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19章

作者:曹禺

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央政府。蒋介石也开始了反共活动,1939年6月发生了“平江事件”,国民党军公开袭击平江新四军留守部队。1940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以何应钦、白崇禧的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等人,强迫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月之内集中于所谓“中央指示案”指定之地区,从而掀起了反共gāo cháo。在全民抗战中,国民党反动派始终未放弃对共产党和爱国进步力量的扼杀镇压政策,不过,现在已由隐蔽变得公开了。

国立剧校,尽管远离重庆,但国民党还是没有放过这个小小的学校。他们把一个叫张秉钧的人派来做训育主任,此人是陈立夫、陈果夫所谓cc派的特务。剧校早就有共产党的支部,如方琯德、蔡松龄、刘厚生都是党员,迁到江安,剧校党支部归由江安县委领导。这些热血青年,一方面领着学生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也爱护着老师,遵照党的指示,团结老师,帮助老师。曹禺正是他们所敬爱的老师,也是他们保护的对象。

曹禺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是十分愉快的,他喜欢这些学生,学生也敬爱着他。

“万老师是最没有架子的。”这是学生对他的评价。他常同学生们一起散步。江安虽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但春天来了,田野尽是惹人喜爱的菜花,金黄万点,令人心醉。而绿油油的稻田,更使人心旷神怡。在川江边上,师生间谈笑风生。江风徐徐吹来,荡入胸怀,给人以无限乐趣。

学生们经常跑到他的家里,吃着泡菜、腊肠、糖果,听着曹禺海阔天空地谈文学、戏剧。曹禺,在学生眼里,是一个很随便很随便的人。剧校没有什么篮球场,一个小小的场地,有时一二十人玩一个篮球,大家争啊抢啊!曹禺也脱下他的长袍,和学生们一起去抢去争,搞得浑身是土,玩得开心极了。在生活中,学生从来不怕他,因为他个子矮,还叫他“万dwarf”。

他是很疼爱学生的,他自己年轻,也更能体贴年轻人。他的学生吕恩说:“万先生的性格是很开朗的。我们进剧校都要有保证人,我是上海来的流亡学生,找不到保证人,就通过一些亲友找曹禺当保证人,他慨然应下。我过去演过戏,一进剧校有些优越感,同学们对我有看法,我不想读下去了,就去找万先生,他是保证人,得跟他讲嘛。我说:‘万先生,我不干了,我把铺盖都打好了,别人那样看我,哪里不能念书,何必在这里受气。’我一边说一边流泪。万先生一边听我说,一边帮我擦眼泪。他把铺盖卷打开,送我回宿舍,他说:‘还是不走吧!没有关系的,会好起来的。’万先生很爱护学生。”曹禺是不愿把她放走的,他不愿意把有才能的学生放走。

有一次,学生闹起风潮来,有个学生把训育主任张秉钧打了。这个学生叫张正安,是班长,打了张秉钧一个嘴巴,学校要开除他。曹禺很同情他,就和陈治策一起为他说情,终于免去了开除的处分。张正安现在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他写信给曹禺说,“幸亏万老师陈治策老师帮助弄了个留校察看”,“几十年来,我没有忘记过万老师一天。一则是万老师的教诲,再就是对我的爱护”。

曹禺最感兴趣的,是江安的茶楼。坐在茶楼里,要上一壶茶,在那里观察着茶楼里进进出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还有在街上过往的人们。

观察生活是他的习惯。他怀中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把观察到的种种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谈动作笔记下来。每逢江安县城赶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馆里去,这样的机会,他是从不放过的。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打扮得衣冠楚楚的人物,使他发生了兴趣,就尾随在这个人的后边。这个人原来是江安的一个大地主,叫黄久安。黄久安发现有人在后面盯住他,人又不认识,很奇怪,有点害怕了,就钻进一个小巷子里,跑到他的一个亲戚家躲藏起来。黄久安的亲戚认识曹禺,就告诉黄久安说,“那是剧专的教授万家宝先生,他在观察人物呢!”这才使黄久安放下心来。有一次,他对西街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发生了兴趣,看她怎样推磨,怎么做浆,又怎样点卤,怎样把豆腐压出来。这样,接连观察了三天,天天在那里细细地看着、琢磨着,有时还问问这位老婆婆。似乎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临走时,他给了老婆婆一些钱作为酬谢。

他对人物是最有兴趣的,只要引起他的兴趣,他就设法了解和接近。张安国回忆说:“《北京人》中的人物是有模特儿的,江安有个知名人物,叫赵子钊,在北京当过国会议员,抗战时回到江安。他的女婿周宝韩,是个留德的学生,什么本事也没有,好吃懒做,就住在老丈人家里。周宝韩的祖父是李鸿章手下的一员提督,太平天国时,在清朝军队里。周宝韩是个公子哥,他留学是学工程的,学的也不怎么样,连个职业也找不到。可是,他那种公子哥的脾气习性却依然保留着,后来,才通过同学关系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当了一个总务处的小科员。他很像江泰。还有一个清朝的秀才,也是江安的士绅,他叫黄荃斋,是个廪生。他和我父亲相识,曹禺就通过我的父亲找到他,向他打听旧式婚姻的礼仪、习俗,问得十分仔细,订婚是怎么一个规矩,结婚仪式又是怎么样啊!怎么闹洞房啊!这恐怕同他准备《家》的创作有些关系。他把这些都记到他的本子上。至今,江安的一些老人中间还流传着曹禺的一些故事。”①在江安,最使曹禺感到厌恶的是耗子。四川的老鼠是很有名的,人称“川耗子”。江安的耗子是够厉害的,一是个大,二是多,到处都有。在办公室,在家里,都有耗子出没,可谓无孔不入。吴祖光曾专门写过一篇曹禺和耗子的故事,他说:“曹禺最憎恶、最怕的是什么?是耗子。”“耗子给他这么大的刺激不是没有原因的。前两年在一个小城里教书的时候,曹禺已在着手汇集他的历史剧《三人行》的材料,足足有一个厚本子。可是有一天他偶而打开抽屉时,那本册子被耗子啃得粉碎了。只要我们懂得一个作家怎样珍惜自己的心血,我们自然也会担负一半对耗子的忿恨吧?”“又一回,很冷的一天,早晨在路上碰到曹禺,便一同到学校去。他说胃病又犯了,犯得特别凶,右肩上时时发抖,这病象的确是不寻常的。下了课我回到休息室。他已经坐在那里,说肩上抖得很凶,心里也不好过。所以告诉学生说胃病犯了,早点下了课。说着说着又抖起来了。他用力一按——‘哎呀!’他脸白了,大喊:‘耗子!’不用说我们有多么惊奇!他匆忙把棉袍脱下扔在地上,掩着脸,一溜烟跑到墙犄角。棉袍里子上爬着一只大耗子,已经精神不振,近乎瘫痪状态。当然是因为天气冷,耗子钻进棉袍里去取暖;因为棉袍里子破了,耗子一直钻到棉花里出不来,却不巧被曹禺穿在身上了。”①

吴祖光的回忆自然是真实的,那时,他已是剧专的教师了。吴祖光比曹禺年轻,很尊重曹禺,经常到曹禺家里吃饭聊天。吴祖光把他的第一部剧作《凤凰城》写完,就是请曹禺看的,虽然说这部处女作还不够成熟,但曹禺却从中看到吴祖光的才华和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他很快读完,据说还做了些润色,但是曹禺却说:“我是看过,却不敢说润色,祖光才气过人,经历丰富,中文底子厚实,他读的书多,看的戏也多,为了写《凤凰城》,他还亲自去找过苗可秀的母亲。那时,我就觉得他的戏写得很扎实,这是他的第一部戏,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越写越好了。我是很敬重他的。”②至今吴祖光仍然说:“曹禺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的确,他们之间有过一段难忘的友情。

吴祖光对曹禺的性格是十分了解的,他曾这样回忆说,“家宝这个人,你同他谈话,他时常出神,心不在焉,你问他,他说他没听见,他让你再说一遍。他根本没听你讲话,他在想他个人的心事,可能正想着戏里的情节。他有一个动作,他右耳上有一个小肉瘤,俗名子耳,他经常摸着这个肉瘤,一出神就去摸它,张瑞芳曾说,这是曹禺的‘灵感包’,一摸它,灵感就来了。他有时还把一张纸叠起来,把顶部揪掉,展开来纸上有一个小洞,他便用这个小孔去套那个‘灵感包’,可笑极了。还有,他在平地上走路也摔跤,是因为他的左腿绊了右腿才摔倒的,可能也是心不在焉的缘故。他看戏的时候,也许他就没看,好戏还是吸引他的。他脑子里总是想他自己的事,他总是‘心有专注’。他胆小,拘谨,怕得罪人。”①郑秀的性格和曹禺是不同的,脾气急躁,爱清洁,处处都要干干净净,不大爱看戏。曹禺却是个不修边幅的人,生活上的小事很随便,郑秀常逼着他换衣服、洗澡,他却说,“你要讲卫生嘛,我偏不讲。”郑秀就把水、肥皂、毛巾、换的衣服都准备得好好的,把他推进浴室里,把门反锁上。可是曹禺却偷偷地带了一本书进去,一边看书,一边拨弄着水,发出哗哗的水声。郑秀以为他洗澡了,放心了,就去做别的事情,等到回来,看他还没有洗完出来,打开门一看,原来他抱着书本睡着了。他根本就没有洗澡,这自然使郑秀很生气。但是,你要他改变他的习惯,那也是很难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曹禺曾对我说:我这个人,你说性格内在,那也是真的。有点事痛苦极了。我喜欢朋友来,但又怕见人,来了是挺高兴的。说我心不在焉,也是有的,人家说的,有时听进去了,记住了,有时就没有听进去。我的记忆力太坏。巴金和我很好,他说话,我很注意听,才听进去。从小孤独,不集中。你说是浪漫型,也有点吧!我好摸我这个“拴马桩”,张瑞芳管它叫“灵感包”。中国人的老说法,右耳边上有这个肉瘤是象征富贵的。后来有人告诉我,常摸它容易得癌症的。写东西写不出来就摸,有时摸得都肿起来。我是常走神的,写东西时思想集中,不走神。我非常怕洗澡,我好看书,所以,老是不愿意洗。四川耗子非常厉害。那时挺穷,穿棉袍,把棉袍咬破了,耗子钻进去,上课的时候觉得痒,讨厌极了。我厌恶耗子,写《北京人》时,就由此产生一种联想,有人真像耗子那样过了一辈子。①曹禺和郑秀的结合,已经蕴藏着危机,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由于性格、脾气、爱好、情趣的不同,矛盾就逐渐突出起来,感情上也出现了裂痕,对于双方来说,都感到了不愉快。而曹禺的内心痛苦显得更深些,他不会吵架,甚至不说出来,但却是十分苦闷的。大约在这样的时刻,一个年轻的姑娘悄悄地进入曹禺的生活之中。她就是邓译生,又叫方瑞。1940年的夏天,她到江安来看望妹妹,妹妹邓宛生就在剧专学习,表弟方琯德也在这里。方瑞的父亲是个医生,她的叔叔,以及父亲的朋友都是一些教授和学者,像著名的作家杨振声,还有赵太牟等。她没有读过大学,但有着很好的文化教养,练得一笔好字,也善于绘画。据说赵太牟、杨振声这些教授都向她的父亲提出建议,不要送她上大学,就让她在家里读书,似乎是要把她培养成为中国最后一名精谙国学的闺秀。她长相清秀,性格娇柔温厚,不爱说话。她同她的妹妹宛生迥然不同,宛生长得又粗又胖,性格活泼,一刻也不安宁。她一来到江安,就住在方琯德的家里,吴祖光也同他们住在一个大院里,对门便是曹禺的住家。

方琯德、宛生,还有一些学生,常到曹禺家去,译生也跟着他们一块去。这样,便结识了曹禺。

译生的到来,在交往中,她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在不知不觉、不声不响中,他们在心中相爱了。《北京人》中的愫方,就有着译生性格的投影。曹禺是这样描写愫方的: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的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忧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透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的愿望与哀思,她是异常的缄默。……一种惊人的耐性,……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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