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18章

作者:曹禺

4月间,已是春意盎然了。川江两岸点缀着黄灿灿的菜花,几只木船向着重庆西南方向缓缓地航行。但船上的人们却无心领受这春日的暖意,也无心欣赏这大自然的秀丽景色。

由于日寇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国立剧校又奉令疏散。刚刚在重庆稳定下来,才一年多,现在又要来一次大搬迁,到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去,师生们是不满意的,但在战时环境中,却也无可奈何了。

长江自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的一段,人们习惯称之谓川江。他们要去的江安,距重庆300多里,位于川江的南岸。东边是产名酒的泸州,西边就是宜宾。这确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城,只有一万人口。城外有一个坝子,城南面有山——南崖,北边是丘陵地带。江安比较富庶,盛产竹器,它的朱点竹子是闻名遐迩的。楠竹、毛竹所制成的工艺品,如竹屏、竹盒、烟盒、笔筒、狮子头竹筷,行销省内外,还出产桂圆、荔枝等。在那时,也可称得起是一个鱼米之乡了。

一个小小的县城,从重庆来到这里,是显得它太小了,真是个巴掌大的地方。有东西南北的大街,在城中心的十字路口,可看到四周的城墙,的确是太小了。剧校就设在城西紧靠城墙的文庙里,曹禺的家安置在东街薨庐。

虽说是个偏远的小城,但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7年,这里就有了共产党的支部,江安第三中学,是四川省四所省立中学之一,民国初年开办。1927年前就有共产党人在这所中学里活动。1938年建立了中共江安县委,县委代理书记张安国,他们搞起戏剧协社,团结一些党外同志排演话剧,进行抗战宣传,曾经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芦沟桥之战》等。江安的老百姓也很喜欢看话剧,中共江安县委对国立剧校迁来十分重视,他们以江安戏剧协社的名义组织欢迎大会,准备演出曹禺的剧作《原野》。

江安县城演出《原野》来欢迎剧校,使曹禺感到异常惊喜。但他惊讶的是,没料到这样一个小县城竟能排出这样一出难演的戏,剧校的师生也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情。

演出的地点,就在剧校所在地——文庙。文庙中的正面是大成殿,供奉着孔夫子的牌位,东西厢房是七十二弟子的牌位。大殿前面就是舞台。演出时,舞台上汽灯高悬,白炽的灯光把舞台照得格外明亮。观众席地而坐。当大幕一拉开,眼前出现了原始森林的布景。那森林是用新鲜的树枝装制起来的,富有生气,这使曹禺感到新鲜。他没料到这里人们竟然有这样的创造性。而演员一出场,一念台词,也使他感到欣喜惊异,他们竟然把《原野》的台词都改为四川方言了。虽然演员的演技不够老练圆熟,但是,那富有强烈节奏感的方言和朴素的动作,令人感到分外亲切。

这次演出是中共江安县委经过认真讨论并作了充分准备的。扮演仇虎的席明真和扮演金子的演员雷兰都是地下党员,同时,也都是曹禺戏剧的崇拜者。他们通过演出,把他们的心意,把江安县委和人民的热忱献给远道而来的剧校师生,自然,也献给曹禺。当时,曹禺并不了解内中情形,但他看演出时的心情是十分激动的。在这个小城里能找到他的知音,他的心和这小城贴近了。演出结束,他向演员表示道谢,他说,这样的演出太好了,像这样的汽灯,用树枝来作布景,是很适合小城镇演出的。他高度赞扬了戏剧协社的创造性。

曹禺的家就安置在中共江安县委代理书记张安国的家里。郑秀还留在重庆,他们的大女儿万黛出生不久,不便同曹禺同来江安。

薨庐,是一个四合院,有一个天井,门外还有些树木,环境清幽。为了使曹禺更好地写作,好客的主人特意把大门楼上的一间阳光充足,但很清静的房间腾出来,楼上还有一间大厅。郑秀来了,住在楼下。

薨庐的主人,张薨赓老先生是江安的一位名士,清朝末年的中学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中华革命党、同盟会,曾在杨森部下当过团长、旅长。他和朱德早年相识,朱德任护国军混成旅长,曾在泸州、江安一带驻防。而张薨赓正在杨森部下任少校副团长。大革命时期,他当过杨森20军的党代表。后来,回到家乡,被选为江安县参议会的议长。这位老先生对曹禺十分尊重,把家里的好房子让给曹禺住,帮助曹禺找佣人,每逢年节总是把曹禺请到家里吃饭,有什么好吃的也送给曹禺。曹禺在江安的日子,一直得到张薨赓和他的儿子安国的照顾。张安国是这样回忆的:万先生来江安时,我当时是中共江安县委代理书记。把万先生安排到我家来住,也是想照顾好他。他写作的地点,是特意给他安排的。在我家靠近大门楼一间清静、阳光也好的房间,他在这里写了《蜕变》、《北京人》。万先生和我的父亲处得很好,两家住在一起几年,感情很深。我的儿子张邦炜,就是万先生给起的名字。我记得万先生临走时,还把万黛要的一个鼓儿灯留给邦炜。我父亲很尊重万先生,逢年过节常在一起聚会。那是一段很令人怀念的岁月。①

刚到江安,在大城市住久了的人,自然生活上不大习惯,可是师生们的情绪比较高昂,组织宣传,开办训练班,搞得十分活跃。据张安国说:“在这期间,办过戏剧短训班,曹禺亲自任课,举行了开学和结业典礼,我也去参加过,还讲了话。学员有些是地下党员,我的爱人曹继照,还有雷兰、曹永蕾(继照的妹妹,地下党员)、王德勋(也是党员)都参加了这个训练班。县委特地派他们去学习,受过训练就下乡搞巡回演出。万先生上课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像雷兰就考上剧校了,他们不少人都是慕曹禺的名去参加学习的。”但是,未过多久,师生的情绪就低落下来,剧校里有少数人打牌酗酒、做生意,每当曹禺到教务处上班,就碰到这种令人困扰的现象,他内心里很愤懑。

江安是太闭塞了,远离了大城市,远离了文艺界,成天生活在这狭小的天地之中,未免使有些人感到气闷异常。但是,曹禺却在想着他的心事。早在重庆,他就酝酿着新的创作,他要写一部抗战的戏。如今,这里环境尽管发生着种种腐败苟且的事情,却更刺激着他去写。一出戏,在他的酝酿中逐渐成熟了。他要写一个从南京迁到后方的一个小县城的省立医院的故事。

战争的灾难并没有磨去他锋利的锐敏感,也没有消却他的热情血性,他那种对现实的愤懑和对未来充满幻想的浪漫情愫,依然像过去一样。他有时未免有些天真,他写《蜕变》,既对国统区的现实表示深恶痛绝,同时,又渴望着它“蜕变”。不仅是这样,他真盼着在战争的烈火中爆出一个新的中国。关于《蜕变》的材料,他曾这样对我说过:我写《蜕变》的材料,主要是在长沙调查得来的。那时,我曾调查了几个伤兵医院,其腐败的内幕是听人介绍的,报纸上也作过揭露。丁大夫的材料,是那时就看到过关于白求恩的报道,在长沙报纸上曾介绍过白求恩,而且像丁大夫这样的爱国的知识分子,我见过很多。至于医院那种腐败的情形,在江安看得太多了。剧校里就有。有些事情如楼上打牌楼下办公,我就见过。我当教务主任,但是办公人员中就有二陈(指cc派的头目陈立夫、陈果夫)的人,做国难生意的人也有。①在另一次谈话中,他谈到丁大夫的创造。

我写丁大夫的形象,又从丹尼身上取了不少东西。佐临和丹尼夫妇,他们都出身于很阔气的家庭,在上海,他们住在颇讲究的花园洋房里,条件十分优裕,但是他们在抗战爆发后,毅然离开上海到大后方,宁可住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当时,丹尼那种爱国热忱,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①从天津逃出,辗转武汉、长沙,又从长沙到重庆,到江安,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既看到像徐特立那样令人敬佩的共产党人,也看到了在抗战的大变动中的“动摇分子,腐朽人物”。他既为抗战这伟大事业感奋着,激励着,同时,也被那些反动腐败的现实所煎熬着,气闷着。他希望在这抗日的大变动中产生一种“蜕变”,像生物界的昆虫一样“在生长过程中需要硬狠狠地把昔日老腐的躯壳蜕掉,然后新嫩的生命才逐渐长成”。“只有忍痛蜕掉那一层层腐旧的躯壳,新的愉快的生命才能降生”。他渴望着“新的力量、新的生命由艰苦的斗争酝酿着、孕育着,欣欣然发出来美丽的嫩芽”。他希望写出“在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②江南的雨季是令人厌烦的。连绵的阴雨,墙纸都发了霉,木器家具上都是潮腻腻的。曹禺的胃病犯得很重,有时疼得难以忍受,他用手按住胃部,仍伏在案上写作。一边写,一面油印,一面排练:曹禺在写,张骏祥就组织师生排演。一旦他投入写作,他就又什么都置诸脑后了,间或休息一下,透过窗子望去,溟溟镑镑的天空斜吹着清冷的细雨,凄厉的风声过后,树枝瑟瑟发抖,一串雨滴急速地流下来,他的胃疼得更加厉害了。

为了减轻病疼,他就躺在藤椅上写。他的一个学生季紫剑专为他做了一个可倚在躺椅上写字的写字台。他怕耽误排演的进度,就干脆把季紫剑同学请来,同他住在一个屋里。他一面口授,季紫剑一边记录整理,一面便刻写油印。写《蜕变》真像是一场战斗。张骏祥以他那善于科学组织的才能拼着劲地工作着。曹禺写完了,他也排完了。在这期间,他和张骏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张骏祥这样回忆到:“在清华时,我比家宝高两个年级。我到美国留学之前,曾到南京,余上沅就要我写信给曹禺,请他到南京剧校来,他来了。我们真正熟悉起来,是我从美国回来,在江安这一段。那时,几乎整天呆在他的家里。我刚从国外回来对国内的政治形势、文艺界情况不了解,都是他给我介绍的。哪个进步,哪些人是国民党,都是从他那里知道的。当然,更多的是谈戏剧,我回国后排的第一个戏《蜕变》,就是他赶写出来的。”①

《蜕变》同他过去写的几部戏有所不同。他的《雷雨》、《日出》和《原野》都是悲剧,而《蜕变》则不是悲剧。在人物塑造上,过去的几部戏里有他同情的人物和鞭笞的人物,但却没有他歌颂的英雄人物,而《蜕变》可以说有他倾力歌颂的英雄形象。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县城内撤退到后方的省立医院里。从第一幕开始,作家展现的是这所医院的腐败而杂乱的景象,从院长起,就不把救死扶伤作为己任,而是同当地士绅鬼混,打牌酗酒,互相勾结做“国难生意”。院长秦仲宣用人办事全凭他的喜怒,奉迎拍马的便得信任,否则,就只能混吃等死。谁要认真负责,反而遭到申斥。因此,这座医院像一架上锈的老钟,公事无法推动,坏人为非作歹,好人情绪消沉。因循懈怠,苟且偷安。“抗战只半年,在这个小小的病院里,历来行政机构的弱点,俱一一暴露出来,迫切等待政府毫不姑息地予以严厉的鞭策、纠正和改进”。就在这时,上级派来一位“贤明官吏”、视察专员梁公仰。他是“奉了中央命令,要把这个医院重新改组。公务员们负责的,继续工作;不负责的,或者查办,或者革职”。他暗地查访了三天,发现了医院的弊端。他把官僚院长秦仲宣赶跑了,把胡作非为的庶务主任马登科下了狱,来了个彻底改革。不到三年的时间,使它成为一所规模宏大的伤兵医院。“今日的干部大半是富有青年气质的人们,感谢贤明的新官吏如梁公仰先生者,在这一部分的公务员的心里,已逐渐培植出一个勇敢的新的负责观念”。如爱国的丁大夫,本来不满这里的腐败而执意离去的,而在梁公仰的感召下坚定地留下来,忘我地为抢救伤员而工作。她既是一个忘我献身的医生,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这是一部揭露腐朽,催促新生,鼓舞人们抗战的戏。《蜕变》的遭遇,是曹禺所未能料到的。他满以为写一部鼓舞抗战的剧本,公开上演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蜕变》的演出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百般刁难。

由曹禺、张骏祥带着剧组到重庆去演出。真像是一次庄严的出征。

几只小木船载着剧组顺川江而下,在波涛汹涌的大江上,小船时而为波浪掀起,时而跌下。船夫们小心地驾驶着,绕过险滩,避开礁石。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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