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22章

作者:曹禺

清晨,嘉陵江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水气,码头上是噪杂的,各种叫卖声,轮船的汽笛声在江面上回荡着。朝北碚开去的轮船上,挤满了乘客,不少是从市区到北碚上班的人,一张张焦虑愁苦的脸相,显得异常的沉寂。船在航行,江面上迎面吹来的晨风,湿润而凉爽,使闷在山城里的人,得以呼吸一点清新的空气。

曹禺又和叶圣陶会面了。他们都在复旦大学任课,是经常在船上碰面的。一路上,倒是他们畅心谈天的时候,曹禺对这位前辈是十分敬重的。他清楚记得,还在《日出》问世的时候,叶圣陶写了《成功的群像》,那篇文章虽然很短,但却对《日出》有一种会心体己的赞扬,说《子夜》和《日出》“都不是‘妙手偶得之’的即兴作品,而是一刀一凿都不肯马虎地雕刻成功的群像”。并且说,《日出》的“体裁是戏剧,而其实也是诗”。他曾为这样的批评而得到鼓舞,那是很能体会作者创作甘苦的批评,这就使曹禺对叶圣陶更加敬重了。现在,经常会面,亲自听到叶圣陶的见解,对他来说,确实是难得的好机会。曹禺说:1942年,我和叶老都在复旦大学教书,学校在北碚,我们都住在校外,经常是两个人碰到一块。在船上我们谈得十分投机。我从学生时代就读叶老主编的《少年》杂志了,他的小说我也读过,他那种洗练的文笔,雕刻人物的功力,是令人敬佩的。但我常听到关于他的为人种种,特别是他对后进的奖掖和提携,我的《日出》他就亲自写过批评,如今我仍能记住,他确是一位宽厚长者。我能喝一点酒,叶老常拉上我一起到酒馆里去喝“渝绍”,就是重庆酿造的绍兴酒。他很健谈,性格开朗,给人以强烈的感染。我如今还记得在船上,在酒馆里叶老的神情,我从他那里得到教益,是很难忘怀的。①

在重庆,过往最多的还是巴金。他常去巴金家里,每次到那里,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从那里得到温暖,得到鼓励。他说:

巴金的爱人萧珊是一个很善良很贤慧的人,我是非常敬重这位大嫂的。在重庆时,我穷得不得了,有时一天就啃两个大烧饼,有时连烧饼也啃不上。在这种时候,我就跑到巴金家里,又吃又住。每次都是巴金的爱人来招待。那时,巴金家里每天都有客人,经常有一桌穷客人。其实他并不富裕,但人们去是要从他那里得到友情和温暖。我住在他家楼上,他和他爱人住在一间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有时,他手头宽裕时,就约我到宁波馆子去打牙祭,巴金对谁都那么好,他永远是我的大哥,我敬重的兄长;他对朋友永远是那么厚道、宽容、友爱!②他改编的《家》,于1942年夏季脱稿,12月就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仍然是经过巴金亲自校阅。话剧《家》的创作和出版,又一次凝结着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曹禺是幸福的,在创作上,他始终得到巴金的默默而坚实的支持,得到这位兄长的关心和爱护。

在中国的作家群中,曹禺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是比较平坦的,他确是个幸运儿,也许是因为他那样年轻就写出了才华出众的作品的缘故。巴金好象就是他的守护神。不仅仅是巴金,还有其他的朋友,特别应当提到周恩来同志,在那些激荡的斗争年代,他对曹禺是格外关心和爱护的。

1942年的冬天,他收到周恩来同志的信,在信中谈到他的《雷雨》、《日出》,是一片惜才之情,爱才之心,是学长般的关怀,是朋友间的赤诚,并特地邀请他去曾家岩五十号做客。之后,他不止一次去看望周恩来同志。曹禺是这样深情地回忆的:

那个时候,只要去曾家岩,走起路就脚下生风,心里头也畅快极了。一踏进曾家岩的小门,就觉得把国民党陪都的污浊都撇在了外面,在这里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一眼看到周总理的亲切微笑,阳光就照进了心中。那时,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穷的,有时吃不饱肚子。周总理知道了,邀我们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饭。重庆的冬天,十分阴冷,周总理看我穿着单薄,送给我一块延安纺的灰色粗呢,让我缝衣御寒。

后来,我向周总理提出想到延安,想离开国统区的丑恶和阴暗。周总理循循善诱,要我留下。他说,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后来,我逐渐看清了,笔就是一种用来战斗的武器,我应当握着它,为祖国,为人民,为无产阶级而写。①一次,他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去南渝中学看望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张伯苓是坚决抗日的。“七七”事变前夕,他就预感到日本人会对他进行报复,就在重庆选择了校址,准备着一旦战争爆发,就把南开迁到内地去。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日本军队派飞机轰炸了南开大学,他多年奔波精心经营起来的美丽校园,在这次轰炸中几乎成为一片废墟。重庆的南渝中学在抗战烽火中又屹立起来了。他就在南渝中学的家属宿舍里,和师生们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他常常念起他的学生,周恩来、曹禺都是他得意的门生。看到他们来看望自己,他是十分欣慰的。曹禺回忆说:

我和周总理到南渝中学去会见张伯苓校长,老校长留我们用饭,在座的还有九先生张彭春。席间九先生和周总理展开了讨论,九先生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以为然。而周总理非常泰然,心平气和地向九先生解释说:“你说的不对,不符合事实。”用许多事实来说服九先生。老校长在一旁不置可否,只是注意听着。告别出来,我搭乘周总理的汽车,在半路上他让我下车,说,“你不半路下车,叫国民党特务看见,就把你当共产党抓了”。这次同去张校长家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老校长十分尊重,对九先生的意见,也很耐心地倾听,他总是以理服人。使你不能不心悦诚服。②周恩来同志对曹禺的关心和爱护是十分感人的。吴祖光曾谈到一件事,他说:周总理对曹禺是格外关心的,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日本投降之后,要在上海创办《新民晚报》,约我去编副刊,立即要去上海,由报馆给我买好了去上海的飞机票,是1946年元旦这一天的票。临行前夕,我去看望周总理,到了曾家岩五十号,我向警卫人员说明来意,警卫说周总理正在开会,这样,我就不敢再打扰他了。但很快警卫人员又赶上来,说周总理让我回去见他。他同我谈了两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他几乎用了一半时间询问曹禺的情况,问是的写作情况,家庭问题,婚姻问题,问得相当详细。从这件事可看出周总理对曹禺的爱护和关心。①在那大夜弥天的年代,周恩来同志无疑成为曹禺心上的一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他前进的路程。曹禺对党的认识,对党的感情,对党所抱的希望,就是这样地凝聚起来的。

大约在改编《家》的时候,张骏祥就约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曹禺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后来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译者前记》中说:“那时在成都有一个职业剧团,准备演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邀了张骏祥兄做导演,他觉得当时还没有适宜于上演的译本,约我重译一下。我就根据这个要求,大胆地翻译了,目的是为了便于上演,此外也是想试一试诗剧的翻译。但有些地方我插入了自己对人物、动作和情境的解释,当时的意思不过是为了便利演员去了解剧本,就不管自己对于莎士比亚懂得多少,贸然地添了一些‘说明’。后来也就用这样的面貌印出来了,一直没有改动。”还在大学读书时,他便钻研过这位伟大剧作家的作品。他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并不亚于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这些曾经直接对他的创作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剧作家。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戏剧博大精深,他甚至说:“宇宙有多么神奇,它就有多么神奇。”他也承认莎士比亚对他创作的影响:“我从易卜生的作品中学到了许多写作方法,而莎士比亚的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是任何天才不能比拟的。莎士比亚的诗,就像泉水那样喷涌而出,每个人物,哪怕是一个乞丐,一个流氓坏蛋,一个王侯,说出来的台词,时如晶莹溪水,时如长江大海,是宇宙与人性的歌颂,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奥秘,是寻常却永恒的珠玉,是阳光灿烂的人道主义的精华。”①也许,你很难找到曹禺哪部剧作直接而明显地受到莎士比亚的影响;但是,可以说他的每部剧作都渗透着这位伟大剧作家的艺术精髓。像莎士比亚的诗情,那是曹禺在创作中所追求的,在《雷雨》和《日出》、《北京人》中都可看到这种一贯的追求。像《日出》中对金钱社会的鞭挞,难道不闪烁着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那种诗情!而话剧《家》更可看到莎士比亚诗剧的影响。莎士比亚对复杂人性的探索更吸引着曹禺。在这次翻译中,显示了他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独特的感受和见地,他说:“我以为这个悲剧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并不使人悲伤。只是像4月的天,忽晴忽雨;像一个女孩子一会儿放声大笑,一会儿又倚在你的肩膀上低低地哭泣起来。”①他是以他的诗人的心灵去感受着这位伟大剧作家的作品的,因此,就独具慧眼,从中把握着这出悲剧中的美学的特色。他在翻译中,把他的这种感受也融入整体戏剧气氛和具体的文字之中。

翻译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优秀的译作,如同创作一样。《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闪现着曹禺的才华和诗情,译笔优美流畅,独具一格。柯尔律治曾说“莎士比亚有意使《罗密欧与朱丽叶》接近于一首诗,这一点可以从贯穿在剧中的众多押韵的对句中看出来”②。而曹禺正是把它作为一首诗来翻译的。不但体现出莎剧诗的神韵,而且把它的节奏和韵律也翻译出来。他特别称赞这个戏的第二幕第二景,即在凯布邸中花园,罗密欧和朱丽叶幽会的一场,他说这场戏“把爱情描写得如此细腻动人,实在少见”。我们不妨摘引一段译文:

罗密欧走进

罗密欧(听见墙外墨故求的话)

没有受过创伤的,

就会嘲笑别人的伤痕。

朱丽叶出现在楼上的窗口但是静静的,是什么光从那边的窗户透出来?

那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

起来吧,美丽的阳光,射倒那嫉s*的月亮;惨白的月亮都焦虑得病了,她气死原是她的侍女,为什么比她还美?

别再陪伴她吧,因为她嫉s*你。

她那修道的衣服都发了惨绿,那是小丑们穿的,你就丢了吧。

月光照见朱丽叶的脸。

这是我的她,哦,是我的爱!——哦,要她知道了多好!——朱丽叶仿佛颤了一颤。

她开口了,可她没有说什么。

这有什么?

她的眼在说话,我就去回答。

我太莽撞了,她不是对我说的。

天空中两颗最辉煌的星星要出门,就请她的眼来代替他们闪耀,候着他们归来。

真的,如果她的一双眼睛悬在天空,星星就替代她的眼睛,那会怎样?

那她脸上的明媚一定盖过星星的亮,如同白日的光压倒了灯光,在天上她的眼一定照耀满天的光明,鸟儿乱叫,以为白昼已经降临。

看,她悄悄把手托着她的脸!

嗳,为什么我不是那手上的手套,就轻轻靠着她的脸!

无论是罗密欧,还是朱丽叶,在他们的爱情的絮语和独白中,都蕴藏着青春的朝气和生命的力量,是那么真挚,是那么甜蜜。虽然,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死去了,但却给你一种欢快和乐观的情绪,曹禺把这些都翻译到他那充满诗情的文字里。我在《曹禺剧作论》中谈到他的话剧《家》,曾这样说:“这样杰出的爱情诗篇,自然使我们联想到曹禺翻译的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这同样也是一部关于青春和爱情的悲剧。不知是《家》的创作启发了他那样富于诗情的翻译,还是莎剧的诗意影响了《家》的改编。的确,在《家》中是蕴蓄着莎剧的现实主义的神韵和风采的。”《家》中第一幕第二景中觉新和瑞珏的诗的独白,也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景一样,把爱情写得那么细腻动人,在悲怆中蕴藏着爱情的甜蜜,在冬天中透露着春的消息。

1942年底,在山城传出了“曹禺要演戏了”的消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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