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17章

作者:曹禺

一列火车正在原野上奔驰,穿过徐州、兖州、济南、德州,向着天津驶去。虽说该是遍野绿色的季节,却看不到绿色。稀疏的村落,更显得河北平原的凋蔽和荒芜。车过沧州,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本来,日益迫近的战争局势已使曹禺心情不安了,如今接到大哥家修亡故的消息,更使他心事重重。他不时透过窗口,望着那满眼荒寂破败的景象,不禁心焦如焚。

他接到继母打来的电报,得知家修病故的消息,便不得宁静了。父亲去世之后,只是靠继母在操持着家业。他远在南京,大哥的死更使她无依无靠了。他念起继母对他的抚爱,对他的关怀,使他不能放心。他该亲自去上海看《原野》的公演的,连这样的心情也没有了。他惦着继母,他怕她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很快便决定赶回天津看望继母。

除了家里人,陆孝曾、蔡景峰也到车站迎接他。孝曾依然像在三座门时代那样热情而敦厚。见到这些朋友,他是感激的,高兴的。

他回到天津的这天,是1937年7月6日。

离家只有一年,一旦回到家里,一切是那么熟悉,依然是那样的寂静,但却觉得格外凄凉。再也听不到父亲发脾气的喊声,再也看不到父亲痛骂大哥的情景,他们父子的怨恨全都结束了。迎接他的是脸色苍白的继母、满脸泪痕的寡嫂和两个失去父亲的侄儿。这个已经破败的官僚家庭,是彻底地破落了。

他虽感到战事的紧迫,但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样突然。就在到达天津的第二天,就传来日军无端炮轰宛平城,芦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

紧接着天津的日本侵略军也开火了。

早在5月间,日本驻守天津的军队就强迫中国工人修筑各种工事,工事修完随即枪杀,投尸海河,海河浮尸百余具。如今,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横虐恣肆,坦克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枪声炮声终日不绝。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念念不忘他的朋友,去看望陆以洪、陆以循兄弟。陆家离他家不远,住在二区,天津市立医院对过,那里住着许多中国部队的伤兵。据说,有些枪枝藏在医院里,日军坦克就停在医院前面,进去搜查,把枪枝都拿去了。眼看着日本侵略军在祖国的大地肆意践踏,他心中蒸腾着仇恨的火。

那些日子真是憋气极了,没一件事是顺心的。以循酷爱音乐,他有一把心爱的小提琴,他家不在租界,生怕为日本兵抢走。曹禺来了,以循请他把提琴带走,提琴盒是上了锁的,当曹禺把它带进意租界时,意大利巡捕执意检查,把琴盒硬是撬开。曹禺恨透了这些“东洋鬼子”和“西洋鬼子”,他们真是沆瀣一气,联合起来欺侮中国人。

蔡景峰是这样回忆曹禺当时的心境的:“七七”事变时,曹禺正在天津,我记得陆孝曾和我一起到车站去接他。“七七”事变爆发,天津的战事也起来了。我家住在北站附近,房子都被日本人炸了,就逃难到陆以洪家里。那时炸得很惨,路有尸骨,十分惨。曹禺就对我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他是很爱国的,看到日本侵略者就十分气愤,经常去找罗隆基抒愤。①即时,罗隆基正在《大公报》任主笔,报馆消息比较灵通,曹禺在家里憋闷异常,就经常到罗隆基那里,向他打听消息,也听罗隆基分析形势,但更多的是向罗隆基抒发心中的仇恨和愤懑。他回忆说:

那时,我的家在意租界还好,但我亲眼看到河东一带被炸得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到处都是死尸,那种惨状令人目不忍睹。我心中憋着满肚子怒火,有时就跑到罗隆基那里,尽抒我的愤恨。②日军不断采取镇压措施,查封报馆,逮捕杀害知名爱国人士,曹禺也受到日本特务的注意和追踪,他再不能住下去了。他得知日寇于8月13日大肆轰炸上海和南京之后,国立剧专西迁长沙的消息,便化妆成一名商人,乘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秘密离津,绕道香港再去长沙。

离津前夕,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国难家难与时俱来,真不知说些什么来安慰继母。

是大嫂送她上船的,这位嫂嫂是家修的续弦妻子,嫁过来才两年,带着前妻生的两个孩子万世昌和万世雄。这位嫂嫂人是极好的,曹禺对她很敬重。他对嫂嫂说:“您这么年轻,才20多岁,就打算这么过吗?”嫂嫂说:“难道我能抛开母亲不管,难道我能忍心把两个孩子交给老妈子吗?”此刻,曹禺对嫂嫂的一番心意真有说不出的感动,也更加敬重她,他放心地走了。这位寡嫂一直守候着这个家,侍候着老人,把两个孩子带大,由27岁守寡,直到1982年去世。

“七七”事变之后,郑秀的继母带着一家人去上海避难,只有郑秀和她的父亲留在南京。父亲担心着女儿,把郑秀送到芜湖。在芜湖收到曹禺的电报,约好到武昌会面。

轮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有的是携家带口,有的是结伙同行的朋友,尽管是各种各样的人们,但如今却汇合着共同的心声:不当亡国奴。使曹禺格外感愤的,这些逃难的人们,不管男女老少,一起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那激昂悲壮的歌声和着大海的波涛共同汹涌。连刚刚学话的孩子也在唱。自然,他也参加到抗日救亡的合唱队伍中,感到振奋,感到力量。他坚信: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曹禺于9月间到达武昌,郑秀已先到达,去车站迎接曹禺,在逃难中得又重逢,别是一番滋味。他们就住在曹禺的外婆家,其时,外婆、舅舅、舅母都在。他们在武昌只住了两周,就赶往长沙去了。

抗战初期的长沙,蒸腾着工农兵学商的抗日热潮,犹如长沙的暑热,滚烫火热,到处都有抗日的演出活动,到处都看到抗日演讲和游行,满街张贴着抗战的标语口号。曹禺一到长沙剧校报到,便投入这股抗战的民众运动之中。一方面,他参加剧校的工作,一方面投入剧校抵长沙后公演筹备活动之中。他浑身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劲头。他挑选了三个戏——《毁家纾难》、《炸葯》、《反正》,组织师生排练,他亲自担任导演,于10月8日到10日在长沙又一村民众大会堂公演。每天日夜两场,共演出六场,当时,在长沙出版的《全民日报》对这次演出作了报道。①也在10月间,由他导演的街头剧《疯了的母亲》(骆文作),在湘鄂川进行了旅行公演,共演出40余场。②在长沙,使曹禺最难忘记的是12月11日这一天。他听说长沙来了一个老头儿,抗日演讲讲得极好,他就赶到长沙银宫电影院去听演讲。闻讯赶去的听众约三四千人,把电影院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这个演讲的老头儿,就是徐特立同志,演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曹禺回忆说:我也跑去听了。他讲的是“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听过之后,我感动极了。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跑到这位老人住的地方去了。他已经不在了,房间里只有他的小勤务兵。他们同住在一间小房。勤务兵告诉我,他和老头睡在一张床上,老头子还教他读书。现在看来,实在不稀奇,但在当时,给我的刺激之大,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个小勤务兵的脸蛋通红,才十几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兵。当时,我觉得这个老头子,我非写不可。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头子原来就是国民党所深恶痛绝的“异党分子”——一个有名的共产党员。这位老先生给了我极大的启示,鼓舞,我才写了《蜕变》中的一个人物——梁公仰。①徐特立的演讲既鼓舞了他的抗日热情,又点燃了创作抗战剧作的灵感。

当他听过徐特立的演讲之后,曾经去找剧校校长余上沅,建议剧校邀请徐特立来做报告,但是,余上沅只是答应着“好啊!好啊!”,却不见行动。曹禺后来说:“我那时也很糊涂,余上沅是应付我的,他怎么能请共产党人来讲演呢!”在长沙,在抗战初期的热潮中,曹禺和郑秀结婚了。

应当说,在曹禺和郑秀的恋爱过程中,就有着阴影,到郑秀和曹禺订婚后,郑秀的父亲还不同意他们结婚。曹禺对这位岳父也颇有反感。的确,他们之间在性格、志趣、脾气上也有所不同,时而也有争执,但他们终于在困难中结合了。结婚的仪式是在长沙青年会举行的。

吴祖光参加他们的婚礼,他这样回忆说:曹禺、郑秀结婚我在场,是在长沙的一个小酒楼上。余上沅是我的表姑夫,我正上大学,余上沅叫我来做校长秘书,那时剧校连专科都不是,到重庆才改为剧专。曹禺为什么要同郑秀结婚,我都感到奇怪,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境界毫无共同之处。在清华时,他追郑秀追得发疯了,清华有树林子,他们一起散步,当回到宿舍时,却发现近视眼镜丢了,丢了都不知道,真是热恋,是沉浸在爱情之中了。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甜蜜的恋爱史。结婚时,只请了一桌,余上沅夫妇,陈治策夫妇,还有教务处的两位女同事。由余上沅作证婚人,是个很正式的结婚仪式。①婚后,他们住在两间临时租用的民房里,新房里的布置也是再简单不过了,两把藤椅,两张帆布床,一个书桌。稍过些时间,学校才在稻谷仓为他们找到一间稍好些的房子。他们的蜜月是在日本飞机的不断空袭騒扰和炸弹的爆炸声中度过的。郑秀很希望把婚礼办得更热闹些,但那时却没有条件,她曾想将来胜利后回到南京再补行一次婚礼。”不过,这只是她心中的想法,从来没有同曹禺说过。

即使这样简朴的新婚生活也不能安定下来,战火不断地向内地蔓延,连长沙都得撤退了。国立剧校奉令向重庆转移。剧校人多,决定集体走水路,曹禺随剧校一块走,而郑秀则单独走,先去重庆,他们又不得不分手了。

在这里,还要补叙一段未曾实现的插曲。那时,从朋友处得知,延安很欢迎茅盾、巴金、曹禺这些作家去那里,沈从文特地从武汉赶到长沙,他约曹禺一起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拜访徐特立同志,商谈有关去延安事宜。但是,由于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而未得实现。

1938年的元旦,剧校的师生都来到湘江边的码头上,五只木船停泊在江岸上。此时,曹禺已是剧校的教务主任了,他总得照料着学生。他既无心再望一望湘江的流水,也无暇再领略一下橘子洲头的秀丽景色。“别了!长沙!这可纪念的地方!”这一次长途跋涉,同他的五台、内蒙之行,是大不相同了:即使去日本,也是一个旅游者的心情;如今是逃难,是撤退,是艰苦的行军。走湘江,入洞庭,到宜昌,再沿长江西去重庆,他的学生回忆说:“万先生可是变了个样子,他仍然穿着旧棉袍子,只要船泊码头,那怕只有几个小时,他也亲自把锣拿上,招呼着同学上岸。在街上,他打着锣,招呼着群众,来看我们的演出。几乎每次,都是他敲着锣,吆喝着,真想不到他这个大教授,没有一点架子。万先生的抗战热忱至今仍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那时,他不到30岁,在学生心目中是可尊敬的老师、教授;可他的心同年轻学生一样,是高昂的热情,是一腔报国的赤诚。

船队进入洞庭,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烟波浩渺的境界。少年时代就熟读了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油然涌上心头:“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此时,曹禺虽然没有范仲淹遭谗受贬的际遇,可是在这寒冬腊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八百里洞庭中,由民族的苦难而生的“去国怀乡”之情,也使他“感极而悲”了。

船到宜昌,他们要换乘江轮去渝。在候船的日子里,曹禺就带领着学生投入紧张的抗日宣传活动之中。一天,正在演出的时候,六架飞机临空,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飞机,但顷刻间,便投弹轮番轰炸起来。只见曹禺依然穿着那件棉袍,喊着同学赶快疏散隐蔽,日机的轰炸目标是飞机场,没有造成伤亡,真是万幸。

1938年2月,曹禺到达重庆。郑秀先期到来,去码头迎接曹禺。剧校校址安排在上清寺,他们在枣子南垭临时找了一个住处。

尽管剧校的条件很差,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业,他又开始忙碌起来,指导学生排练《雷雨》。蔡松龄、沈蔚德、陈永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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