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21章

作者:曹禺

江安的生活是清苦的。

战时物价腾涌,钱是越来越不值钱了。会钻营的去做投机买卖,捞外块,可是对穷教员来说,日子过得就艰难了,对学生来说,那就更困厄了。战区来的学生有贷金,自己申请,等工作了再还。开始时每月8元,4元钱的伙食,4元钱零用,还可勉强维持。后来提高到70元的贷金,但连饭也吃不到了。非战区的有家的学生,是连贷金也没有的。总不能饿饭啊!就搞点实物演出,农民来看戏,就拿着白薯、白菜、鸡等来看戏,当地的绅士也有时送半只猪来,这样,星期天就能打上一次牙祭,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了。曹禺是教授级,日子还可以维持,但他看着学生的清苦,打心里是怜爱的。即使在最艰苦的日子,学生还在那里勤奋地读书,有时连夜地排戏演戏。作为一个教师,财学生最深厚的爱便是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使他们成才。除了指导学生排戏演戏,那就是教课,他教的课程门类是够多的了,《西洋戏剧史》、《编剧技巧》、《名剧选读》,等等。

在他的学生中,流传着关于曹禺教书育人的种种事迹:吕恩说,那时我们许多学生都是慕万老师的名而报考剧校的。他讲课讲得很精采,上午四堂课,他只在中间休息一次,但往往是一气呵成,讲得有声有色,边讲边表演。没有翻译过来的剧本,他自己就朗读原文。万老师好读书,戏剧方面的东西,他太精通了。在江安时,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手不释卷的学者。①

范启新说,万先生讲课,那真可谓口若悬河。他看得多,随手拈来,旁征博引,而分析起作品来又是那么细致入微。他讲得传神,我记得他讲戏剧概论,常提到的剧作家和剧作,有匈牙利的摩尔纳的《百合花》,法国班拿的剧本也介绍得比较多。班拿是所谓静默学派,没有大的动作,重视心理分析,像班拿的《s*误》,是黎烈文翻译的,万先生就介绍过。他说他很喜欢这个剧本,这样的戏使人感到亲切得很,我觉得《北京人》就有班拿剧作的影响。还有班拿的《玛亭》,袁昌英翻译过,他讲的时候都入了迷,沉浸在戏剧情境之中,大家也如痴如醉了。②冀淑平回忆说,万先生给我们讲西洋戏剧史,他是从希腊悲剧讲起的,他对希腊悲剧可以说有一种独到的体会。他不是一般地介绍,而是让你感到其中的悲剧精神。我们最喜欢听他的课,别的班都来听,他讲课讲到高兴的时候,就用右手揪着右耳朵上的一个小肉瘤,眨着眼,神采飞扬,全神贯注,我们这些学生也都“入戏”了。③陈永係回忆说,万先生教的课很多,他教编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错综心理,错综感情,都是一般戏剧理论书中很难看到的,听起来很新鲜。他结合着许多剧本许多人物来讲,说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不一般化。他讲究戏的跌宕和节奏,韵味和分寸。他看卷子也很仔细,那时,每学期我们都要写一个剧本,他批改得很认真,很仔细,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不好,哪个地方还得推敲,都批得详详细细。那么多学生的卷子,他都那么精心去改,他是十分负责任的。①他对学生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张家浩写了一个剧本交给他看,这个剧本叫《红色马》,讲一个爱国志士,打入日本军队中去刺探情报,经历各种风险把情报搞了出来,其中用了不少惊险的技巧。曹禺看过,找到张家浩说:“下次你再写这样的剧本,就不要拿给我看。”②他是希望学生在开始写戏的时候,就要有所追求,在思想和艺术上有真正的追求,而不要搞那些表面上热热闹闹的东西。

尽管他那时已经和郑秀产生了深刻的感情裂痕,常常使他陷入苦闷之中。但是,教学生活却给他带来了幸福和愉快。他一旦和学生在一起,他的愁苦便一扫而光了。学生在暗地里是同情他的,都是些大学生了,他们也感到万老师和郑秀是很难共处的。两个人生活方式不一样,脾气性格不一样,没有共同语言。也许他们偏袒着老师,觉得郑师母对万老师照顾不够。他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袍,穿着破袜子。学生们都希望有人能照顾万老师。这时,学生们也知道万老师和邓译生有往来,朦朦胧胧中,觉得他们俩应该好,都帮着万老师隐瞒,不让郑师母发现。有时,他们看到万老师和邓译生在一起,就自动走开了,好像还在暗中成全着他们。他们也并不认为郑师母就是什么一个不好的人,只是觉得万老师和这位师母作为夫妻生活在一起是难以为继了。

江安的生活毕竟是单调的,眼看着黄佐临、金韵芝夫妇走了,张骏祥走了,同他朝夕相处的朋友一一离去,曹禺的孤独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因而家庭生活带来的痛苦便显得格外突出了。他有着爱的慰藉,但却藏在心里,这种爱近在咫尺,但又隔着万水千山。

也许可告慰于他的,是创作。《蜕变》出版了,这是在抗战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剧作,好不容易啊!在那纸张匮乏,出版业凋零的境况下,他的老朋友巴金把《蜕变》印了出来,这已使他感激莫名了。但更使他感动的,是巴金亲自为《蜕变》写了《后记》。这《后记》凝聚着巴金真挚的友情,真像一团火,温暖着曹禺的心。

巴金是这样写的:

《曹禺戏剧集》是我替作者编辑的,我喜欢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我相信我来做这工作,还不会糟蹋作者的心血,歪曲作者的本意的。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他相信我们,如人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但这本《蜕变》却是例外,它到我的眼前时,剧中人物和故事已成了各处知识分子谈话的资料了。我摊开油印稿本,在昆明西南城角寄寓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了《蜕变》,我忘记夜深,忘记眼痛,忘记疲倦,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眼前闪烁着光亮,作者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我最近在作者家里过了六天安静的日子,每夜在一间楼房里我们隔着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望着一盏清油灯的摇晃的微光,谈到九、十点钟。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我们也从《雷雨》谈到《蜕变》,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南屋中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雷雨》是这样地感动着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泪水浮出眼睑。但我可以说这泪水里面已没有悲哀的成分了。这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是被感动,我惭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着大的勇气。

六年来作者的确走了不少的路程。这四个剧本就是四方纪程碑。现在我很高兴地把《蜕变》介绍给读者,让希望亮在每个人的面前。

巴金于1940年12月16日,在重庆曹禺读着这篇《后记》,泪水浸润着他的眼睛,一股热流注入他的心田。同时,也把他带入甜美的回忆之中。在六年来的创作路程上,每一部剧作问世,都有着巴金的友谊。是巴金把他的一部又一部的作品送到读者手中。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从这位朋友那里得到默默的而且是最有力的支持。一个多月前,他和巴金在江安聚会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了。六天,难忘的六天的相聚:

1940年11月初,江安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巴金来了,曹禺知道他从上海到重庆,就约这位老朋友到江安来玩玩。几年不见了,好像都发现对方又苍老了些似的。巴金一路风尘仆仆,特地跑到这个偏远的小县城,看望这个他尊重而亲爱的老弟,有说不完的话。从战争开始,他们就没再见面了,三年的光景,比30年还要漫长。战时的兵荒马乱,凄怆逃亡,每过一天,都使他们带着深重的忧虑和不安。忧国忧民的焦虑,呕心沥血的呐喊,分分秒秒都未曾偷闲。他们不是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却像士兵那样地战斗着。

但是,用什么来招待这位远方来的兄长?这里既没有东来顺的涮羊肉,更没有广和楼的京剧,就是这样一个小城,这样一个清幽的薨庐。但这里,有一群学生们的赤诚,一听说巴金来了,学生们就都来看望他,当然,也有剧校的老师。白天,客人应接不暇,只有夜晚,在清油灯下,才是他们互相倾谈的时间。

在曹禺写作的小房间里,在幽暗的灯光下,在夜色的朦胧中,谈着,不停地谈着。这大概是人生中最高的享受了。巴金把吴天改编的《家》的剧本带来了,曹禺读过感到不满足,便谈《家》的改编,他要亲自改编,大概曹禺是想以此为他们的友谊再添上一把火。对巴金来说,这自然也是最快慰的。如果说,巴金这次来江安有什么收获,那就是他又催促着一部新的剧作的诞生。曹禺谈到这次同巴金的会面时说:巴金到我家来了,把吴天改编的《家》带来了。我看过,觉得它太“忠实”于原著了。我和巴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心想应该由我来改编,不能说是他请我来改编,我也意识到这是朋友间油然而生的责任,我说我试试看,巴金是支持我的。他的小说《家》我早就读完,但我不懂得觉慧,巴金跟我谈了他写《家》的情形。谈了觉慧、觉新、觉民这些兄弟,还告诉我该怎么改。

巴金这次来江安,我们谈得太投机了。每天都谈得很晚很晚,虽然是冬天,小屋里只有清油灯的微光,但是每次想起来,总觉得那小屋里很暖很暖,也很光亮。①巴金的到来,给曹禺带来友谊的温暖和关怀,也给他带来新的创作课题,开始了对《家》的改编的酝酿。但是,江安的环境是越来越险恶了。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重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一大批文化界人士撤退到延安和香港,而留下来的同志在更艰苦的环境中同国民党的顽固派进行斗争。

江安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皖南事变”不久,中共川南地下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国立剧专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重点。张安国回忆说:“1941年泸县中心县委书记被捕叛变了,江安的党组织也受到影响,江安县委书记被捕,敌人掌握了江安一些党员的名单,剧专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有的党员像方琯德等得到通知,迅速逃离江安。”②在剧专党组织未遭到破坏之前,剧专训导主任张秉钧之流,就从暗中监视着进步学生的活动,以“战时学生贷金”为诱饵,诱骗学生参加国民党。剧专的地下党支部曾领导学生展开斗争,那气氛已是相当紧张的。曹禺虽然不曾卷入这斗争的漩涡,但实际上,暗中也被监视着。在这期间,还发生一起搜查曹禺家的事件。

一天,江安的宪兵队突然闯入曹禺的家中,搜走了他的所有信件,检查了他的书籍、杂物。此后一个30岁左右,身材干瘦,穿中山装的人,每天都到曹禺家里来,老是和曹禺闲扯,问东问西,古今中外,亲戚朋友,什么都打听。曹禺外出,这个人也总是跟随着他。过了几天,他的几个学生就被捕了。那时,曹禺自以为是个“不问政治,不惹是非”的人,但他竟然遭到搜查追踪,对这种黑暗统治更深恶痛绝了。他不知道因为什么来搜他的家,后来才知道,是江安宪兵队截获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给他发来的一份电报,祝贺《日出》在延安公演成功。1940年,毛泽东同志找到鲁迅艺术学院的负责人张庚,同他说,延安也应该演出国统区著名剧作家的剧作,认为《日出》就可以演,并且提出这个戏应该集中延安的一些优秀演员来演,要把戏演好,还应当在剧组建立临时党支部,参加演出的党员都要在这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以保证把《日出》演好。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排演,《日出》在延安上演了,演出的效果是很好的。①于是,以鲁迅艺术学院的名义给曹禺发了贺电。江安宪兵队截获到这份电报后,便以此作为“通匪罪证”,搜查了曹禺的家。搜家时,恰好曹禺不在江安。宪兵队是不可能发现什么的,但这件事却使他感到江安是不便久住了。“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不断施加迫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地发出文件“禁演曹禺所著《雷雨》剧本,并不准刊行该剧本”。该通知指出:“曹禺所著《雷雨》剧本,不独思想上背乎时代精神,而情节上尤有碍于社会风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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