忱;他还组织学生搞读书会,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据叶子回忆说:“有一次演出,石老师为我介绍了一位叫孙晓邨的朋友,孙晓邨倡议成立读书会,参加的有狄超白、何道璋和我。我们常去一位女同学家聚会。”有一次,张道藩召集学生在大礼堂训话,同时派人去搜查宿舍,石蕴华作为秘书也参加搜查。事后,同学质问他:“为什么搜查我们的宿舍,难道我们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吗?”他便悄悄地对学生解释说:“不要急嘛!只是看了看,没有真搜,是应付张道藩的。”石蕴华不仅在学生中的威望很高,他也善于接近老师,和老师交朋友。曹禺来了,他便约着曹禺和学生到马彦祥家里去聚会,有时在一起吃饭,有时一起到郊外游玩。很快,他就和曹禺成为十分熟识的朋友了。一天,他俩在操场上散步,石蕴华以低沉的声音唱起歌来,他唱得格外严肃,那悲壮的歌声把曹禺吸引住了。唱完便问曹禺:“家宝,你说这首歌好听不好听?”曹禺答道:“好听。”他说:“这就是《国际歌》”这是曹禺第一次听到伟大的《国际歌》。他还常对曹禺讲些社会主义的道理,说:“现在常讲社会主义,可是你要分清不同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纳粹党也讲社会主义,你要分清楚。”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曹禺说:“你现在写东西,不讲明阶级,至少也要讲明阶层啊!”他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虽不能说无话不谈,但他不避讳曹禺。他常到曹禺的住所去玩,或吃饭谈天,或抨击时政,有时还情不自禁地大骂张道藩。那时,白色恐怖是相当厉害的,但他对曹禺无所顾忌,赤诚相见,这种坦白的襟怀和对人的热诚,使曹禺每回忆起他来都很激动。

来到南京不久,他就去上海看望巴金和靳以。在一次谈话中,他向巴金透露了他早已藏在心中的一个愿望,就是找个机会得以拜见他久已敬仰的鲁迅先生。他已把日译本《雷雨》寄给鲁迅,盼望得到先生的教诲,那时进步的青年作家都渴望得到鲁迅先生的指点。巴金是很理解曹禺的心情的,便同鲁迅先生联系,先生正在病中,慨然答应于10月19日在大陆新村寓所接见他们。但是,出乎意料,就在即将拜见鲁迅先生的那天清晨,靳以匆匆跑来,向曹禺报告了鲁迅先生于是日凌晨逝世的噩耗。这使满怀欣喜的曹禺突然陷于惊愕茫然和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几乎不知所措,便和靳以一起赶往大陆新村。此刻,鲁迅的住所沉浸有一片悲恸的氛围里。曹禺于生前不能拜见鲁迅,现在,只能沉痛地瞻仰先生的遗容。他木然地垂立在先生床前,只听得萧军在那里捶胸顿足号啕恸哭,他的泪水也滚落下来。当时,他只有震惊和悲痛,也顾不到其他了。他参加了鲁迅的葬仪,在那伟大的送葬行列里,浩浩荡荡的送葬的人流中,使他感受到一个伟大的作家是如此同人民连结在一起。人民热爱鲁迅,鲁迅在人民心中。文坛巨星的陨落,集聚着生者为他未竟的事业而奋斗。每当曹禺讲起这次未能得以实现的生前会见,就感慨万分。他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鲁迅先生的逝世,给他以激励,要像鲁迅先生那样用自己的笔为人民而创作。

曹禺来南京,自然是和郑秀商量好的。1936年暑假,郑秀在清华大学法律系毕业了,她的父亲在南京工作,希望女儿回到自己的身边。由父亲的推荐,她在南京政府的审计部当了一名科员,主要工作是审核大学经费。平时,她住在自己家里。她办公的地点离曹禺的住所四牌楼很近,午饭便到曹禺那里就餐。应当说,他们的恋爱生活还是正常的,但也免不了一些小的争吵。郑秀的父亲反对女儿的婚事,主要出自传统的门第观念,但是,眼看郑秀和曹禺的关系已经确定下来,也就不再执意作梗了。就在他们到南京不久,于1936年10月27日在南京平仓巷德奥瑞同学会举行了订婚仪式。郑秀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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