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23章

作者:曹禺

从1941年10月的“雾季公演”,到1942年5月,在重庆共演出30多出话剧,迎来了重庆话剧运动、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而《屈原》的公演则是它的gāo cháo。

在重庆这样一个几十万人的城市,有五大剧团,即中华剧艺社、中国剧团、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同时演出,向着黑暗统治进行冲击,喊出了正义进步的声音。

当然,斗争也是艰苦的。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来破坏进步的戏剧运动,他们把陈铨的《野玫瑰》推出来,来诋毁《屈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公然叫喊:“哪个说《野玫瑰》是坏戏,《屈原》是好戏,那个人就是白痴。”他的话成为笑柄,即使国民党的报纸也没有为《野玫瑰》叫好。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黄金季节,曹禺的剧作一部又一部地被搬上舞台,《蜕变》、《北京人》、《家》、《正在想》、《镀金》,还有《雷雨》、《日出》和《原野》,为这黄金时代增添着热闹和光彩。1943年1月,一个戏剧刊物《戏剧月报》创刊了,曹禺、郁文哉、凌鹤、贺孟斧、陈白尘、赵铭彝、陈鲤庭、张骏祥、潘孑农九人组成了编委会,在创刊号的“本报特刊稿件预告”栏中,公布了曹禺的《三人行》即将问世的消息,曹禺还写了一篇《创作经验谈》。同时,他还投入《安魂曲》的排练和演出。2月19日,他应邀到上清寺储汇大楼重庆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讲演,题为《悲剧的精神》;2月28日又在重庆文化会堂发表演讲,题目是《我们的学习》;3月27日,他出席了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届年会,在这次会上当选为理事。从这繁忙而紧张的日程中,可看到他的满腔热忱。但在那种交织着欺诈压迫的黑暗年代,他心中更多的是愤慨和激怒。面对着令人愤慨的现实,他依然像过去一样,更加热情,更加深刻地思索,也更加明确了应该歌颂什么和反对什么。他的讲演《悲剧的精神》,可以代表他当时的心情,也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好像是讲戏剧美学,而实际上却紧紧地抓住现实,进行抨击和批判,明白地提出在那抗战的艰苦年代,到底需要怎样一种“悲剧的精神”。

一开始,他便对“庸人的‘悲剧’”进行批判,他说:在我们中间,有这样一类人,一向是在平和中庸之道上讨生活,不想国家的灾难,不愿看人间的悲剧,更不愿做悲剧中的人物,终日唯唯诺诺,谋求升发之道,取得片刻安乐,对一切事物都用一副不偏不倚的眼睛来揣摩,吃饭穿衣,娶妻生子,最后寿终正寝。

他猛烈地攻击这种庸人的“悲剧”;同时,他又正面提出,真正的“悲剧”究竟是什么。他说:我说的悲剧是另外一种。它是抛去猥琐个人利害关系的。真正的悲剧,绝不是寻常无衣无食之悲。一个小公务员,因为眼前困难,家庭负担重,无法过下去,终日忧伤,以至病死。青年追求爱人,一再表演,都被拒绝,终于跳江自杀。这些能称为悲剧吗?他们除了表现个人的不幸外,与国家、社会没有任何其它内在关系,这不能称为悲剧。悲剧要比这些深沉得多,它多少是离开小我的利害关系的。这样的悲剧不是一般人能做它的主角的,有崇高的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的人,才能成为悲剧的主人。在阐明什么是“真正的悲剧”,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悲剧的主人”之后,他进一步地提出“悲剧的精神”的课题,也就是这次演讲题目的主旨,他说:悲剧的精神,应该是敢于主动的。我们要有所慾,有所取,有所不忍,有所不舍。古人说:“所爱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这种人,才有悲剧的精神。不然,他便是弱者,无能。无能的行为,反映到文章上,号悲诉苦,乞怜于恶人、敌人(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的脚下,便是可笑的庸人,不是悲剧中人物。不想轰击现实,一再忍受无理的摧残,不想举起刀剑反击,那是一只躲进洞里、永不见阳光的耗子,是令人厌恶的动物。活着,像一条倒卧的老狗,捶下去不起一点反应,从这里怎能生出悲剧?

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笔下的勃鲁托斯才具有“悲剧的崇高精神”,屈原是有悲剧精神的,诸葛武侯是有悲剧精神的,岳飞、文天祥也是有着可歌可泣的悲剧精神的。接着,他就阐发了“究竟怎样才是悲剧的人物”的问题。

首先,他认为悲剧的人物要具有火一样的热情。他说:“悲剧的人物,首先要富有火一样的热情。‘晚来唯好静,万事不关心’,一味恬淡、超脱的人不会有什么悲剧。聪明自负,看破一切,是可鄙的人,这种人可以‘不滞于物’。自命修养上‘可贵’,但这种人多了,一个民族也就可悲了。”他认为像屈原、诸葛武侯等这样的悲剧人物,“他们有热情,有‘至性’,有真正男子汉的性格。他们有崇高的理想,追求着,奋斗着,愿为这一理想的实现而抛弃一切。屈原说:‘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他又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惟有热情、至性的人才能演悲剧;为公众的高尚的热情和‘至性’才是构成悲剧精神的要素。”

其次,他认为悲剧人物要具有“崇高的理想,不断地为它努力,为这个理想实现,舍开一己的利害,是超出了小我的范围的”。同时,还“要有一种雄伟的气魄”,他称之谓“雄风”。在他看来,“民族要存在,中国要立足于世界,我们要救亡,要反抗,自来中国人民是吹着雄风的”。表现了他高度的民族自信心。

他还说,“悲剧的主人大都是失败者,但‘失败’的人物中不少是伟大胜利的灵魂。‘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观念应该推翻。这种观念的基础,只着眼于‘成与败’,不想到‘是与非’。立足真理,有所作为的人,是正义与信念激扬砥励他这样做。学习成功者,容易。从失败中看见真理而为之奋斗,那是难得的。伟大人物,常常在悲剧中才能看见。理想是推动的力量,失败尽管失败,但绝不妥协。悲剧人物有一种美丽的、不为成败利害所左右的品德,他们的失败,不是由于他们走错了路,而是由于当时种种环境的限制。艰难苦恨的道路,早晚有走通的一天,一时走不通,他却勇于承担真理的责任,追求到底,这就是中外古今的革命家、文学家、科学家,使人永远敬仰的力量。悲剧的精神,不是指成功的精神,如果能从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气魄去体会悲剧的精神,中国的将来便会脱离混沌的局面,成为一个自强不息、独立富强的中国。”

这篇讲演是值得注意的。它决不是曹禺一时心血来潮随意谈出来的,一方面体现他的悲剧美学思想,有一种朝着英雄悲剧转变的倾向,它所倡导的“悲剧的精神”,他所阐述的“悲剧的人物”的内涵,同他以往创作《雷雨》、《日出》、《家》所体现的悲剧美学思想不同了,倒是同郭沫若的《屈原》所体现的悲剧美学思想有着共通之处。就在这篇讲演中,他不止一次谈到屈原的悲剧精神,认为“他一生忠贞,在同反动贵族斗争中,遭谗去职。他揭露反动贵族昏庸腐朽,忧念国事,为理想献身。屡次进谏,楚怀王始终不听,终于质押于秦。顷襄王继位,屈原又被放逐,长期流浪在沅水湘水的地域,无力挽救危亡,忧愤激昂,作了《离騒》,投身汨罗江水。”显然,他更向往着屈原的悲剧精神,更强调“悲剧的精神,使我们振奋,使我们昂扬,使我们勇敢,使我们终于见到光明,获得胜利”。不像他早期写《雷雨》时,特意加上序幕和尾声,还“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低着头,沉思地,念着这些情热,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们,荡漾在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水似的悲哀,流不尽的,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①另一方面,他正在准备写《三人行》,是关于岳飞的一出历史剧,而这篇讲演,正是他在酝酿此篇剧作过程中诞生的,显然,他准备按照这样的悲剧美学思想来建构这出新的史剧。

6月,山城酷热的季节到来了。他要写《三人行》了,但在城里,那么热的天气,是很难进入写作意境的。马宗融为他找到了一个稍微清静凉爽的地方,就在北碚复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这里,是一家农民,在楼上租了一间房子,出门就是绿油油的稻田,白天,倒也安静,房主人一家人都下田里做活计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写累了,就在田垄上散步。晚间,蛙声阵阵,从窗口望去,玄幽的夏夜天空中撒满了繁星,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在这寂静的夜里,文思沸涌。

但是,《三人行》的难度太大了,他为自己树立了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它写成一出诗剧。写《家》的时候,他就准备把《家》写成诗剧,但未能如愿,翻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种诗的兴奋和探索诗剧创造的心情更迫切了,他一定要把《三人行》写成一部诗剧,全部台词都用诗来写。但是,也未能成功他谈起这部未能完成的剧作时说:《三人行》是写岳飞、宋高宗和秦桧的故事。在重庆只写了一幕,太难了。全部是诗,没有别的对话,吃力得不得了。大热的天,搞得累死了。是马宗融为我找到的房子。马宗融是巴金介绍给我的,一个法国留学生,是非常好的朋友。这家农民大概是个中农吧,有三四个孩子,我是自己背着米下乡,自己烧饭。我是想试一试,用新诗写一部诗体剧,终于搞不下去了。第一幕是从金回来,我想写出点新意,但是,也没有历史可考,材料上遇到问题,不得不罢手了。我记得很清楚,就写在一个记帐用的条纸上,写了无数次,只写了一幕。“文革”期间,我把它撕毁了。那时,还想写《李白和杜甫》,写天宝之乱,写李白和杜甫的友情,也是出了预告的,幸亏没写,懂得太少。杜甫和李白的诗,他们的事迹太伟大了,我曾和冯至谈过,他写过《杜甫传》,是杜甫专家,又是个诗人,我劝他写。①这些未能完成的剧作,是令人遗憾的。他曾废过一些稿子,《雷雨》写了不知多少遍,《日出》也烧过一稿,但都最后完成了。可是《三人行》,他整整思考了一年,只写了一幕就啃不动了。而《李白和杜甫》,也同样花去他许多的时间。他为写《李白和杜甫》曾有一次西北之行,他看《三人行》实在搞不出来了,才决定去写《李白和杜甫》。

1943年的8月,一个机会来了。

那时钱昌照在资源委员会工作,由于钱昌照的关照和安排,曹禺同陶孟和一起开始了一次漫长的西北之行。这次远行,主要目的是为写《李白和杜甫》搜集资料。

陶孟和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和曹禺的老师张彭春先生是同学,当年都是严范荪的学生。如今,跟这位长辈一道旅行,自然也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搭的是资源委员会的汽车,川陕公路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车辆,坎坷不平的公路,汽车走起来颠得十分厉害,旅途是相当劳累的。8月19日到达古都西安。西安市文艺界于8月20日在民众教育馆召开茶会,招待曹禺,主持茶会的是曹禺的老朋友戴涯,他们又在这里重逢了。

西安,是他这次旅行的重点,他在追寻李白和杜甫的足迹。骊山脚下,大雁塔旁,都曾留下他的身影。他到西安东南郊采访过乐游苑的遗址,也曾在“长安水边多丽人”的地方流连过。他在江边体察杜甫在这里写下的《哀江头》中那种“少陵野老吞声哭”、“黄昏胡骑尘满城”的历史情景,不禁使他联想起今日日本铁蹄蹂躏下的祖国的现实。

来到兰州,则是别样的景象了。湍急的黄河穿过这狭长的城市,黄河两岸都是光秃秃的山,城区就夹在里边。浑黄的河水,光秃的黄色的山峦,狭长的城市,给他的感觉是一种悲凉的感觉。战时,这里成为一个战备物资和人员的转运地。苏联援助的物资,进疆的旅客,都由这里转运。在兰州停留期间,找到他的故识舒联莹,并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美国人谢维司先生,她是准备去延安的。中央社驻兰州记者,特地招待了曹禺和陶孟和,这些,使他们还算不感到格外的寂寞。紧接着,他沿着河西走廊向嘉峪关进发。

一出兰州,不到半天,就看到祈连山了。在车上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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